自从抗生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明以后，西医有了一种新武器，中医在内科领域所拥有的优势已大不如前。西医出身的张公让先生，1960年5月间曾在《中国新医药》第五十一期发表《二十年来中西医在香港之消长》一文，文章指出：“据老一辈的医界一般意见，二十年来中西医在香港是中消西长。二十年前每一条街道，都有很多中药店，西药房则寥寥无几。但是二十年后则中药店日渐减少，西药房则日渐增多；中医生的生意也是如此，中医生的生意日渐减少，西医生的生意则日渐增多，尤其是西医廉价诊所设立以后。”
香港中医多用学徒式传授新人，战前潘陆仙、陈伯坛、陈庆保等人都曾设帐授徒，但设备简陋，教材贫乏，无法与今天中国内地、台湾的中医学院相比。中医团体公开设中医药讲座，最先由香港中华国医学会(香港中医师公会前身)卢觉愚等人提倡。香港的中医学院多在夜间上课，战后成立的中医学院有多间，包括王道、汉兴、现代、复旦、香港及各中医师公会附设的学院等等。现在硕果仅存的除中医公会会立学院之外，仅得中国国医学院、菁华中医学院两家，历史也最悠久。九十年代初期，第一家全日制的私立香港中医专业学院(佛教法住学院附属机构)正式诞生，另一所由香港中医学会附设的中医学院同时成立，学院还设有专修课程。
战后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中药研究中心。中文大学校外进修部多次举办过中医药课程，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近年亦设办中医药证书课程，有些中医药团体经常举办中药展览，市政局图书馆长期与中医团体合办中医讲座，新近成立的香港科学馆也有中草药、针灸部份材料展出，对扩大中药的影响有一定的作用。
五十年代初期，内地著名中医学者大批涌到香港定居，南北人材荟萃，这是香港中医人材最鼎盛时期。1953年间，香港中医界首次与国际东方医学者展开交往，当时西德针灸学会副会长许米特博士(HeribertSchmidt)东渡日本，投身汉医大家大敬节门下，以一年时间学习中医《伤寒论》。是年3月途经香港返国时，香港中医药团体联同在湾仔英京酒家作出盛大欢迎，中医药界人士逾千人赴会，情况非常热闹。香港报章更以相当大的篇幅连篇累牍报导许米特博士此次访港的新闻。《星岛日报》有一篇特稿，题目是《是抬头的时候了》道出了中医界几十年来蕴藏在心上久而欲吐的郁闷。
1955年4月2日至3日，日本东洋医学会在日本京都大学召开第六届学术大会，香港有些中医团体首次接获此类国际学术大会请柬(注：大会用个人名义发出的请柬，香港中医界共有张公让、陈存仁、谢永光、罗世民四人接到此项邀请)。从五十年代开始，香港已逐渐成为国际重要商埠，国际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五十年代中期，香港针灸界邀请日本针灸名家中谷义雄博士一行十人来港讲学，为港日两地学术交流奠下基础。1973年9月27日至29日，第三届世界针灸学术大会在韩国汉城举行，香港首次派出一行廿多人由谢永光教授率领的代表团参加，此后香港的中医界不断组团至国际展开交流活动，但以这一次为嚆矢。
七十年代由于世界掀起“针灸热”，加上此地一位脑科西医创造针刺戒毒成功，引起世人瞩目，为中医针灸界带来一片空前未有的兴旺。短期培训针灸班的设立，有如雨后春笋，不少外国人专程来香港取经。
虽然针灸的疗效已被世界卫生组织(WHO)承认，根据最新报导，针灸已传播一百三十个国家，但香港的中医针灸专家还未获得应有的地位。1985年7月16日至19日，世界卫生组织在香港召开“针灸穴名标准化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中国针灸学会派出庞大的代表团由鲁之俊会长率领来港主持会议。作为东道主的香港，有关当局推派出席的代表只是西医，并非对针灸学独有专长的中医。
七十年代末期，内地开始推行开放政策，八十年代中国内地与香港中医界的学术交流增多。1984年8月香港中医界首次参加全国第二届针灸针麻学术研讨会。1985年谢永光应邀参加中国中医研究院三十周年院庆，同时应该院图书情报中心三届学术年会之邀在会上作专题报告，这是香港中医首次上北京作学术交流。1986年11月20日至22日，中国中医研究院在北京召开中医证的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少数外国学者被邀请参加，香港方面有谢永光、刘祚田两人被邀请出席。1987年12月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在北京召开第一届世界针灸学术大会期间，谢永光应中华医学会、苏州医学院邀请作专题报告。1990年11月全国第一间针灸陈列馆在长沙市湖南中医学院成立，谢氏被聘为针灸陈列馆顾问兼湖南中医学院客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