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医对急病的研究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也取得了一些可喜的进展。1954年，石家庄地区运用温病理论和方法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取得了显著疗效。此后，急病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如对急腹症，冠心病、流行性出血热等治疗都获得了一定的疗效。但前景并不十分乐观，由于西医在我国迅速发展，使中医治疗急病这块阵地逐步缩小。又由于在对待中医问题上存有偏见，有失误，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倍受摧残，中医急病机构受到严重破坏，中医院不设急诊室，中医大夫不值急诊班，抢救急重病人中医大夫不参加。这种状态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中医只能治疗慢性病的局面。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西医在医疗上的布局不仅合理，且较完整。尤其是急救措施方面，有其优势。中药剂型、给药途径明显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而落伍。
1983年11月，卫生部中医司在重庆召开了全国中医急症工作会议，专题讨论如何开展中医急症工作，提出了《关于加强中医急症工作的意见》。明确了中医急症工作的方向和目标。随后，在1984年，全国成立了七个急症协作组，即高热(南、北方组)、中风、厥脱、血证、痛证和剂刑改革组。这是五十年代以来对中医急病采取的重大举措。
以中风病为例，1983年全国首届中风病学术研讨会，制定了“中风病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标准”定中风病名，别称卒中，相当于西医的急性脑血管病，并提出病类与证名联合的辨病分证诊断方案，即将中风先分为中经络和中脏腑两大病类，然后再分为九种证候。其病名诊断举例为：“中风病、中脏腑；痰热内闭心窍证”，中风病名诊断经全国30多个医疗科研单位2200多例患者的反复临床验证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
中药剂型及给药途径的改革是中医治疗急病的关键。传统剂型有丸、散、膏、丹、汤等。给药途径主要经口服。这些剂型及给药途径，在临床急救时往往受到一定的限制。且体积、容积较大，吸收慢，使用不方便，难以收到速效，高效的效果。尤其对小儿及无法口服给药的患者难以接受。1983年以来，卫生部中医司及后来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科委加强了中药剂型改革工作的领导，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工艺，生产出多种新剂型，如片剂、浸膏、合剂、冲剂、气雾剂、针剂等，以及多途径的给药方式，特别是静脉给药，大大提高了疗效，缩短了疗程，使得原来采西药急救治疗的急病，如高热、败血症、感染性休克、心律失常、急性肾功能衰竭等也能用中药治疗。
自1983年以来全国中医急症协作组和剂型改革组，共研制40多个中医急症新制剂。其中如厥脱症协作组的参附青注射液、养阴增液注射液、升压灵注射液、参麦注射液等系列制剂，通过了临床验证，显示了中医治疗厥脱症的优势。
1990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制定了《中医内科急症诊疗规范》，对中医急病诊疗评定标准作了明确规定。1992年2月中医管理局在广州，召开了全国中医急症工作会议，制定了《全国中医急症工作五年计划》及《加强全国中医急症工作的意见》。同年，扩大全国中医急症协作组，设中医急症奖励基金。修订《中医内科急症诊疗规范》(第一辑)。随后相继出版了《中医急诊医学》、《中医内科急症学》等急症专著。
1993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为促进中医急症工作开展，组织专家对部分已正式生产的中药制剂进行论证，筛选出15种列入首批全国中医医院急症室必备的中成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