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会医药事业的扩大(1861—1899)
巩固主要城市的工作
(1)广州：早先由伯驾医生开创的广州眼科医局,在战争中被夷为平地。1858年底，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美国传教医生嘉约翰便再度踏进广州城，开始他在中国长达40余年的行医生涯。嘉约翰抵广州后，即在南郊增沙街租下一间店铺，加以改造和装修，粉刷一新，使之适和于医疗。1859年1月中旬医院开业，正式命名为博济医院。在这所中国早期著名的教会医院里，嘉约翰自任院长长达44年。中国医生黄宽，在英国留学获医学博士于1858年回到广州，在金利埠仁济医局(属伦敦会)任医生。博济医局开张后，应嘉约翰之邀，黄宽常到医院给病人施行外科手术和会诊。
博济医院的业务发展甚速，渐渐增多的病人使原有病房的容量已经不能适应。嘉约翰为此在广州毂埠又寻觅得一块地皮，当作扩大医院规模的新址。博济医院新址自1863年开始基建，到1866年完成，10月开诊收治病人。博济医院尽管规模迅速扩大，但其病房设施非常普通，当医院仍然难以满足病人需要时，附近的民房和礼拜堂就被当作临时住院处。
若没有象黄宽这样的中国医生鼎力相助，博济医院恐怕难以维持下去。因为嘉约翰由于自身的健康和在美国家属的病人等原因，需要不定期回国。此时医院的管理和医务责任就落到中国医生的身上，中国医生和助手也因此有独立作主的工作机会而进步长足。当嘉约翰1867年因上述原因回国休假时，全部医疗工作和管理由黄宽及其学生掌管。黄宽主持施行了包括17例膀胱结石在内的多种相当困难的外科手术，他的助手则承担所有的小型手术和大部分眼科手术。
对病人索要费用的问题渐渐引起各方的注意。教会医学杂志发表了各方教会医生的讨论，分歧者各执所见。少数医生反对收费，根据是他们的病人大多是穷困潦倒的平民，而且现在仍应遵循早期传教先锋开创的慈善治疗的原则；主张收费者也有他们看似正确的理由，首先免费治疗不能招来有钱人和有势力的人；其次，即使免费药物也未必完全得到病人的信任。后者拥有更多的赞同者，收费看来已成趋势。对穷人一如往常免费诊病，但医院的牧费普遍很低，由此得到的收入纳入机构的日常开支。
嘉约翰使博济医院获得极大的发展。医院在广州一带业已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医务工作格外繁重，除此之外，还要研究教学、编写教科书、设计和筹划医院将来的发展等等。嘉约翰欲使他这所广州最早的西医院，在广州乃至中国成为教会医院之模范,为此他殚思竭虑，医院的宗旨在他心目中是清楚的，如1838年2月21日，在广州成立中国医学传教会时，由郭雷枢、伯驾和裨治文联名签署的宣言所宣称的那样，是要“鼓励在中国人当中行医，并将我们的科学、病例研究和科学发明等有用的知识，拿出一部分与他们分享。……希望我们的努力将有助于消除偏见和长期以来民族情绪所导致的隔阂，以此教育中国人。被他们歧视的人们，是有能力和愿意成为他们的恩人的。……我们称我们是一个传教会，因为我们确信它一定会促进传教事业。……利用这样的代理机构，可以铺平通往更高处的道路，赢得中国人的信任和尊重，这有助于把我们同中国的贸易和一切往来，达到所期望的更高地位，还可以为输入科学和宗教打开通道。我们可以表明的第一个利益是，将医学科学移植中国，可能会产生积极的效果。……第二个利益是，以此收集情报，对传教士和商人均有较高的价值。……因为只有这样的场合，可与中国人民交往，可以听到大部分真实情况，回答我们许多问题。……因为一个病人在医生面前，往往是坦城相见的。”由此可见传教医生在中国并非限于医学慈善活动，还有着宗教、政治、经济等目的。
(2)上海：上海由于它所具有的优越地理位置和日渐显现的在政治经济上的重要地位，吸引了西方各国传教团源源不断地向人口迅速膨胀的上海城派遣教士和医生。1844年，英国伦敦会的洛克哈特，关闭了舟山诊所后，转移到上海，在南门人口稠密的居民区开设诊所。1846年在中国医学传教会香港分会资助下，诊所迁到上海北门刚刚落成的楼房里，定名仁济医院。
据仁济医院名誉外科顾问贾米森医师的报告说：在1876年。医院“所有严重的外科手术均在无菌情况下进行。仁济医院开创了外科消毒法在中国的最先应用。仁济医院是上海第一个教会医院，随着仁济医院的成功创立，其它教会纷纷进入上海办诊所、医院。1866年汤姆森牧师(ThomsonEH．)和美国圣公会共同出资，在虹口文监师路与百老汇交汇处租赁中国民房作诊所，起名同仁医院。
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看到上海仅有两家外国医院，且远远不能应付日趋增多的病人，遂于1864年在上海租界外滩街办法国医院。1877年迁至苏州河北岸，改称公济医院。1880年，美国圣公会建上海虹口医院(后称圣路加医院)，文恒里医师在此任职。不久，医院接受了郭实腊医院董事会提出与圣路加医院合并的建议，创建郭实腊医院。医院合并后实力大增，业务范围也渐渐扩大。1888年，又购买医院前面的空地，增设妇孺医院，分别由哈斯列(HaslepM．)和盖茨(Gates MJ．)医师主管。除极贫穷者外，其他病人一律收费。
在1885年6月左右，在上海从事医疗工作的还有两名女医务人员。最初，美国圣公会传教士莱芙斯纳德(ReifsnyderE.)医师，于1883年抵达上海，第二年春天，在旧城开一小诊所，两个月后关闭。旋即她又与第一个来华的美国护士麦基奇尼(MckechnieE．)合作重开诊所，对需要入院者转圣路加医院。后来她俩募集得一笔总数达12000元的捐款,用于在上海城西门外徐家汇建起一个有20张病床的医院——威廉森医院(WilliamsonM．曾为该医院捐款，为纪念她，称威廉森医院，中国名为：西门妇孺医院)，1885年开诊。
公共卫生的进步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是1880年租界成立卫生处，第二是由传教士提出用自来水作为饮用水的建议。此前上海人惯用的水源取自于黄浦江和苏州河，取来河水后，放入缸内用明矾沉淀，煮沸后饮用。
(3)北京：1861年，洛克哈特以英国公使的私人医生的身份进驻北京。1857年底，这位上海仁济医院的创建者辞去职务，回国休假，由合信医生接替仁济医院。此时正值英、美、法、俄四国向清廷施压，要求“修约”，遭到拒绝后，发兵北上引起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无奈，被迫订立天津条约。洛克哈特在英国闻讯后，极力要求英国派遣更多的传教士到中国去，扩张传教势力，此建议深得英国政府的赏识。1860年，中英订立北京条约，任命洛克洽特为英国驻华使馆的高级医生，立即赴命。1861年洛克哈特终于来到北京。他一方面为英国使馆人员治病，监护英国公使的身体健康；另一方面又与伦敦会总部联系，表示愿意帮助教会传教团在北京开设一所医院，为中国人施医给药和传教。经过积极的策划和筹备，北京施医院终于开门施医，由洛克哈特兼管，成为近代北京第一个西医医院。
1864年，由于健康的原因，洛克哈特不得不再度回国，北京的工作交卸给伦敦会另一个传教士德贞医生。
德贞掌管施医院后，门诊人数未减。1865年，英国使馆收回属于使馆的施医院用房，德贞的医院迁至东城米市大街一座佛教寺院。新址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院落大门直通大街，对传教和招揽病人极为有利。原有房屋经过修缮和粉刷，面目一新。新院有病床30张，医院正门旁树立了两杆70英尺高的旗杆，因此得俗名“双旗杆医院”。院内原有一块重要的石碑，上刻施医院奠基的日期以及基督教新教进入北京传教的情形。石碑后来移至文海大楼后院(这里曾是新协和医院学生宿舍)。由于医院条件改善，加之伦敦会重视这个开局颇好的医院，给予资助，使医院在北京颇有影响。
美国卫理公会1875年派遣医生来北京。毕业于美国费城女子医学院的库姆斯(CombsL．)到北京后自办诊所，后来，与戴维斯(DavisG．作库姆斯的助手)办了一所35张床位的妇婴医院。1877年工作交移霍华德(HowardLA．)医生。在1900年以前有多名外国医生到此工作。医院虽然建在普通民房里，但手术室的房间颇为讲究，地板是透水性能良好的上等砖块，四壁光洁白净，手术台是木制的，但灯光设备欠佳，若晚间有紧急手术，只好使用自制的简易灯照明。
1879年，美国长老会在北京开诊所，1886年办安定医院。1889年，英国圣公会到北京也开有一间诊所。
教会医院向大城市以外的城镇延伸
鉴于条约中传教条文的有关规定，传教士可随意到中国的各省市建教堂和传教。所到之处，均有教堂和医院作为教士在此驻扎的标志。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宗或不同宗的传教会，有时几乎同时进人中国的同一个省市和地区，各派传教士竞相扩展传教地盘。
1866年伦敦会医生到达汉口设诊所，1868年伦敦会建天津诊所，1869年天主教在杭州设圣文森特(St．Vencent)医院，1869年爱尔兰长老会医师在东北营口从事医疗活动，1870年圣芳济会在宜昌设有诊所，1871年美国长老会医生进入山东登州，同年，英国浸礼会、苏格兰联合长老会的医生开始在烟台活动。1874年美国美以美会在九江创办医院，同年，美国圣公会医生进入武昌。1883年重庆有了美国圣公会的诊所，而同年美国公理会医生在山西太谷县开创医疗工作。1885年美国长老会建山东济南诊所。同年，美国基督教纽约长老会在海南海口建福音医院。1890年以前，北京通州、张家口、太原、南京、潍坊、成都、福州、北海、常德、长沙、汕头、温州、扬州、苏州、石家庄、保定、青岛、南昌、无锡、芜湖、开封、吉林、沈阳、西安、兰州、云南、贵阳均有教会医生涉足其间；总之，教会医药事业遍布中国南北大地。这些医院虽然数量不少但规模一般不大，即使是正式医院，其收容能力也极为有限。
二、教会医药事业的趋于繁荣
概况
义和团运动使传教士深感单纯传教和办医院，并不能改变中国人民，唯有教育才是至高无上，因而改变在华策略，视大学教育为首要目标。如果说1900年以前的50余年是教会医药事业的开拓阶段，那么1900年以后的头20年，教会医学事业的发展却日如中天，迅猛异常，其重要特征是教会大学蓬勃兴起，教会医学校在各地出现。如广东女子医学校、北京协和医学堂、汉口协和医学校、济南共和医学校、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福州协和医校、沈阳教会医学院、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系、湘雅医学校。除上述重要医学校外，尚有山西川至医学校、北京中法大学医学院、女基督教徒医学院(上海)等数所。据1913年的统计，教会医学校学生500人。1915年统计，在华教会学校23所，各类护士学校、药学校、助产学校36所(参见医学教育章)。
教会医院的增长虽不及医学教育显著，但是，1900年后的头10年，一些原著名的教会医院业已全部重建，而且利用部分庚子赔款，原有的医院几乎均建在现代化的建筑里。1900年以后，在华有传教事业的外国差会达130多个，其中半数以上是在1900年后才进入中国的。这些新到的传教团也进行医学活动，所以教会医院诊所星罗棋布，数目大大增加。据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的统计，教会医院业已遍及全国20多个省区达166所，诊所241个，教会医生301(男207女94)。到1915年，医生数量达383人(男277女106)。1921年的统计表明，主要省区均有教会医院，具体是：河北：医院24所，独立药房(即不在医院内)7个；安徽：医院8所；浙江：医院19所，药房9个；福建：医院41所；河南：医院16所，独立药房11个；湖南医院18所；湖北：医院27所，独立药房8个；甘肃：医院2所，独立药房12个；江西：医院12所，独立药房19个；江苏：医院34所，药房6个；广东：医院39所；广西：医院4所；山西：医院11所，药房12个：贵州：医院3所，独立药房6个；东北三省：医院25所等。1936年《中华年鉴》统计，全国20个省有教会医院426所。
主要城市的教会医学活动
(1)广州：1898年，嘉约翰在广州花地建起精神病院，这是中国第一所用西式疗法的精神病院。1920年以后，广州的公共卫生和预防疾病运动全面发展。1921年，奥尔特(OldtF．)医师在博济医院内设公共卫生科，主要意图是：第一，推动沙眼病的普查和治疗，第二，为根治钩虫病开展治疗学方面的研究。1926年，因为时局变化医院关闭。1929年时局稳定，奥尔特再度返回重新工作，并对钩虫病继续研究。1921年，广州基督教会组织了一次针对性病的普查和治疗的运动，奥尔特是这次运动的负责人之一。
(2)上海：1908年，上海成立圣玛丽医院，创办者为巴黎天主教慈善姐妹会和主教帕里斯(ParisP．)。初期仅有四个中等大小的房屋和少量病床，1935年医院建筑扩大，拥有70张病床，属于上海震且大学医学院的临床医院，并在姐妹会的协助下，增设了一个护士学校。
(3)北京：天主教于1900年设立天主教医院，由数名修女和法国医生主管，为传教士、天主教神学校等学生治病，兼治一些穷人。1902年东交民巷西口的法国医院建立，床位34张，有一个门诊部，放射科，电疗室和药房。1902年，美国长老会于安定门内二条胡同重开道济医院，1903年，美以美会于哈德门和东交民巷拐角处，开霍普金斯纪念医院，由美国的马萨诸塞州霍普金斯捐款修建。后来，此院增建结核病疗养院。1904年，天主教再开东单病院，床位60张，收容对象是贫穷的老年男女病人。1906年，英国圣公会也于北京开圣卢克医院及诊所。
1921年夏，北京开始在高等院校中开展卫生教育运动，由北京教会医学会指导，设在北京大学中的执委会直接负责。在举办的暑期学校里，由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学生作关于公共卫生的演讲。在这个活动影响下，北京于东城设卫生中心，一方面推动首都公共卫生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协和医院学生的训练基地。此外，1921年由伦诺克斯(LannoxWMC．)医生编纂了一本庞大的著作，书名为《在中国的教会家庭的健康》，是作者在对1300个教会传教士和教徒家庭的调查后写成。
三、教会医学事业地位的改变
教会医学教育的变化
1925年发起全国范围的收回教育主权运动，反对“外国文化侵略”的呼声日渐高涨。1925—1928年间，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多次发布命令，要求教会学校向中国政府注册，然后方可给予承认。1925年，政府对宗教教育颁布法规，法规的核心内容包括：学校校长必须是中国人，学校董事会应有超过半数以上的中国人，学校必须承认教学的目的是为教育，不得以传播宗教为宗旨，不得将宗教科目列入必修课，取消强制性宗教教育。
20年代后，教会不断地改变政策和策略。在华教会普遍推行普及和集中双管齐下的方针。在医药和教育上则实行集中政策，即集中使用人力、物力和财力，办好几所大学和医院，使之成为在中国可资称颂的典范。
30年代以后，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加重了教会在华事业的困难。事实上，30年代后，欧美教会总部对中国教会的经济负担和其他责任正在逐年减少，来华传教士也越来越少。1920年，在华传教士8000人；1932年，是6150人；1936年减至4250人，近乎1920年的半数。据中国基督教协进会1936年的报告，中国教会所得到的经济援助，普遍减少1/3，个别教会甚至只有原先的1/2。这是形势的改变，迫使欧美差会改变政策的结果。
教会医院地位的变化
受上述因素的影响，中国教会也要求教会医院迅速本土化、中国化，移交医院管理责权。30年代前后，这种要求变得更为强烈，在教会医院内部逐渐形成医院自给自立运动，医院领导权的交接势在必行。教会医院的地位，不论是医疗还是传教的作用均在悄然变化。
另一方面，就外国差会自身而言，在华传教事业不仅受中国时局变化的影响，同时还受到差会本国形势的左右。1914年，欧洲战争爆发，各方交战持续4年，在华西医士和护士大多回国述职。世界性经济危机，迫使差会减少在华的传教津贴，招聘医生在华服务更感困难。由于差会减少了医院的经费和津贴，来华西医士逐年减少。与此同时，政府医院以及各种公立私立医院的出现，对教会医院形成竞争的局面。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教会为医院未来10年作了规划：第一，缩减医药事业计划；第二，集中精力于几个重要的大城市建设医药事业。惟有高标推的大医院，方可接受外国津贴；有能力办医学教育的医院可单独募集基金。至于单纯治疗的医院，不妨联合共办。对于无法维持者，应从速关闭。
医院内部的传教工作，在医院各项业务中占据何种地位，已成为教会必须正视的问题。基督教入华初期，医药事业堪称首要工作，是传教的先锋。但是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形势与基督教来华初期已大不相同。支持医药为传教工具这一看法的医生认为，有病之人最需精神上的慰籍，因此乐于接受福音。与之相对，有医生认为，医生的职责当在于医疗和救护，医院的工作已经使医生无法分身，负担沉重，无理顾及布道工作。倘若分心兼顾传教，势必影响医疗业务。所以医院布道工作当有专门的传教士担当，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在许多教会医院里，西医士正在逐渐改变从前以医院为传教工具的态度和作法，而把医疗工作的质量和效果放在诸项工作之首位。教会医院的世俗化已成为了一种必然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