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以钱乙为代表的儿科医家在儿科学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11世纪北宋政府设立的太医局中有“小方脉”即儿科。针对当时社会情况，政府还颁布了一些有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法令，乾德四年(962)，诏令“士庶敢有阉童考，不赦”(《宋史·太祖纪))；淳佑九年(1249)又创“慈幼局”，收养道路遗弃的初生婴儿。这些措施对保护儿童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儿科著作空前丰富：这一时期的儿科著作相当丰富，主要有董汲《小儿斑疹备急方论》（1093）；钱乙《小儿药证宜诀》(1119)；阎季忠《阎氏小儿方论》(1119)；张涣《小儿医方妙选》(1126)；《幼幼新书》(1150)；无名氏《小儿卫生总微论方》(13世纪初)；陈文中《小儿痘疹方论》(13世纪中期)及《小儿病源方论》(1254)场土瀛《婴儿指要》等，其中尤以钱乙和陈文中的学术影响为最大。此外，《太平圣惠方》和《圣济总录》两部方书中也包含有丰富的儿科内容。
(二)儿科基础理论之发展：钱乙在《小儿药证直诀》卷上中明确指出：小儿有“脏腑柔弱，成而未全，全而未壮”，“气血未实”的生理特点，和小儿得病后“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的病理特点，在治疗上强调以“柔润”为原则，顾护小儿正气，侧重小儿脾胃和肾脏的调养，反对“痛击”、“大下”和“蛮补”。钱氏提出的这些学说，对于小儿病的证治有极为重要的临床意义，并很快为广大医家所接受，产生很大的影响。
(三)儿科诊断技术进步：钱乙结合实际提出了简要的小儿脉诊和望诊。钱乙把小儿脉法归纳为六种：即脉乱下治、气不和弦急、伤食沉缓、虚惊促急、风浮、冷沉细等，化繁为简，方便临证运用，钱氏望诊包括“面上证”和“目内证”，所谓“面上证”是以面部不同部位分候五脏病变，所谓“目内证”是根据目内色泽、光采来诊断五脏的虚实寒热，钱乙还注意将面色与其他治法结合，以便更准确地对病症进行鉴别诊断，如同为头身发黄的病症，钱乙认为如果“一身尽黄，面目指爪皆黄，小便如屋尘色，看物皆黄”属黄疸；如果“面黄腹大，食土，渴者，脾疳也”；如果“自生而身黄者，胎疸也”，这里已将引起头身发黄的传染性肝炎，肠道寄生虫病、新生儿黄疸等区分得相当清楚。钱乙提出的上述诊断方法，至今对儿科临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继唐代王超小儿指纹法之后，宋代许叔微在《普济本事方》中记载了指纹法，记述小儿虎口的色泽变化与疾病的关系，如“紫风红伤寒，青惊白色疳，黑时因中恶，黄即困脾端”，至《幼幼新书》则进一步提出了虎口三关指纹法，这种诊法是将食指近辈端向指端的三节分别称为风关、气关、命关。指纹颜色主候疾病性质，指纹显现在“三关”预示疾病轻重，即风关病轻，气关病重，命关病危。
钱乙根据《内经》及前人关于脏腑辨证理论，提出儿科五脏辨证法，把五脏与一些儿科疾病直接联系起来，如心主惊、肝主风、脾主困、肺主喘、肾主虚。并用寒热虚实来判断脏腑的病理变化，继以制定五脏补泻治疗法则，指导临床遣方用药。如心热用导赤散，肝热用泻青丸，脾热用泻黄散，肾虚用六味地黄九，脾虚用益黄散等等。这种辨证法，执简驭繁，提纲挈领，大大提高了儿科辨证论治水平。
(四)疾病认识水平提高：对麻、痘、惊、疳等小儿病症有较为深刻的认识，钱乙细致描述了小儿麻疹初期的表现，并指出其即“天行之病”。《圣济总录》认为该病“或遇时疫”所致，《小儿痘疹方论》则指出是“因时气”而发，从而在病因学与发病学方面进一步明确了麻疹性质和特点。此外，开始注意发疹性疾病的鉴别，在小儿发疹性疾病专著《小儿斑疹备急方论》中，将麻疹与天花分别称为疮疹与痘疮，在临床上已能较清楚地加以鉴别，在治疗上，一般初期常用解肌透表法，使麻疹由里外透，如麻疹陷落，则采用清热解毒和补气托毒的治法，反对轻率使用热药。具体用药上，选用胡荽、升麻、芥穗等透疹效果好的药物，并注意病儿的护理，这些都为后世所推崇。
宋代专论发疹性疾病的医书，如《小儿斑疹备急方论》、《小儿痘疹方论)、《小儿痘疹论》等，对天花都有论述。并能较正确地与水痘相区别。相传十世纪宋神宗时我国已发明人痘接种术，成功地预防天花。
两宋时期，对惊风的认识有着明显的提高，宋以前，对小儿抽搐一类疾病统称为惊痫。至宋，《太平圣惠方》卷83首次提出了惊风的名称，并将惊风分为急惊风、慢惊风两大类，详细描述其病因病理、临床症状，关于惊风病因，钱乙认为除了大惊之外，发热是急惊风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慢惊风则大多是吐泻之后由脾胃虚损引起。至于治疗，《太平圣惠方》对急惊风提出清热、豁痰、熄风等治则。钱乙等医家又有镇惊截风、止搐、解毒等治法。对慢惊风则以温补镇惊为总则。在用药方面，《幼幼新书》开始试用新的镇惊药蔓陀罗，为治疗小儿惊风增添了新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