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教授早年攻读西医八年，后又学中医三年，承中西医名医点拨，熟谙中西二套医学模式，且数十年精业于中西医结合的教学、科研和临床。他常以实践体验告诫学生：中、西医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扬长避短，衷中参西，才能使中医的内涵得到新的扩展。
西医近二百年来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寻找疾病发生的原因，从器官到组织、细胞，又从细胞进入了亚细胞结构、基因、分子的超威结构水平，从生物物理到生物化学，详尽地探知了人体的生理和病理机制，因此西医对大多数疾病的发生和发展都有客观的认识。西医是以对任何一种疾病都须尽力弄清病原(体)、病位及病理改变，并以杀灭病原体，消除致病因素，纠正病理改变的“因果决定论”为治疗主导思想；它认为任何疾病都是由一定原因引起的，相同的病因必然引起相同的疾病，治疗则是针对不同的病因采取不同的特殊方法。如咳嗽，或确诊为大叶性肺炎引起的，则用青霉素等抗生素治疗；若确诊为肺结核引起的，则用雷米封等抗结核药物治疗；若确诊为肺肿瘤引起的，则用手术或抗肿瘤药物治疗。诚然，西医的诊疗思想有诊断与治疗一体化、规范化，且重复性强等优点，但是，由于现代还有许多属于个体医学多脏器疾病，病因复杂隐匿，疾病的发生和变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牵制，涉及脏器广泛，因此用固定的、规范的生物医学模式的诊治方法往往难以取得成效。同时，这种方法又往往容易忽视人体自身的防卫抗病能力和自我修复的主动性。人体是一个复杂的、有着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所以单纯地依靠因果决定论来认识它，并以此来治疗疾病，是有一定局限的。
西医学之短，恰恰是中医学之长。中医的理论核心是整体观和辨证论治。“整体观”将人体视为一个开放着(与自然界相统一)的、进行着有序的生理活动的整体功能系统。人体的五脏六腑不是独立存在的结构单位，而是通过经络气血与全身各部的器官、组织联系在一起的，互相协调，互相制约，发挥着生理功能。“辨证论治”是指一旦由于人体内在或外部原因，诸如气候、地理、乃至社会活动等各种因素对人体本身，包括心理、体质，以及使脏腑的影响，出现整体不协调的一系列症状和体征--“证”，通过辨识“证”，然后采用中药或其它手段调整整体的不协调，动员人体自身的抗病机制，恢复脏腑间的调控能力，最终达到“证”的改善。辨证论治具有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的特点，还可以在不同的阶段作动态处理。整体观是中医的指导原则，辨证论治是整体观在中医诊断和治则上的具体体现。中医的“上病下取”、“下病上取”、“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等方法都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但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医学检测仪器的不断发达，一些疾病往往在毫无自觉症状时的初萌阶段就被发现，或有一些疾病经过治疗后临床症状得以缓解，但是客观检测指标仍然显示异常，如果一味地囿于辨证，难免误诊或漏诊，所以中医的医学模式就此来说也是有其局限性的。
中医要发展，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邵教授主张中医的辨证论治要与西医的辨病相结合。这是因为，由于人的体质不同，发病时的脏腑功能状态不同，无疑会整体的外在反应不同，因此，中医的“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反映了疾病的“个体”；而西医“病”的确立，是以客观的临床病因病理学为基础的，所以，它反映了疾病的某些“共性”。辨“证”和辨“病”的结合，实际上是“个性”和“共性”的结合、主观和客观的统一。衷中参西，扩展了中医的传统内涵，使中医更具生命力。譬如邵教授在治疗肺结核病时发现，慢性纤维增殖型肺结核，由于病灶内有干酪样坏死，外有增殖纤维包裹，造成血液淋巴运行受阻，仅按辨证论治治疗难以取得全效，因此，他参照西医的病理，结合中医“祛瘀生新”的理论，在原有的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加入了具有活血化瘀作用的药物----丹参，使疗效得到明显的提高。又如邵教授在治疗慢性阻塞性肺气肿时指出：在看到患者由于长期的呼吸困难，气道阻力逐渐增加，心脏负荷加重使静脉回流受阻，出现下肢和面目等部浮肿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到患者的肺间质和气管粘膜水肿存在，而肺内的水肿势必加重呼吸机能的减退，用温阳化饮、利水消肿的中药不仅可以消看得见的颜面、肢体浮肿，也可以利外表看不到的肺中之水饮，使得水清饮除，肺野清轻，气道通畅，从而可以减轻心脏的负担，改善血液循环，缓解慢性阻塞性肺气肿的临床症状。可见中西医结合不是单纯的简单组合，而是有机地将西医的理论洋为中用，使传统的中医辨证论治内涵更具有现实意义，提高了中医的疗效。对中医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