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肾本质研究为核心，发扬中医整体调节优势

沈教授自50年代始,从异病同治方法中找到肾阳虚证的物质基础¨D¨D尿17羟含量低下,初步说明肾的功能的变化是有物质基础的,同时亦提示维持人体肾上腺皮质激素正常地合成、分泌、代谢很可能是中医肾的一项重要功能,这一发现是开创了中医脏腑本质现代研究的先河；60年代按照逆向思维方法逐步证实肾阳虚证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存在不同程度功能低下,表明了“证”亦是有物质基础的,对中医证本质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到70年代在垂体－肾上腺轴变化中创立“阴阳常阈调节论”学说，阐明阴阳对维持或调节机体动态平衡作用机理同时论述阴阳平衡须建立在正常的阈值之上,证实阴阳有其物质性及其规律性；80年代再从同病异证组的对比方法中论证肾阳虚证的下丘脑－垂体－甲状腺、性腺轴也存在不同层次功能紊乱，证明了肾阳虚证不仅表现为肾上腺轴功能紊乱,而且在多个靶腺轴的不同环节有不同程度的隐潜性变化,由此推论肾阳虚证的主要发病环节可能在下丘脑或更高中枢。同时以老年人和肾阳虚证者在两个靶腺轴上的对比研究结果提出衰老是生理性肾虚、未老先衰是病理性肾虚的学术观点，这一观点对补肾药抗衰老研究提供新思路与方法;90年代最终引进当今最先进的分子生物检测手段,以三类不同药物验证的对比方法,确立肾阳虚证调控点定位在下丘脑（或更高中枢）,这一观点再一次论证了“肾阳虚证”有特定物质基础。同时也阐明中医基础理论科学性，增添中医说理的工具,更重要是促进中医现代化的发展,使中医能用科学的语言与世界医学交流,使中国传统医学走向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