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医学在治疗疾病时所应用的法则有汗、吐、下、和、温、清、消、补等八法。导师将此概括为扶正与祛邪两大类法则。因疾病的发生与正气的虚弱有着密切关系。如《灵枢·百病始生》篇谓：“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因此在防治疾病的过程中，导师提出了扶正与祛邪辨证运用的理论体系。导师指出祛邪不能离开扶正，因为扶正能调动机体的积极因素，调整机体的阴阳平衡，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扶正不能忽视祛邪，因为祛邪能消除致病因素，如前人有“正足邪自去”“邪去正自安”之说。
钱师指出肿瘤疾病是一种全身性疾病的局部表现，与整体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因此，对肿瘤治疗必须注意辨别阴阳气血的盛衰和各个脏腑经络的虚实以及邪正双方力量的对比，从而确定治疗方法。扶正是为祛邪创造必要的条件，祛邪是为达到保存正气的目的，临床上必须权衡扶正与祛邪的轻重缓急，不能片面地强调用有毒的，峻猛攻逐的药物企图一下子消除肿瘤，这样势必损伤正气，影响人体的抗病机能；反过来，如果片面地强调只用扶正药补药，不用攻药去消除肿瘤的话，那么就会姑息养奸，不仅不能使肿瘤缩小，而且会使肿瘤得以增长，因此，在治疗中钱师反复强调既要扶助正气，增强患者自身的抗病机能，又要祛除病邪，使癌肿在体内逐渐缩小和消失。扶正与祛邪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二者不可偏废。
钱师认为扶正与祛邪的辨证应用，是治疗疾病取得疗效的关键。以往治肿瘤一般是早期攻邪为主，中期攻补兼施，晚期以扶正为主，而导师并不拘泥这一规律，认为早期也应补，晚期也应攻，全赖病情的标本虚实，轻重缓急而兼顾攻补，尤其治疗晚期患者切不可拘泥晚期而一味求补，尚须补中有泄、泄中有补，即补中有攻，扶正与抗癌并举。
钱师宗古人“积之成也，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医宗必读·积聚》）和“正气虚则成岩”（《外证医编》）之意，认为肿瘤之形成，本身就是由于机体功能虚弱，不能抵御外邪，致邪气内侵，造成人体气血阴阳失调所致。即所谓的由虚致实，由实致虚。临床观察，发现大多数病人都不是单纯地表现实证与虚证，而是虚实夹杂，病情复杂。因此，钱师处方大多数是攻、破、补养并举。或大队攻破药中加入扶正方药；或于大队补养药中加攻坚之药；或攻破补、养，兼施同用。这与肿瘤患者本虚标实的病机是相适应的。
钱师对本虚标实之肿瘤患者，尢其对晚期患者注意补中有泄，因补而不通可致气壅留邪，又使药力难达病所则病邪更盛，正气亦竭而入危矣。故导师言切不可拘泥晚期而一味求补，尚须补中有泄，泄中有补。如癌晚期宜健脾、益气、和胃、利湿治疗，选用黄芪、白术、茯苓，白扁豆等健脾益气、和胃化湿双功俱备之品，在大剂量作用下，屡见效验，药后患者脾醒纳增，脾胃气机得以通降，而面浮足肿者则现小溲转利，肿势消退。导师说肿瘤为有积之物，此病非攻难消。宗“坚者削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之意，导师酌情选清热解毒，活血化瘀，化痰祛湿，软坚散结等法，但患者多兼正气虚亏，宜根据病情攻中寓补才能攻而中的，补而应手。导师临证常取扶正为基础、攻坚为主导的治疗方法，并注意到攻坚之品有耗伤正气之虞，故在用清热解毒、活血化瘀药物时常以益气健脾、补气扶正之药佐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