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整体观与动态观是辨病辨证的源泉
先生认为：不论辨病与辨证，认识疾病与治疗疾病，都必须建立在整体观与动态观的基础上。人是一个整体，内有五脏六腑，外有皮毛骨肉、眼耳口鼻，它们是互相关联，不可分割的。各个脏腑既要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和疾病，但是它们之间又是相互影响的，某一脏腑本身的功能偏强偏弱可影响到其他脏腑。例如“肾阳”不足可以导致“脾阳”不足。当肾阳不足时，会有手足发冷、畏寒、面色苍白，影响到脾脏时又可见到消化不良，大便溏薄，或早晨泄泻。脾肾虚弱又可导致其他脏腑的疾病。这说明了脏腑之间是相互关联的。脏腑和其他组织、器官也有一定的关联，如肝同眼睛有关，肝热眼睛就会多眵、羞明；肝血不足就会两目干涩，视物昏糊。其他如肾与骨有关，心与血有关，脾同肌肉有关等。因此，治病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是将人体的脏腑、组织孤立起来对待，而是从它们相互的关系上来考虑。如肺的虚弱性疾病，可用健脾的方法来增强病人的运化功能和体质，促使肺部虚弱的病变得到改善。局部组织的疾变，如慢性脓疡，疮口不收，全身情况较差，若单从疮口考虑，用消毒、排脓、生肌、长肉等法都不能取得效果，就必须考虑整体，加强整体调理，采用一些温补药，不但整体情况好转，而且疮口也迅速痊愈。先生指出：“对待一
疾病不是静止的，而是经常变化着的过程。表面上看是停留在一个阶段，但是从这个阶段的开始到这个阶段的末了，就是一个变动的过程，它的来是个变，它的去也是个变。前人把热病分作几个证候类型，可由轻到重，或一开始就重；可以一个证候类型单独出现，也可以二个三个证候类型同时并见，又可以一个一个证候类型顺序出现。它们的变有按一般规律的，亦有不按一般规律，就是说变既有一般规律，也有特殊规律，总的来说按一般规律变的较多，但这个一般规律还是属于变。先生强调指出：“讲到变，有渐变，也有突变，突变往往由渐变而来，表面看来似乎是突变的。”中医学上说阴病可以转阳，阳病可以转阴，这是相对的两个方面，可以相互转化。古人有句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就说明事物是逐渐发展的。中医在治疗疾病时非常重视疾病的转化，一般认为阴病转阳为吉，阳病转阴为凶。如大叶性肺炎开始表现出阳性症状，如果由于病的发展或治疗不恰当转为阴证，这时急须温阳，使它由阴转阳。又如中毒性肺炎，一开始出现阴证，这时急须用回阳药，使它由阴转阳。还有一些热性病，往往高热持久，脉搏洪大，看上去是阳证，实际上已经潜伏着转阴之机。
“履霜坚冰至”，意思是踏着霜可以知道冰的日子就要到了；判断疾病的传变，也应学会掌握这种预见，因为高热持久，病人体质消耗过多，心脏负荷过大，往往导致心阳衰竭，从而变为阴证。所以先生说：“医者必须动态地观察病人，灵活地采取措施。可见整体观与动态观是辨病辨证的源泉”。
(二)正确处理辨证论治中的学派之争
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是中医学对疾病的一种特殊的研究和处理方法，也是中医学的基本特点之一。所谓辨证，就是将四诊所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论治则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辨证是决定治疗的前提和依据，论治是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辨证论治的过程是认识疾病和解决疾病的过程。
中医学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医学理论体系，同时出现了不同的学派和不同的学说。每一学派形成均有它一定的见解和独特的经验，但也不免包含着片面性。现在我们中医界也有崇尚某一学派的，如有人重视脾胃，有人重视命门，这些作为深入研究是可取的，但在临床论治时就不能偏执一派之见，专主一面即离开了辨证的观点。先生认为：“必须服从临床辨证，采取各家之长。”
如刘河间在治疗上主张以清热通利为主，认为：六气皆从火化；其学术观点的来源，可能出于《内经》病机，如“诸热瞀chi，皆属于火”“诸噤鼓栗，如丧神守，皆属于火”，“诸腹胀大，皆属于热”，“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皆属于热”等，充分发扬“亢害承制”理论，在治疗上有一定控制疾病转化的意义。惟火有太过，有平气，有不足，河间强调了实火而遗掉虚火，是有片面性的，无怪张景岳批评说：“奈河间是不能通察本经全旨”，“不辨虚实，不察盛衰，悉以实言害病。”“实火固宜寒凉去之，本不难也；虚火最忌寒凉，若妄用之，无不致死”。不过，刘河间处方，往往寒热并用，补泻兼施或寒热补泻融于一方，对后人极有启发。
张子和强调火燥。主张汗吐下三法，反对补药治病。指出：“表病而里不病者，可专以热药发其表；里病而表不病者，可专以寒药攻其里；表里俱病者，虽可以热解表，亦可以寒攻里。”可见子和用药的规律，发表须温，攻里须寒。子和曰：“今予论吐、汗、下三法，先论攻其邪，邪去而元气自复也。”先生认为：这对急性热病及其某些病理产物固结者适用，若脏腑气血自病，则无邪可攻。《儒门事亲·卷二·可下式篇》：“《内经》一书，惟以气血通流为贵，世俗庸工惟以闭塞为贵。又只知下之为泻，又岂知《内经》之所谓下者乃所谓补也，陈cuo去而肠胃洁，症尽而荣卫昌，不补之中有真补存焉”。此论根据刘河间以通为补之说而来。对某些积滞之病是对的，但不可施于一切疾病。先生对子和评价说：“尊《内经》运气之说而不执，宗仲景汗、吐、下而有发挥”。也应看到张子和有辨证法的思想，如“南陲之地多热，宜辛凉之贴解之；朔方之地多寒，宜辛温之贴解之。”；“午未之月多暑，宜辛凉解之；子丑之月多凉，宜辛温解之。”；“病者喜食凉，则从其凉，喜食温，则从其温。欲饮水之人，慎勿禁水”等；施用寒温，因时因地而变通，治病应适人之常情，确有一定价值。
李东垣处于战乱时代，人民饥饱失常，惊惶忧愁以致体质虚弱，易为疾病所侵，得病后又因正虚容易死亡，故提出脾胃虚弱中气不足，必须重视脾胃的理论。先生认为：脾胃虚弱是致病条件，而疾疫是主因，东垣强调一面，丢掉另一面，是偏见。但其对杂病以脾胃为本，加强调理脾胃的理论，确对后世起一定指导作用。其清阳不升，中气下陷，用补中益气的方法，对某些慢性病有一定调整体质作用，对急性病如有中气下陷病理机转的也有适用之处。不过急性热病不能以补不治。东垣对急性热病初期即用补中益气，是值得探讨的。
朱丹溪认为：阳易动，阴易亏，动则耗阴，声色嗜好亦伤阴，故独主滋阴降火，创“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先生认为：朱丹溪的“阴”，实指两性之精，而非指人整体阴阳之“阴”。丹溪阳有余阴不足的论点主要包括：（1）以天为阳，地为阴，地小天大，以喻人阳有余、阴不足；（2）以男女性成需十几年，以喻人之阴难成；（3）以性机能的衰退，喻阴之易亏；（4）以四时、五脏、五行生g之说论禁欲之必然性。丹溪以何提出此说，明·孙一奎在《医旨绪余》中说：“丹溪生当承平，见人多酗酒纵欲，精竭火炽，复用刚贴以至于毙，因为此救时之说。”的确，朱丹溪医学思想的形成，一是本身的理学；二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格致余论》开卷《饮食色欲箴序》说：“传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有焉，予每思这，男女之欲，所关甚大，饮食之欲，于身尤切。世之沦胥陷溺于其中者盖不少矣。”《色欲箴》说“眷彼昧者，徇性纵欲，惟恐不及，济以燥毒（壮阳药）。”“血气几何？而不自惜”；“远彼帷簿，放心得收。”说明当时有人服燥药以助性欲和多食肥厚。丹溪认为这两者必须有节制，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饮食内伤东垣说得较细，成为一个理论，而房室损伤则丹溪之说较细，亦成为一个理论。先生认为：丹溪论攻击宜慎是对的，介绍罗太天先攻后补，先补后攻，攻补兼施，根据具体情况而用，也是对的。用药反对温燥，是一偏，但其处方用药亦不废温燥。丹溪既强调阴常不足，在治疗上就应着重益阴，可是他在治疗上却是以泻火为主，补阴很少，其意可能寓补阴于泻火之中。
赵养葵、张景岳、孙东宿等都议论命门，以赵养葵说得最为具体。养葵否定《内经》心为君主之官，另立真君真主，把命门作为人身的主宰，他说：“譬之元宵之鳌山走马灯，拜者舞者、飞者走者，无一不具，其中间惟是一火耳，火旺则动速，火微则动缓，火则寂然不动，而拜者、舞者、飞者、走者、躯壳未尝不存也。”他由此推论于养身者、治病者，均以命门为君为主，而加于“火”之一字。养葵学宗薛立斋，故治疗上亦偏于滋补。惯用六味、八味，以为六味能补真水，八味能补真火，进而统治诸病。吕村评以之治败症则可，以之治急病热病则非。先生认为养葵真阴、真阳，假阳假阴之辨别，在辨证治疗上有一定指导意义。
张景岳出身官僚世家，到北京游于侯门，其交游、治病亦必豪门大贾。这些阶层穷奢极欲，因而常感身弱体衰，精力不足，喜欢补药，所以主张温补为主。景岳反对朱丹溪“阴常不足，阳常有余”的理论，他提出“阳常不足，阴常有余”理论。先生指出，其实，丹溪之阴指两性之精，景岳之阳，是指机体活动能力，两人所指实质不同，不能同等看待。景岳对诊断、治疗、本草方面，均有实际经验且能纠正前人因循之误。 对辨证论治的体系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脏腑辨证与以方统病合之则兼美
脏腑辨证源于《内经》，《金匮要略》中亦用脏腑辨证。晋唐以来多集验方，如《肘后方》、《深师方》、《小品方》，至唐王焘集诸家验方而为《外台秘要》，皆以病证为主，孙思邈着《千金方》以脏腑分篇，各列寒热虚实诸病方证。以后，宋钱仲阳着《小儿药证直诀》，以五脏寒热立方，如泻白散、导赤散诸方。金元间张洁古着《脏腑用药式》，每一脏腑分列寒热补泻诸药证，它的优点是每一脏腑证和药配合起来，比较具体，学习的人见某些证即知属某一脏腑，或寒或热或虚或实。其缺点就是丢掉方贴，所用药也仅限于此，形成公式化。到明代薛立斋着《平温会粹》，纯用“肝脾两虚”，“脾胃两虚”之说，因为薛是太医院医官，所以影响很大，其弟子同慎斋著书立说以脏腑五行生g为本，通行于大江以南，至叶天士后遂盛行于全国，尤其晚清至民国初年，医生立案疏方，无不以脏腑寒热虚实生g乘侮立论。
张仲景主张“博采众论”，其《伤寒论》中以方证为主，有是证用是方，杂病虽用脏腑，然方证仍是主要方面。《外台秘要》而后，宋有《圣济总录》、《太平圣惠方》，明有《普济方》，此数书可谓集明以前病证方药之大成，在研究治疗某病时可作为参考资料。至清代仍有以方证为主的，如张璐玉著有《医通》、徐灵胎著有《兰台轨范》。先生认为：“两者应该合流，不必偏废。”“脏腑辨证”为医生从临床总结而来证治分类，可以纠正人体脏腑功能，增强人体体质，抗病和修复能力，有些还可以对病的本质起针对作用。“以方统病”是医生采用各方面的方贴，针对疾病的病机或病证，可以对一病或多病起作用。验方、禁方、秘方系劳动人民的经验，有些对病证有特殊疗效，也有一般性的，但较少辨证观点。以上各方面都各有优点亦各有不足之处，如单纯采用脏腑辨证，则用药如程式，药物亦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发掘“对病真方”。如果单纯采用“以方统病”，若辨证不相符合的则技穷；如果单纯采用验方没有理论作为指导，往往施于此而有效，用于彼则无效。先生指出“合之则兼美，离之则两伤。”
(四)既要为病寻药，又要重视辨证论治
西医喜欢寻找有效方药与药物，希望能找到治疗某一种疾病的有效方药，因此，努力于“为病寻药”。中医则强调辨证论治，用辨证的方法而不喜欢一病一方。先生认为，两者不能偏废。
先生指出。医生看病先要识病，这就要认识掌握疾病的病原和特性。因此，先生也重视寻找筛选治病的针对性方药。笔者曾记录了先生的一些效方效药，如大贴量丹参治疗失眠；大贴量小蓟草降血压，大贴量生地治类风湿，重用芍药、甘草治呃逆等。果有奇效。
对于已经确诊的病，找一种针对性的方法去治疗，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为什么还要重视辨证论治呢？因为疾病的发生与发展，是多因素、多项性、多向性、综合作用的结果，且与内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临床表现有的是单一性，但更多的是交织性与弥散性，有的呈连续性，如果只从单一性来考虑，就会效果不好，有时会陷入机械唯物论的泥坑。往往在病因尚未查明之前，就感到束手无策，此时非辨证论治不可。
辨证论治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先生认为：概言之，包含着认识矛盾主要方面和解决矛盾主要方面的两个内容。较为具体地说，辨证论治不仅辨别疾病本身表现的“证”，它还包括病人的素质和现况，患病原因。如外感不仅辨别风寒暑湿，还包括了病前生活影响于疾病的因素，以及时令、季节、环境等等，辨别何者占着当前主要地位，再从疾病的本身考虑病的枢机何在。是以疾病为急？还是以人的体质为急？权衡轻重，孰为当务之急？然后考虑治法的缓急、先后、轻重，诸治法中孰能解决当前，有利预后。辨证论治，它不是为找寻唯一的致病因素，而是“多元”地衡量某一方面的主要问题，以此主要问题作为治疗依据。先生曾述：同样是患哮喘病，每个人发病情况不同，表现有寒热虚实之别。即同一病人，同一哮喘，在不同时间、季节、环境、诱发因素、个人体质等情况下，所表现的症状各别，治疗上也不相同。
先生曾举一例说明：我以中医“泻胃家实热”这一辩证论治法则治愈了好多病，如头痛、失眠、哮喘、呃逆、胃出血、出血性胰腺炎等，什么是胃家实热证呢?即大便多日不解，而有腹满，舌苔黄黑干燥等主证，这些不同的病种，不同的病因病理，统用大承气汤以泻胃家实热，结果是一泻而愈。为什么有效？我想有效必有理，所以辨证论治还应当重视，可能它的理论比一病一药的道理复杂得多。”
(五)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如何结合
中医的“证”，一般来讲是机体在疾病发展中的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由于它包括了病变的部位、原因、性质以及邪正关系，反映出疾病发展过程中某阶段病理的变化本质，因而它比症状更全面、更深刻、更正确地揭示疾病的全貌，但是我们又不能满足于“证”，因为，现代科学的物理的、生物的、实验室的各方面的检查所得出“病”的证据，超出了中医的望闻问切。如急性肾炎浮肿等症状已消除，在过去病人和医生都认为病已痊愈，现在检验小便尚有蛋白尿和红、白细胞，医生与病人都认为病未痊愈;又如无黄疸性肝炎或乙型肝炎没有或少有什么症状，可是实验室检查血清谷丙转氨酶增多，或乙肝两对半阳性，就不能认为病人无病或已治愈。如何降低转氨酶?如何使乙肝抗原转阴?只有通过实践，从中寻找摸索有效的针对性的方药。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并不是说中医就不要辨病，更不是说西医治病，中医治证。中医除掉西医的病主体外，还要根据中医辨病的原则去辨病，同时也根据中医辨证精神去辨证。辨证也是为了摸索出治病的规律。
先生认为：如果片面强调辨病，丢掉辨证论治，则失掉中医的灵魂。如果无视现代科学对病的研究，则中医临床疗效得不到提高，中医学术得不到发展。
(六)对辨证分型的商榷
过去不少中医书中以病为纲，如黄疸、眩晕、咳嗽分门别类，在每一病证中又分子目。如咳嗽为纲，下列风、寒、暑、湿、燥、火，肺阴虚、肺气虚、肝火上冲、肾阳虚衰、脾阳不足诸咳；又分别痰多、痰少、干咳、顿咳、久咳等，这在临床辨证施治中有一定意义。前些时期，一般以西医的病名为纲，不用中医过去的病证名为纲，它包括的子目就比较单纯，如急性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肺结核、大叶性肺炎等。在每一个病中用中医的辨证分型，如慢性支气管炎则分肺气虚、脾阳虚、肾阳虚等，肺结核则分为肺气虚、肺阴虚、气阴两虚、肺肾两虚等，这样定型可以进行复式性的治疗观察，不断地研究分析治疗效果。但是其中也有一个问题即有阴阳、气血、脏腑、寒热、虚实辨证定型，不过几十个框框，病有千百种，用几十个框框定千百种病的治疗，于是这种病定为阴虚，那种病也定为阴虚，百十种病都有阴虚型，而所用补药也不过一二十味，这就不免形成“公式化”，把病看成只有共性，没有特性，而且所谓阴虚症状大体是因病耗损了本质，所以在人体上表现了阴虚，那么阴虚是后果，而疾病才是导致阴虚的原因。当某些疾病造成了阴虚，而疾病已经过去(如热性病)，这时用补阴养阴药很有作用。如果疾病仍然存在，如癌、肺结核、肝硬化腹水等，这些疾病所致的阴虚，用补阴养阴药，其纠正作用就很不理想。先生认为:如果单用几十个框框作为辨证论治，则反而失掉辨证论治的精神。我们即使临床辨证分型，也要注意到在治疗过程中疾病本身所起的变化，加上其它因素交织在一起，按定型定方用药有时不合适，疗效就成问题，有时为了适应病情变化，可能还要改弦易辙。吕村说:“顾病机传变，辗转相因，治法逆从浅深异用”，正说明了动态观的辨证论治。也有的人治疗一种病，每天换方，说是“药随证转，这是辨证论治”，这样也就很难总结出每一疾病的治疗规律。先生主张我们既不能坚持一方而不变，又不能时刻变化，要根据具体情况在不变之中求得变化，在变化之中求得相对稳定。
(七)“异病同治”“同病异治”是辨证论治原理的体现
辨证论治作为指导临床诊治疾病的基本法则，由于它能辨证地看待病和证的关系，既可看到一种病可以包括几种不同的证，又看到不同的病在其发展过程中可以出现同一种证，因此在临床治疗时，还可以采取“异病同治”和“同病异治”的方法来处理。
1.异病同治
先生说:“各种不同的病，出现在相同机制下，用相同的方法，可以获得缓解或痊愈”。如一失眠病人，10余日目不交睫，口服各种安眠药无效，病人愤极，意欲自杀。先生见患者面红目赤，舌苔黄厚，大便10余日未行，按其脉沉实有力，遂曰此胃家实也，以腐浊熏蒸，上扰清明之故，如用安神镇静之品，是治标而遗其本，服大量安眠药无效即是明证。投以大承气汤以泄胃实，患者泻后即安然入寐。
又如浦东一位张姓病员，哮喘大发而住院。连日用中西平喘药均不效。先生询其大便已多日不通，有胃家实情况，此由胃实肠闭，肺与大肠相表里，若大肠得泄，肺气得降，其喘可平，因与承气汤以泻胃实，大便得通，当即喘平。又一病员，头部剧痛十许日，目赤舌红，苔黄厚，大便多日不通。经神经科检查，未见异常体征，按中医理论当属“胃家实”浊气上攻，故致头痛，拟承气汤下之，投药贴，其病即除。再如一病员，呃逆持续十数日，昼夜不停，家属惶惶，用阿托品、利他灵及中药、针灸治疗均无效，临床表现为胃家实症状，先生曰：此胃气上逆也，投以承气，大肠一通胃气得降，呃逆遂平。若以现代医学观察，上述疾病有属于神经系统的，有属于呼吸系统的，有属于消化系统的。系统不同，病种各异，而先生认为是同一的“胃家实”，采用同一的方法承气汤攻下而取得显著疗效，这是先生在医疗实践中对“异病同治”的一得。
2.同病异治
一种病在不同情况下，其表现不同，治法即各不同。先生尝引清代喻嘉言治痢七例以启发。例一，赵某，偶然肚腹不宁，泻下数行，医以痢疾药治之，其利转多，更因通因通用之法，用大黄丸9g下之，遂扰动胃气，胀痛，脉手足皆沉而伏，应指模糊，于是以四君子汤少加姜、蔻，痢果不作。例二，张某，初得痢三五行，然得内伤之脉，而夹少阴之邪，此证宜一表一里，但表药中多用人参，里药中多用附子，若用痢疾门诸药必危，次日，再用人参、白附，二贴而安。例三，周某，73岁，秋月病痢，至冬月成休息痢，一昼夜十余行，面目浮肿，肌肤晦黑，脉沉数有力。此阳陷入阴，以人参败毒散与之。当晚止下痢2次，改用补中益气汤。例四，朱某，素享安逸，夏日因诉讼，奔走日中，而成痢疾，昼夜一二百次，肛门如火烙，扬手掷足，躁扰尤甚，其脉弦紧劲急，不为指挠。以大黄120g、甘草、黄连各60g 随滚随服，一昼夜服完。次日脉势稍柔，改用生地、麦冬等，果然下痢并止。例五，陈某，病痢，发热如蒸，昏沉不食，其脉数大空虚，尺脉倍加洪盛。遂以麻黄附子细辛汤，汗后热减。再以附子理中，旬日痊愈。例六，叶某，病痢，噤口发热十数日，呕吐不断，其脉上涌而无根。此乃胃气将绝，非噤口痢也热也，治惟有温补。于是以理中汤，三日人事大省，不宜轻用痢疾门中套药。例七，浦某，痢疾初期有表邪未散，而误用参、术，又服黄连、大黄，治经月余，下痢一昼夜百余行，不但粥饮直出，即人参浓膏入口从肠奔下。用大贴四君、赤石脂、禹余粮，下痢之势少衰，后以四君倍茯苓全安。所举7例，悉为病痢，而治法迥异。
先生在论述同病异治时说:如哮喘病者十人同时来诊，其人表里寒热虚实各有不同，即表证中有表寒、表热、表实的不同，故十人处方各异。不但如此，即同一病患，其人发病时间不同，体质因素不同，其治法也各不相同。如患者严冬自北方来沪，感受寒冷，表现为寒性哮喘，投以小青龙汤而愈。春日再发，自服前方无效，诊之及感春日风温之气，症现面红目赤，口干舌红，投以桑菊饮即效，又一次因劳累体虚，症见面色苍白，动辄气急，无力懒动，曾自服前桑菊饮未效，复邀先生诊，遂曰君误矣，前以风热故用，今见气虚之证，当用补中益气，投此方即效。举此以示中医辨证论治精神。
(八)辨证论治与辨病论治相统一
中医临床中的辨证论治与辨病施治，由于时代、认识的不同，故治疗主张亦各异。明吴又可主张辨病施治，他说:“万物各有所制，在于受无形杂气为病，莫知何物之所致，故勉用汗、吐、下三法以治，能知此物制物，只须一药之到而病自己，不烦君臣佐使加减之劳矣。”清徐灵胎说：“欲治病者，必先识病之名，能识病名而后求其病之所由生，知其所由生又当辨其生之因各不同，而病状所由异，然后考其治之之法，一病必有主方，一方必有主药”。“自宋以还，无非阴、阳、气、血、寒、热、补、泻笼统之谈，其一病之主方主药，茫然不晓。”至于近世，则惟记诵通治方之数首，药名数十种，以治万病，全不知病之各有定名，方之各有法度，药之各有专能。”而清喻嘉言主张辨证论治，推勘病情，深入细致，用药超越凡俗，不是见病治病，体现同病异治，先生认为：吴又可以辨病为主，知系何病，即用专治此之药，不需“论治”，但废弃了辨证论治这一辨证法思想是可惜的。徐灵胎忽略了阴阳气血寒热补泻诸方面，他不知这些是人体与疾病斗争的反映，如果不加考虑，亦即忽视了辨证论治的精神。不过，他批评当时那些只知笼统地应用阴阳气血之说，不求对病的主方主药，而形成记诵通套方的“套方医”，却又是十分中肯的。喻嘉言强调辨?
先生认为:“中医古籍早有独立病名，不过，这些病名由于时代限制，认识与现代有一定距离，今天值得再补充认识，在辨证(病)提高的同时，对施治也得到进一步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