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医学对慢性皮肤溃疡的治疗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疗效，历代医学文献对此都作过阐述，不仅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上升到了理论高度，提出了许多治疗“溃疡”的基本原则，如“煨脓长肉”、“祛腐生肌”、“肌平皮长”等。远在公元625年，孙思邈着《千金方》中就有“夫痈坏后……恶肉尽后，傅生肉膏散，及摩四边，令好肉速生”的记载。宋《外科宝鉴》中有：“治痈久不合，其肉白而脓少者，此气血俱虚，不能潮运，而疮口冷涩也”的描述，在《卫济宝书》中更加肯定：“凡痈疽已溃，多有瘀肉坏在四旁，遂令疮深浸至筋蚀骨，法须祛瘀肉”，元·《外科精义》中也有“若至脓溃之后，即贴温肌生肉膏药，要在逐臭腐，排恶汁，取死肌，生良肉，全藉膏剂之力也……”。到了明代，陈实功的《外科正宗》中明确指出：“脓清或多，疮口散大，不生肌者，里虚欲变证，峻补之。腐肉虽脱，新肉生迟，如冻色者，肉冷肌寒，大温气血”。清·王维德《外科证治全生集》云：“因气滞血瘀，经年累月，臭烂憎人。”唐师精研医籍，认为“瘀久必腐”，“久病必瘀”、“久病必虚”是本病发病的一般规律,慢性皮肤溃疡日久不愈,“虚”和“瘀”为其本,“腐”为其标。治标不治本，病终难痊。
唐师临证近40载，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对慢性溃疡的诊治，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本病患者，发病前多有气虚下陷的病史，即站立时间长或走路后下肢便觉沉重肿胀、疲乏欲歇，病久大都表现为“疮口下陷，疮缘较硬，脓液稀少或脓液恶臭不秽，肉芽灰白或暗淡”等虚疡征象，此乃气血亏虚，不能托毒外出。病久患者创口隐痛，入夜尤甚，唐师认为溃疡病初前者多实多热，久痛则因“瘀”因“虚”，并可见创面周围皮肤色暗黑、板滞木硬、肌肤甲错、毛发不荣等瘀血症侯。唐师以为下肢慢性溃疡不只是局部病变，而且是全身消耗性病症，“外科为漏泄之疾，最能走泄元气”，该病患者病程短者3月或1年，病程长者可达40余年，此间又多遵“腐不去，肌不生”之理，用“丹剂”祛腐。丹剂为剧毒之品，久用必然伤正；且祛腐之义，旨在“呼脓祛腐”，以达毒随脓泄目的。不知“脓之来，必由气血”，脓出亦即气血外泄，却不知内补气血，类于涸泽而鱼、杀鸡取卵，犯虚虚实实之戒。从年龄论，古稀之人，气阴已亏，瘀阻水停，湿热留恋，年老体弱气血运行不畅，肌肤失于濡养；“最虚之处，便是容邪之地”，从病位而言，下肢为多气少血之经或多血少气络经所属，且臁骨处皮肉浅薄，又处于肢体远端，皮肤极易失于濡养，即使年青之人臁处受伤，也易气滞血瘀，缠绵难愈，久不收口。加之湿性趋下，气虚不能化水湿，湿邪积聚不散，化热熏蒸肌肤，稍遇虫咬，轻擦则溃被流滋，发在表虽为湿热毒象，而病之源在于血脉瘀滞、肌肤失荣，况皮溃之后，经络又被阻隔，加重气血瘀滞，且恶肉腐蚀气血，阻遏气机。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是一个“动”的过程。“虚可致瘀，瘀可致虚”，二者互为因果，积年累月，“虚”、“瘀”顽存。临床用祛腐生肌法治疗慢性皮肤溃疡病人，在腐去之后，仅用生肌，创面缠绵不愈的病例屡见不鲜，虽勉强促其愈合，终因瘀滞未净，郁热未清，稍劳累则耗伤气血，气血虚弱不能运其余毒，反被湿热所腐，成脓复渍。此乃治标不治本之法。
现代医学认为下肢慢性溃疡多继发于下肢静脉曲张，由于下肢静脉系统瓣膜功能不全或静脉壁薄弱，引起静脉高压和静脉瘀血，血流不畅，导致局部血供及氧合能力下降。病理可见静脉壁厚薄不一，弹性纤维减少，胶原纤维增多，溃疡皮肤毛细血管周围纤维蛋白大量沉积，影响了溃疡皮肤组织氧代谢水平，造成下肢皮肤营养不良性溃疡，与中医“本虚”、“血瘀”理论同出一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