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师治病重视脾胃的观点，源于《内经》，并深受许叔微、李东垣、薛己等医家的影响。脾胃为后天之本，水谷之海，五脏六腑非脾胃之气不能滋养；气血津液非脾胃之气不能化生。故东垣奉“脾胃为血气阴阳之根蒂”，立斋尊“胃为五脏之本源，人身之根蒂”，而金师尤重脾胃对元气的滋生作用。认为元气虽然禀受于先天，由先天之肾精所化生，且遣藏于肾，但必须依赖后天脾胃精气的不断滋养才能不断发挥其作用，而二者之间，脾胃的功能是至关重要的，起着决定作用。盖人之始生，本乎精血之源；人之既生，由乎水谷之养。 非先天之精气，无以立形体之基；非后天之水谷，无以成形体之壮。但先天之精血本身，禀受父母之后，也依赖于后天水谷的滋养培充，才能逐渐强盛。故人之自生至老，凡先天不足者，但得后天精心培育，或可补先天之虚而强壮。而后天之不足，若不得重新恢复其运化、滋养之功，则非但脾之气日渐日衰，即使先天强盛之精血，也会因失于水谷精微的调养、充实而虚弱，导致元气的匮乏。
金师认为：疾病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同人体元气的强弱密切有关，此即《内经》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元气在人体中的防御作用，决定于元气的是否强盛；元气的强盛与否，又决定于胃气的是否强盛。因此，除脾胃本身的病变可影响元气的化生外，凡病者，必有正气水足，也必有不同程度的脾胃功能不足。治病当注重顾及脾胃之气，此其一也。既病之后，病轻者忧其病重；病重者虑其折寿；病危者惧其命亡，担忧、思虑、惧怕之心常常悬于心中，而此又最易损伤脾胃之气，使本已不足的脾胃之气乃及元气不能修复或进一步耗伤，导致疾病向纵深发展变化，因此，如何截断疾病的发展、变化，关键亦在脾胃之气的复旧。治病当注重顾及脾胃之气，此其二也。治疗疾病之药物多数情况下首先入胃，除加重脾胃的受纳运化负担外，其药物的偏胜之性和副作用，首当其冲的影响脾胃。如苦寒之品易败伤胃气；滋补之品易粘滞胃气；香燥之品易劫夺胃阴；温热之品易燥灼胃阴；诸多西药也最易引起脾胃功能之失常等等。故如何尽量避免和弥补治疗过程中对脾胃的伤害，对疾病的转归具有重要意义。治病当注重顾及脾胃之气，此其三也。药物入于胃中，必须通过脾胃的受纳、运化、转输才能作用于患处，从而发挥其治疗效能。若脾胃之气不足，则其转输药物功能必会减弱，而使药物不能发挥出应有效能，故脾胃之气的正常与否直接影响药物的治疗效果。凡病有脾胃之气不足者，不论在病初、病中、病末，均当在首先考虑祛除致病因素的同时，及时、正确地弥补脾胃之气的不足，以利药物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治疗作用。治病当注重顾及脾胃之气，此其四也。凡此种种，可以李中梓一喻概之“胃气犹兵家之饷道，饷道一绝，万众立散，胃气一败，百药难施。”
金师言：治病当重脾胃之观点，绝非我所创，前代名贤已有诸多精妙论述。祖国医学渊源流长，几千年来形成了许多流派，如伤寒流派、河间流派、攻邪流派、丹溪流派、易水流派、温补流派、温病流派等等，而吾独宗脾胃者，并非摒弃其他各种治疗方法，而是经过五十年临证的深刻体会，其中有经验，有教训，也有自己的探索，领悟到了脾胃在人体中的重要作用，对疾病发展、变化的重要意义。经过临床运用，体验到治疗中处处顾及脾胃之气所能收到的事半功倍的效果。基此而发，基此而论。
本着治病当重视脾胃之气的观点，金师在治疗过程中，除了运用治疗疾病所需药物外，每多注意兼顾调治中州的运化功能，并擅长运用理、消、和、养、补诸法调理脾胃。理者，即以异功散、六磨饮子、香砂六君丸等调畅脾胃运化功能；消者，即以保和丸、枳术丸、木香槟榔丸等消导积滞，健运脾胃；和者，即以半夏泻心汤、逍遥丸、左金丸等和理脾胃、复常升降；养者，即以参苓白术散、四君子汤、补中益气汤等摄养脾胃；补者，即以人参养荣汤、十全大补汤、归脾丸等补益脾胃、调养气血。特别注意并擅长慢性病康复期的脾胃调理。随师临证，确见金师能娴熟恰当地运用是法诸方，常常左右逢源，效如桴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