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活在自然环境里，也生活在社会环境里，讲究养生，当然不能不涉及外在环境，因此我国古代养生家，就提出了二种不同的看法。
《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曰： “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生气通天论》又说： “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勿之能害。”
古人认为一切致病因之，是外在的“入侵者”，这是外因。外因的所以能植入，是由于正气内祛的缘故，所以又说“邪之所凑，皆其气之虚”，它不否认外来致病因子是发病的根源，但它更强调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这种逻辑原是对的，但是把内因的加强，寄托在清静恬淡的修养方法上，那就不可靠了。
恰恰相反，许多有实践经验的医家，就不同意这种消极的修养方法。他们认为一味顺应自然迥避虚邪，永远是处于被动地位。 “御邪有道，虚静为保”，实际也并不保险。生命的存在，是斗出来的，不是保出来的。汉朝华陀对他的学生吴普说： “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全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颈鸱顾，引俯腰体、动彻关节以求难老。我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怡然汗出，身体轻便。”他的学生照此实行，老而弥健，百疾不生。这正是积极有为的养生方法。比那老庄之学，专门讲究“清静无为”要高明得多了。至若一味地放松形体，精神懈怠，贪图安逸，以为不参加一切劳动和活动，不消耗一点体力就是“清静无为”，那就非但不能养生，反足以有碍养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