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妇科调治，首重肝肾。
肾为先天之本，主藏精气。是人体的根本，它对“天癸”的盛衰和冲任二脉的盈亏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素问?上古天真论》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调，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说明肾在生长生殖中的作用，肝为藏血之脏，性喜条达与情志密切，而妇女以血为用，经带胎产无不与血的盛衰畅滞有密切的关系，血虚则任脉虚，太冲脉衰少，血海空虚，来源不足，月经停止；血少则肝血不足，肾精失去资养，不能摄精成孕或任养胞胎，或不能化为孕汁。故肝藏血与肾藏精密切相关，精血相生，乙癸同源而司下焦，故又为冲任之本，两者在月事形成调节中起重要作用。肝肾协调则经候正常，胎孕乃成，泌乳正常。
女科治疗，首重肝肾。《妇科经论?卷一》引方约之：“……故古人治妇人病，多用香附、砂仁、木香、青皮、枳壳者，行气故也。凡妇人病，多是气血郁结，故治开郁行气为主，郁开气行，而月候自调，诸病自瘥矣。”晋·葛洪说：“凡治妇人诸病，兼治忧恚，令宽其思虑，则病无不愈。”说明疏肝理血在妇科治疗中的重要性。
滋补肝肾是治疗妇产科疾病的重要法则，在养血活血或疏肝理气调理月经时，补益肝肾是非常必要的，可加入川续断、杜仲、桑寄生、菟丝子等，同时必须认识到阴精、经血的生成与运行需赖阳气的气化与推动，如果阳气不足而衰虚，则温煦之力薄弱，运血之力不足，生化精血减少，造成阳不胜阴、气血寒凝之证，在临床可既见到血少肾亏虚证，又有因虚致实的血瘀、寒凝湿阻实证。故诊治时根据阳气与精血的生理病理关系，适量应用温阳行气之品发以调整阴阳平衡，如仙灵脾、仙茅、巴戟天、葫芦巴、肉桂、鹿角等，以期推动气血生化运行，达到温润添精、益补肝肾之功，使肾气盛、天癸至、任通冲盛。
(二)平衡阴阳，巧理母子。
阴阳失调是疾病发生发展的内在根据，而六淫、七情、饮食、劳倦等各种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必须通过机体内部的阴阳失调才能形成疾病，故“调节、平衡”阴阳是治疗疾病的总纲，而平衡阴阳，须分辨五脏阴阳盛衰。
五脏各有阴阳，相互制约，不仅本脏阴阳互相制约，而且脏与脏、脏与腑之间也相生相克，互根制约。《难经》指出，子能令母实，母能令子虚；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在临床上更不仅如此，子也能令母虚，而母也能令子实，所以治疗时要充分应用五行生克乘侮的生理病理关系，母子同治，补泻兼施。例如肝，其为多气多血之脏，在女子有先天之称，易气郁、血滞，易阳亢阴亏，可累及胆、脾胃和肺等，可引起头晕、胁痛、腹胀痛、月经不调和不能消谷、黄疸等，病证繁多，皆因失调所致。肝阳上亢的高血压病，表现为头晕、面红、烦燥、郁怒等，治疗时一养其肝阴以制肝阳，二滋其肾水以克木火，三补其心血以柔肝。肾为肝木之母，壮母以泻子，心为肝木之子，壮子以益母。处方可以天麻、钩藤、石决明、白蒺藜平肝阳(祛邪)；以白芍、当归、生地、麦冬养心血、益肝阴而制其肝阳，以生地、山萸肉、旱莲草、潼蒺藜滋水涵木(扶正)，有时又用龙骨、磁石以重镇潜阳，引火归源。
(三)气血同治，善调肝脾。
人之一身，无非气血，气之煦之，血之濡之，两者之间，犹如阴阳相随，相互依存。生理上，互生互长，以流畅充沛为贵；病理上，相互影响，互为因果，气病及血，血病伤气。故治疗时调血必理气，气血宜同治。
肝属木、主风，体阴用阳，以血为体，以气为用，滋生于水，涵养于木，乃藏血之脏，性善条达，与情志密切，故气血之病与肝有直接关系；脾主运化水谷精微，才能化生气血，但需肝的正常疏泄，脾胃方能升清降浊；血之运行，需脾的固摄，肝的调畅，又需气的推动。如此可知，肝脾在气的生成运动中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肝气不舒，脾虚不运，则可致气虚血亏、气滞血瘀、气不摄血等。
治疗气血之病，从肝脾着手，以疏调、和养为主，用药宜轻平，行气滞注重疏肝，养气血不忘健脾，活血化瘀不离行气。病在血者，当以治血为主，并佐以补气、理气、行气之品；病在气者，当以治气为主，并佐以养血、活血、止血之药。治气滞肝郁，以局方逍遥散为主方，既宜肝体虚、气不舒，又适脾气弱之症，火旺者加丹栀，兼血虚者加熟地；气血两亏，八珍汤为主，益气健脾又养血，或圣愈汤、当归补血汤补气以生血；气滞血瘀者，以金铃子散或失笑散合桃仁四物汤等行气活血；出血不止虚亏者，归脾汤加止血之品，补气以固脱，补气以生血，以无形之气生有形之血。
(四)注重脾胃生化。
五脏各有气血，均化生于水谷精微，脾胃居脘腹中焦，受纳水谷，运化精微，送达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如若脾胃病变，气血生化乏源，不能灌溉五脏六腑，则更致脏腑阴阳失衡，加重疾病。故《内经》曰：“有胃气者生，无胃气者死。”凡病之发生转归莫不与脾胃有关，故察病者，必察脾胃强弱，治病者，必先顾脾胃盛衰。李东垣在《脾胃论》中着重提出：“胃虚则脏腑经络皆无以受气而俱病。”并指出治疗上善治脾胃者即可以调治五脏。
临诊治疗，不管外感病或是内伤杂病，都应十分重视脾胃生化功能，处方用药处处要注意健脾和胃和慎用碍脾妨胃之品。健脾和胃能使后天资生有源，中气斡旋得复，顽疾始有转机；对脾胃虚弱的患者，药量宜轻，宁可再剂，不可重剂，重则欲速而不达，反致虚弱更甚，切忽不审察胃气而大补、妄攻，谨慎应用熟地、麦冬等滋腻之物，如欲应用应加入白术、陈皮、木香、半夏等健脾行气；也可加入砂仁、蔻仁、川朴等醒脾之品，或者先以枳实、鸡内金、焦楂曲等荡涤中焦积滞，使脾之气散，胃之气和降，枢机运行自如。
(五)因人施治。
病和症都离不开机体而出现，从某种意义来说，病和症都是以人体体质为基础并以其为机转的。临诊应十分重视患者的体质，它是决定治疗法则的重要依据，是攻是补抑或攻补兼施，要看患者的体质--正气的虚弱。徐灵胎在《医学源流》中认为：“天下有同此病，而治此则效，治彼则不效，且不唯无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则以病同而人异也。夫七情六淫之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或身体有强弱，质性有阴阳，生长有南北，性情有刚柔，筋骨有坚脆，肢体有劳逸，年龄有老少，奉养有膏梁藜藿之殊。心境有忧劳和乐之别，更天时有寒暖之不同，受病有深浅之各异，一概施治则病情虽中，而于人体质迥乎相反，则利害亦相反矣。”故治疗必须审其有余不足，补虚泻实，应根据人体体质类型而异。
同一疾病由于不同年龄治疗也有区别，《河间六书》说：“童幼天癸未行，皆属少阴；天癸既行，皆从厥阴论之，天癸已绝，乃属太阴经也。”说明不同年龄有不同的病机，治法就应改变。例如，女子在青少年时，肾气初盛，发育未完全成熟，如因病伤及肾气或先天不足，都可影响冲任通盛，引起月经失调，治疗应以补肾为主；中青年妇女肝气易郁滞，再因胎产经乳数伤于血，使肝失所养，故治以养肝疏肝为主；老年人经断前后，肾气衰，气血虚，必须赖后天水谷精气滋养，故治疗以健脾养血同时，必须辅以补肾精之品方能获效。
(六)攻补兼施，掌握时机。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如果机体一旦发生病变正气必然虚损；相反，如果正气充足则不会致病，或即使已病，只要使正气强盛恢复，疾病亦可即瘥。许多疾病若仅着眼于某些致病因素(邪气)而不注意忽视改善人体体质(正气)，是往往难以获得根本性治疗的，也就是说，只重攻邪而忽视扶正，疾病常常可能难以速愈。攻邪必伤正，扶正必留邪。临床治疗十分注意人体正气，攻补兼施，图祛邪而不伤正，扶正而不留邪。例如除湿最易伤津耗液，故应注意养阴保津，同时兼施温阳健脾；再如火热之证，实热之火易伤阴，而虚热之火阴本伤，故治当清火泻热配以养阴。
中医治病贵在调，有余者损之，不足者益之，精明者补泻结合，必须随机应变。有时君以攻臣以补，有时重扶正而辅以泻。
临床每诊一例患者，必须详细分析病因、病机、病程，何时用何法，何时用何药，灵活掌握，攻补贵在时机。这方面在女科调经治疗中最为突出。
月经不调气滞者，经前数天或十余天即有乳胀、胸闷等症状出现，若迟至临经方给药，只能使病情缓解于当时，下次经前诸证如故。因此，对气滞者应在经前，即在症状刚出现或将出现时用药，使肝气条达，气血流畅，临经时症状减缓，在下次经前再给药，如此数次，治愈可以指日。又如因虚而致月经后期或量少，应予补益，使之逐步恢复，若急于求成，遽投三棱、莪术、山甲、虻虫等通经药，可见于一时，但因气血耗损，在下次经行时会出现量更少、更推后的现象。再如行经方第一、二天时，出现月经过多，不宜大量或过早地使用阿胶等强力止血药，因过早大量给药，可使月经突然停止，形成郁血，导致痛经或失调。病程较长的月经过多，在经前早调经，方可获效，但在月经即将来潮时，不宜使用固涩止血药，以免阻碍气血的正常运行。血瘀者应在经行早期或经前一、二天给予活血调气药，见经行不畅、腹痛甚、多瘀块时，加重化瘀通经药，但注意过早用药易致经量过多。
患有其他疾病，适值经行，用药时宜寒凉、固涩药减量、少用，破血、利尿、泻下药暂缓、减少应用，辛温表散如麻黄、白芷等也宜少用，以防耗血动血。经前、产后、老年人脾胃运化虚弱者勿大补，以免阻碍气血运行；经后毋攻下，防止耗气血后再伤正气；临经、产后用药宜偏温，也可以活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