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一、 强调研习《内经》的重要性。
秦氏一生十分重视研究《内经》，仅从这方面即撰写专着五种，他曾反复强调“研究祖国医学，先要学习《内经》，然后可以顺流而下地贯彻到其他医学，不如此，便象失去了钥匙，无法打开中医宝库的大门”。秦氏研究《内经》特别注意运用以下两种方法：一是高度综合归纳，如《内经类证》即将有关条文分归44种病类、310种病候进行整理，
而《谦斋医学讲稿·水肿病的基本治法及其运用》又通过归纳散见于《至真要大论》、《阴阳别论》、《脉要精微论》、《评热病论》、《水热穴论》、《气厥论》、《平人气象论》、《汤液醪醴论》、《五癃津液别篇》、《邪气藏府病形篇》等与水肿病有关条文，为之总结出了“主要病因由于湿，也能由外邪和内伤引起”，“发病机制与脾、肺、肾、三焦、膀胱、肠胃等功能障碍有密切关系，因而治疗方法有发汗、燥湿、利尿、逐水、理气、宣肺、健中、温肾等”，进而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而提出了发汗、利尿、燥湿、温化、逐水、理气六个基本治法。二是深入剖析发微，如对《素问·通评虚实论》“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的注释，即从病因、现象、体征等方面加以剖析，并引《伤寒论》有关条文予以证明，使虚、实之概念昭然如揭，那就是“从因素来说，风寒暑湿燥火等外邪侵入的多是实证，气血精神津液等内脏损伤的多是虚证；从现象来说，急性进行性机能兴奋的多是实证，慢性退行性机能衰减的多是虚证，故经络障碍，脏腑壅实，气分郁结，瘀血停留，脉象弦大紧急等多属于实，面色惨白，形体疲劳，精神萎靡，呼吸低微，脉象细小软弱等多属于虚。由于虚实是表示邪气与精气，也就是表示病与人两方面，所以邪气只有实而无所
二、 重视运用脏腑辨证用药的诊治手段。
秦氏认为：“无论是外感和内伤，外因和内因，都是通过脏腑后发生变化”，即“所有病症，包括病因、病机在内，都是脏腑生理、病理变化的反映”，而“药物的功效也是通过脏腑后才起作用”的，可以说“临床上辨证施治归根到底都是从脏腑出发”，所以验证“必须重视脏腑发病及其用药法则”。关于脏腑发病和用药法则，秦氏作了深入研究。在脏腑发病方面，如《内经》所云“五脏所主，五脏开窍，五脏化液，五脏所恶，五脏变动，五脏所病等，明确地指出了脏腑的生理、病理及与形体的关系”；在用药法则方面，如“《本草纲目》序例里叙述了《五脏五味补泻》和《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本草分经审治》以脏腑为纲，更具体地指出了药物对脏腑病变的使用”。基此，秦氏归纳了判断具体病证脏腑病位的四种线索，即“一关于本脏的体用性质，包括本身的变化，如肝藏血，以血为体，以气为用，性主升发，宜条达舒畅，及肝用太强，气盛化火，血虚生热生风等；二关于本脏与形体各组织器官的联系，包括经络循行部位，如肝主筋，开窍于目，爪为筋之余，及肝脉循胁肋、少腹，络前阴，冲脉隶属于肝胃等；三关于本脏同其他脏腑的关系，包括奇恒之腑在内，如肝与胆为表里，与心、肾相生，与肺
三、 倡导建立寒温统一的外感病学。
秦氏通过深入地比较分析伤寒与温病学说后认为,后者乃是前者的发展,两者虽具多种差异性,但又具颇多共同性,可以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因此没有必要将两者对立起来,而应当在尊重两种学说的前提下将两者统一起来,以建立“完整的中医外感病学或叫传染病学”,从而使之“在临床应用上大大地提高一步”。具体地说,这两种病的差异乃在于:病因有寒温之异,病机有伤阳、耗阴之别,辨证有六经表里与三焦上下之差,治疗先有温与凉而后有回阳与救阴之不同;然其共同点又在于:均受之于外邪而初起皆现表证且都治用解表之法,而表邪不解又均传里化热并皆治用清热和通便之法。此外,这两种病还在更多方面存有交叉,一在病机上,“伤寒同样有伤阴,温病同样有伤阳”;二在辨证上,伤寒六经也分上下,温病三焦也分表里,均离不开经络,更何况太阳证即为上焦病,阳明、少阳、太阴证即为中焦病,少阴、厥阴证即为下焦病,内脏的关系也是一致的,实不过一纵一横而己;三在处方用药上,伤寒表证虽以辛温解表为主,但也出有法从辛凉的麻杏石甘汤,可与温病所出辛凉之剂桑菊饮、银翘散并存,在通便方面,
伤寒出有攻下之承气汤和润下之脾约麻仁丸,温病既用承气汤,又复出养阴润下之增液汤,并常合两方为增液承气汤而用之,还据情灵活加减使用诸如复脉汤等伤寒方……。由此可见,温病实为羽翼伤寒,应消除其分歧而力加统一之。这也有助于说明,秦氏研究外感病之证治,实熔古今之说于一炉,并力排经方、时方之分歧,只不过未涉寒温统一的具体方面而已。
四、主张以中医理法治疗西医诊断的疾病。
鉴于中、西医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目前还没有汇通,所以秦氏认为临床遇到业经西医确诊的疾病时,切不可生搬硬套,既要防止似是而非地仅据西医病名盲目施治,如遇炎症即用金银花、连翘清热,遇癌肿即用攻毒、解毒之治法,又要避免因西医诊断所引出的缺少治法或预后不良之类看法而束缚手足,甚或失去治疗的信心和勇气,相反地其时都应当搜集所存在的客观临床表现,特别要注意搜集从西医角度看来无足轻重的某些症状,然后再运用中医理论进行细致地辨证,必须根据中医诊断和治疗方针予以处方用药。然而,既已经过了西医确诊,就应当确切的理解西医以及某些术语的含义,只有正确地参考西医诊断和进一步参考西医文献,才能对中医治疗西医诊断的疾病有好处。此外,还需注意的是,“临床上不可能急切地把西医诊断的某一疾病用中医来全部解决,凡是在某一阶段或某一环节,真能运用中医理法取得确实疗效”,“都要做好记录,等到积累更多的病例,便能说明全面问题”,届时中医学术之汇通自会水到渠成,“不应当以完全解决为标准,使点滴的成果遭受散失,结果一无所获”。
证治经验
一、长于剖析主次见症。
秦氏临证善于抓取主症，搜罗兼症，以主证为线索，以兼症作佐证和鉴别，全面综合，条分缕析，以逮其时其病之症结，如对冠心病心绞痛一病的辨证，即抓住阵发性短暂性心前区掣痛或胸宇痞闷、窒塞这一主症，归其病位在心，病机“主要是气血不利，不通则痛”，同时根据其病多兼心慌心悸、自汗盗汗、疲乏无力、睡眠不佳、面色不华、痛剧面色苍白、舌质或淡或尖部嫩红起刺、脉象或细或大或弱或紧或迟或数或结或促等见症，进而责其病机为心血不足，心阳衰弱；又如对于因晚发性神经梅毒侵害脊髓后根及后柱所致脊髓痨一病之辨证，也是抓住共济失调、感觉障碍、神经根痛之类之主症，据其发生部位多属肝、肾两经循行范围，于是归其病位在肝肾，病机主要为“肝肾精血亏损，筋骨失其濡养”，并据主症中所见动摇不定这一表现而进一步责其病机为兼有命火不足，滋生虚风，又据其时所兼全身乏力、脊背沉重、形寒肢冷、两便失调等见症，乃补充病机为命火亏衰，督脉阳虚，卫外不固，气化不及，同时还据其多兼头晕、眼花、遗精、阳萎等一派肝肾虚象，从而综合其病机为“肝肾虚寒，并与命门和督脉有密切关系”，相类于中医“风痱”之证。也正因为秦氏临证善析病机，故其立法处方无不紧扣病证。
二、擅于兼治标本。
标本含有多义，这里的本乃指病因、病位，标指症状。尽管前人都强调审因论治，然秦氏从《内经》所出“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散者收之，惊者平之，急者缓之”等治法实依序针对病因、病位、症状而设，又考虑到“病人的痛苦和精神威胁常随症状的轻重和增减而转移”，所以提出临证处方应适当地照顾症状，并将临证处方的组成概括为（病因＋病位）＋症状这一公式，如治疗风寒袭肺、宣化失职所致咳嗽之证，由上述公式即可引出治法为（疏散风寒＋宣肺）＋化痰止咳，选用杏苏散加减，而分解杏苏散的药物组成也恰好符合上述治法，即（紫苏、前胡＋杏仁、桔梗＋枳壳＋甘草）＋半夏、陈皮、茯苓，可见处方在“针对病因、病位、症状三方面用药，应该互相呼应”，而引用成方也当根据这三方面灵活加减之，唯这里“所说照顾症状，是从根本上考虑，标本结合，不同于一般的对症疗法”。很明显，如此处方用药，既可迅速缓解症状，又可同时去除病根，这在临床上颇具现实意义。
三、精于活用成方。
成方是前人经实践有效后而遗留下来的经验方，其中又可分成通治方和主治方，专治一病者为主治方，兼治数病者为通治方，秦氏认为即使运用通治方，也应分析主治、主药，并在认清所治病证的主因、主脏、主证之后，再根据具体病情加减之，即“将原因疗法密切结合症状，便能将通治方转变为主治方”，“只有掌握这些常规，才能出入变化，得其环中，超乎象外”。至于选用专治方，秦氏认为关键不在于主症相同，而在于病因和病位相符，只有这样，才具有加减变化之基础，他正是基此而成功地运用黄芪建中汤治疗虚寒胃痛，用桂枝加黄芪、当归治疗体弱感冒及其所致痛痹之证，并用阳和汤取代小青龙汤治疗风寒引起的顽固性痰饮咳喘之证，这就“充分说明了所谓成方的灵活运用，不仅在于加减方面，主要是在理论指导下独立思考，才能在使用上更为灵活广泛”。
四、善于组遣对药。
秦氏认为处方上经常并用当归和白芍、苍术和厚朴、半夏和陈皮等，这都“是前人经验的积累，有根据，有理论，不是随便凑合的”，“值得我重视”。具体地说，一般分为如下三种类型：一为借两种性质相反或气味、功效不同的药物结合，如气与血、寒与热、补与泻、散与收、升与降、辛与苦等，在相反相成中，改变其本来的功效或取得另一种新的效果，诸如桂枝与白芍、金铃子与延胡索、黄连与吴萸、黄柏与苍术、黄芪与防风、红枣与生姜、干姜与五味子、桔梗与枳壳、半夏与黄连等并用，即属此类型；二为以两种药物相辅而行，互相发挥其特长，从而增强其作用，如苍术与厚朴、豆豉与葱白、黄芪与防己、人参与附子等并用，则属此类型；三为以性质与功效类似的两种药物同用，藉以加强药效或兼顾有关脏腑，如党参与黄芪、龙骨与牡蛎、青皮与陈皮、苏梗与藿梗等并用，又属此类型。有鉴于这种对药配伍巧妙，能加强药效，扩大治疗范围，故为秦氏所喜用并力荐之。
运用中医理法治疗西医诊断的疾病
1、神经衰弱
西医诊断的神经衰弱，是神经官能症的一种。它的临床症状错综复杂，西医认为都是大脑皮层的兴奋过程和抑制过程的不平衡，或者由于这些过程有某些不协调所致。从中医的理论来分析这些临床表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身体消瘦，极易疲劳，面色不华，筋惕肉shun，脉象细弱－肝血虚；头胀头痛，面部轰热，手足心热，潮汗，舌质红，脉细数－肝热；头晕，偏头痛，眼花目干，泛漾欲吐，脉细虚弦－肝阳；四肢麻木，颤抖，头晕欲倒，脉沉细弱或浮弦无根－肝风；头胀，胸闷太息，胁肋胀痛，腹胀腹痛，嗳气矢气，脉弦－肝气；头昏，胸膈不畅，多疑善感，忧郁不乐，食呆寡味，脉沉弦或细涩－肝郁；头脑胀痛，口苦口干，急躁激怒，大便秘结，舌苔黄糙，脉弦数－肝火；心慌心悸，健忘惊惕，思想不易集中－心血虚；心烦闷乱，不易入睡，睡则易醒，多梦多汗－心火旺；耳鸣，腰膝酸软，遗精早泄，咽喉干痛，手足心热，小便黄赤，脉象细数－肾阴虚，相火旺；怕冷，手足不温，性欲减退，阳萎，小便频数清长，脉沉迟无力－肾阳虚；消化迟钝，脘腹饱闷，大便溏泄，脉濡缓－脾阳虚；纳食减少，嗳腐恶心，脘腹胀痛－胃气滞；神思淡荡，困倦无力，心悸，失眠，胸烦，足冷－心肾不交。
就上面分析，可以看出神经衰弱所出现的一系列临床表现，从中医理论来讲，病因方面，应以七情、劳倦为主，与体质和大病、久病后也有一定关系；在脏腑经络各方面，多为肝、心、肾和脾胃的病变。总的来说，属于内伤范围。进一步从这些症状的主和次，多见和少见及各脏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分析，其中肝的病变又占着重要位置。因肝同心、肾和脾胃有生克关系，当肝有病变时往往影响到这些内脏，而这些内脏有病也多影响到肝，这就会出现许多复杂的症状，特别是肝症状最为多见亦比较突出。因此，从中医理论来探讨神经衰弱的发病机理，我的初步意见是，以肝为主。
肝以血为体，气为用，血宜充盈，气宜条畅。如果受到某种原因而使血分亏耗，一般称为肝虚；若是气分横逆和郁结，称为肝气和肝郁。所以肝病总的表现可分为气和血两个方面，在血多虚，在气有虚有实，而以实证居多。肝血也可发生瘀结，但据临床观察，它在神经衰弱中比较少见。肝的病变，若因血虚而生热，便为肝热；因肝热而阳升，便为肝阳；又因阴不敛阳，则为肝风；气盛化火，则为肝火。同时肝阳能发展为肝风，肝郁亦能转化为肝火，肝血虚能引起肝气横逆和肝火旺盛；反过来，肝气横逆和肝火旺盛也能损害肝血。为此，肝病产生的多种证候，都是肝脏的体、用失去平衡所致，并且相互影响而形成了复杂现象。另一方面，由于肝和心是母子相生，故肝血不足，相生不及，可以产生心血虚，肝火旺也能影响到心，产生心火旺，因而引起心神不安等现象。肝和肾为子和母，肝脏须赖肾水滋养，肝虚而肾阴亦虚，便成水不涵木。并且肾为水火之脏，无论肾阴和肾阳不足或肾脏相火偏旺，均能影响肝和脾胃，成为火不生土、阴虚阳亢现象。至于脾胃又最畏木横克土和木不疏土，产生功能障碍，引起一系列消化失常的症状。
事实上，神经衰弱患者所出现的临床表现很少属于单独一个证候，往往是几个证候错综出现，但是通过上述的分析研究，就不难分清哪些是主证，哪些是兼证，从而给立法处方指出明确的方向。比如说，一般用于神经衰弱的方剂很多，有逍遥散、归脾汤、补心丹、人参养营汤、驯龙汤、香砂六君丸、柴胡疏肝散、黄连阿胶汤、六味地黄丸、交泰丸、金锁固精丸、左归饮、右归饮等等。那么多的方剂，在临床应用时如何具体掌握呢？我以为首先从内脏病变了解它的基本治法，然后再依具体病情适当地将这些基本治法结合起来，参考成方加减。本病基本治法，根据上述辨证分析，大概可以归纳为：养肝血、清肝热、平肝阳、熄肝风、疏肝气、降肝火、补心血、安心神、清心火、滋肾阴、温肾阳、清相火、补脾土、和胃气等十四个。由于神经衰弱的临床表现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错综复杂的，所以实际治疗时这些基本治法也多结合起来运用，如：养血清热法，养血潜阳法，养血熄风法，养血调气法，疏肝理气法，清肝降火法，养血安神法，滋肾清心法，交通心肾法，滋补肝肾法，温肾扶阳法，温补脾肾法，滋阴降火法，调养肝脾法，调养心脾法，疏肝和胃法等。这些治法，也就是复方的组成法则。
通过辨证，掌握基本治法灵活运用，便不难选方用药了。例如：养肝血是神经衰弱属于血虚的基本治法，单纯的肝血不足便是养血补肝，因血虚而引起的肝脏其它病变及兼有其它内脏症状时均可与之结合。所以适用于消瘦疲乏、不耐烦劳等血虚证外，凡是肝热手足心热，肝阳头晕眼花，肝风四肢麻木颤抖，肝气胸胁满闷，以及心神不安，肾阴不足，脾土虚弱等，只要与血虚有关的都不能离开这个基础。具体地说，养肝血的常用药物有当归、白芍、首乌、阿胶等，如果肝热可加丹皮、山栀，肝阳可加菊花、牡蛎，肝风可加羚羊角、天麻，肝气和肝郁可加青皮、陈皮、香附、柴胡，心神不安可加枣仁、茯神，肾阴不足可加生地、枸杞，脾胃虚弱可加白术、茯苓等等，这样就成为养血清热、养血潜阳、养血熄风、养血调气、养血安神、滋补肝肾、调养肝脾等复方了。
顾名思义，西医诊断的神经衰弱似乎是一种虚弱证。中医认为有虚有实，也有虚实夹杂，因而从各方面来调整其偏盛偏衰，有多种不同的疗法，可以看到辨证施治的重要性了。
2、慢性型传染性肝炎
传染性肝炎西医分为若干类型,我在临床上遇见的多为慢性型传染性肝炎(以下简称肝炎),现在只对这方面来谈。
肝炎的临床表现相当复杂，从中医理论来分析，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类。1.属于肝的：右胁部隐隐胀痛，遇劳则痛加剧，或有较明显的疼痛，头痛头晕，潮热或头面、掌心热，或自觉轰热而体温不高，失眠，易出汗，小便黄，皮肤偶有搔痒或落屑，月经不调等；2.属于脾胃（包括肠）的：纳食呆钝，厌恶油腻，泛恶，嗳气，腹胀肠鸣，便秘或便溏，消瘦，倦怠无力，精神不振，黄疸等。从病因病机来说，在肝症状方面，有虚实、气血之分，其中包括气虚和血虚，气滞和血瘀，并由于气血不和，出现偏寒、偏热现象；脾胃方面的症状多由肝病引起，其中有因木旺克土而使脾胃薄弱，也有因木不疏土而使肠胃壅滞，更因木与土之间存在此胜彼负的相互关系，在脾胃不和的情况下又能使肝症状加重。为此，西医诊断的肝炎，从中医来诊断也是以肝病为主，但治疗上认为不能单治肝脏，而且也不是单用一种方法治肝。
治疗任何一个疾病，必须将主证明确提出。我认为肝炎一般有胁痛（肝区痛），从辨证来看，应该以胁痛为主证。中医对于胁痛，以新病在气，久则入络来分别气血，又以痛的不同情况区别为隐痛多虚，压痛多实，剧痛多寒，刺痛多瘀，及胀痛和时痛时止多属于气，再结合兼证和脉象、舌苔等，作出确诊。肝炎的胁痛可以因血虚、血瘀、气逆、气郁等因素引起，又可出现气逆化火、血虚生热现象，从而产生头晕、头痛、头面掌心灼热、小便黄等种种兼证。只有结合这些反映不同的病理现象的兼证，才能确定胁痛的性质，分别治疗。
我在临床上以胁痛为肝炎的主证，再结合经常伴见的肝、脾、肠胃症状，初步定出两个治疗原则：胁部胀痛，痛的程度较剧，兼见腹胀、食减等肠胃轻证，脉弦滑或细弦，舌苔薄腻，用疏肝为主；胁痛不甚剧烈，或痛虽重而肠胃症状特别明显，包括脾困湿阻，食呆恶心，食后腹胀更甚，嗳气矢气，大便不调，脉濡细，舌苔厚腻等，则用调理脾胃为主。在这治疗原则下具体使用是：疏肝法采用柴胡疏肝散加减，以白芍、柴胡、丹参、郁金、枳壳、青皮、陈皮为基本方。白芍养血护阴，兼能止痛，丹参和血而无辛温流弊，用来调养肝体为主，佐以柴胡、郁金、青皮疏肝气，枳壳、陈皮调理肠胃。如果胁痛较重或牵及少腹胀痛的加金铃子、延胡索；久痛不止，痛如针刺，或日轻夜重的加红花、制乳香没药；痛处有内热感的加大小蓟、大青叶；掌心热的加丹皮、山栀。调理脾胃法采用解肝煎加减，以白芍、柴胡、厚朴、半夏、茯苓、砂仁、枳壳、青陈皮为基本方。仍取白芍、柴胡、青皮疏肝止痛，针对主证，结合厚朴、半夏、陈皮、茯苓、枳壳、砂仁，侧重在和中化湿。如果腹胀甚的加木香；腹满大便不畅的加大腹皮或大腹子皮；舌苔厚腻的加苍术；肠鸣大便溏薄的加乌药；兼见黄疸的加茵陈等。
这是肝炎的一般治法，由于肝和脾胃有密切关系，并且肝炎经常出现肝和脾胃的错杂症状，必须分别主次，全面照顾。遇到特殊情况，也能用黄芪、首乌、当归补肝，桃仁、三棱、莪术破瘀。此外还有很多疏肝理气的中药，如香附、香橼、荔枝核、白蒺藜、藿香、蔻仁、佛手、鸡内金、六神曲等，均可选用，不受限制。总之，掌握原则，根据临床表现辨证施治，不要受肝病的拘束，也不能忽视肝脏体用的相互影响。正因为此，中医治疗肝炎取得了一定的疗效。但对没有症状和症状已经消失，仅凭化验结果肝功能不正常的患者，如何进行治疗，是一个新问题，有待今后研究。
附带说明，中医文献关于肝脏部位的记载，因《内经》上有“肝生于左”的字句，有人以为根本不对头。其实《内经》这字句出在《刺禁篇》，是指针刺的禁忌部位。它的原文是：“脏有要害，不可不察：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部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如果认清题目，不将文字割裂来看，意思是十分清楚的。故张景岳《类经图翼》里指出：“肝之为脏，其治在左，其藏在右胁右肾之间。”中医治病从整体出发，往往不固执于本脏的部位，而就其生理作用和经络部位治疗。例如《医学正传》治左胁痛用枳芎散（枳实、川芎、甘草），《得效方》治右胁痛用推气散（枳壳、姜黄、肉桂、甘草），《医宗心读》和《医学心悟》里治胁痛，均以左为肝气不和，右为肝移邪于肺，并指出“凡治实证胁痛，左用枳壳、右用郁金”。他们对于左右的部位都区别甚清。我以为不妨从前人的观点来深入探讨，不要粗暴地一笔抹杀。
3、心绞痛
西医诊断的心绞痛，以冠状动脉硬化最为普遍，由于冠状循环机能不全，引起心肌供血不足所致。从中医临床观察，其主要症状为心前区部位疼痛，常放射至左肩和左臂。多属骤起的阵发性掣痛，每次发作时间常只数分钟，短者数秒钟。痛时多半伴有胸部痞闷和窒息感觉，也有经常胸宇不畅，兼呈心慌心悸，自汗盗汗，疲劳乏力，睡眠不佳等证。四诊方面，面色不华，剧痛时呈苍白色；舌质或淡，或尖部嫩红起刺；脉象或细或大，或弱或紧，或迟或数，或促或结，在活动后变化更多。
依据心绞痛的临床表现来引证中医文献，《内经》上说：“心手少阴之脉，……是动则病嗌干，心痛，渴而欲饮，是为臂厥，是主心所生病者。”又说：“心病者，胸中痛，胁支痛，膺背肩胛间痛，两臂内痛。”关于心脏病理，《内经》也指出：“忧思则心系急，心系急则气道约，约则不利。”又指出：“手少阴气绝则脉不通，脉不通则血不流。”于此可见，前人对于心痛的认识亦属心脏病变，它的发病机制，主要是气血不利，不通则痛。因为心主脉，脉为血之府，血液充盛，循行脉内，周流不息。而血液的循行有赖于心阳的鼓动，如果心阳衰弱，便使功能障碍，血行不利。所以心脏以血为体，以阳为用，心血和心阳偏衰，均能发生病变。我认为心绞痛的证状，有心血不足的一面，也有心阳衰弱的一面，在治疗上必须两面兼顾。也就是一方面补养心血，一方面加强心阳的功能，促进血液的循环顺利。
但是,临床上不能笼统使用,尤其是已经发生障碍,必须在养血扶阳的基础上消除障碍,才能使证状迅速改善。因此我的初步体会,成方中的复脉汤治脉象结代，心动怔悸，用生地、麦冬、阿胶养心血，人参、桂枝扶心阳，切合于心痛的发病机理，可以作为基本方。由于心藏神，汗为心之液，因本病常伴心悸，多汗，睡眠不安，故可参考养心汤和归脾汤，酌加当归、远志、枣仁、五味子、茯神、龙眼肉、柏子仁之类,但不能以养血安神作为主治。另一方面,必须注意到本病的主证是疼痛,疼痛的主因是气血循行不利,如何促使排除障碍而血行通畅,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我以为可从活血及祛瘀生新考虑,初步采用了丹参饮为主方。本方原治心胃疼痛,兹取丹参入心与心包两经,能通血脉;檀香散胸中气滞,而无香燥耗散的流弊。此外也用了手拈散中的五灵脂、延胡索、乳香等,入血止痛。但临床证明,除丹参最为和平外,三七、西红花温通活血,散瘀定痛,效果良好;郁金入心,系气中血药,兼有破宿生新功能,亦为常用要药。
在心绞痛用养血、扶阳和活血，有相互联系，主要是加强心脏功能，促进血液循行通畅。但须根据具体病情分别主次，同时也要注意与本病有关的一切证候和因素，给予适当的处理。比如虚弱比较明显的，养血扶阳为主，佐以丹参、郁金；疼痛比较频繁的，活血为主，佐以生地、阿胶；在巩固阶段又可用人参和三七研粉常服。扶心阳以桂枝为主，结合人参；如果受寒痛频，可酌加细辛温经。也有胸闷连及中脘，或饱食后心痛易作，宜稍入薤白、瓜蒌和中；或胸闷窒塞，气短欲绝，亦可加旋覆花、香附。兹录病例数则如下：
病例一：男性,47岁。心前区痛1年,痛时不放射至左手臂,但觉胸闷不舒,左乳头内侧跳动不宁,脉象滑数,舌苔黄腻。拟从心脏调畅气血,用丹参、五灵脂、郁金、蒲黄、远志、枣仁、云茯苓。因兼有胃病,酌用枳壳、陈皮、神曲等。治疗四个半月后,疼痛减轻,接予党参、生地、丹参、桂枝、远志、枣仁、龙齿等调养心气。又四个月，病情基本上平稳，单用人参粉、三七粉各三分，每日分两次开水送服，连服1年。据患者自诉,过去心前区刺痛连续至数分钟即觉难受,现在已不复发;过去每次痛1、2秒钟的一天有20多次,现在亦仅4、5次，程度也轻得多了。
病例二：男性,53岁。半年前发现心悸,近3个月又增心前区掣痛,胸部胀闷,兼见腹胀多矢气,脉象滑数,舌苔腻黄。拟调理心气,佐以和胃。处方：丹参、檀香、郁金、砂仁、云茯苓、枳壳、陈皮、竹茹、佛手，另用三七粉冲服。经过四个月的加减调理，据述治疗前每周痛2、3次,也有每天痛几次的,服药3个月后痛即停止,近来停药1个月,仅痛过2、3次,心慌心悸亦好转。
病例三：男性,38岁。6年前发现心前区痛,经常发作,痛时放射至左肩臂,两手觉麻,心悸胸闷,食后便觉不舒,头晕,睡眠不熟,脉细,舌苔薄白。拟养心和胃法。处方:党参、丹参、郁金、菖蒲、远志、枣仁、枳壳、陈皮,加三七粉冲服。6剂后心痛即轻减,纳食亦增,手麻减而指尖觉凉,原方去枳壳,加生地、桂枝。在初步好转时,用过阿胶、麦冬、白芍、西红花之类,半年后基本上心痛停止。
病例四:女性,43岁。心前区微痛,胸闷,呼吸困难,头晕,疲劳,睡眠多梦,已有两年,舌净,脉沉细弱。拟调养心气为主。处方:党参、麦冬、阿胶、桂枝、丹参、远志、枣仁、红枣、郁金。六剂后心痛见轻,依此加减,自觉症状均有明显好转。经过4个月的治疗,除特殊原因感到疲劳外,心痛从未复发。
两年来治疗了不少本病患者，他们都经过西医确诊并按期作了复查，所有病例中，有的停用西药后用中药，有的改用中药后偶用西药。然经过中药治疗以后，症状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好转,特别表现在大多数患者能坚持工作,而且从未有过突然发生意外变化。这里说明了中医中药是否能使本病的根本问题得到解决是另一回事,但最低限度反映了能够控制病情的发展，如果中、西医取得更为密切的结合,早期即用中医治疗,可能会收到更好的效果。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但相信用中医养心、通阳和活血的法则来治疗心绞痛,是比较有效而且值得研究的。
心痛的治法,在中医文献上比较少见,原因是以心为君主之官,因而强调心不受邪,心不可痛。然而对心痛的描述甚细致,不能忽视。如《内经·厥病篇》里说:“厥心痛,与背相控，善瘛,如从后触其心,伛偻者,肾心痛也;厥心痛,腹胀,胸满,心尤痛者,胃心痛也;厥心痛,痛如以锥针刺其心,心痛甚者,脾心痛也;厥心痛,色苍苍如死状,终日不得太息,肝心痛也;厥心痛,卧若徒居,心痛,间动作痛益甚,色不变,肺心痛也。”又指出:“真心痛,手足清至节,心痛甚,旦发夕死,夕发旦死。”我意味着心痛证有随时发生骤死的可能,这里所说的真心痛便是指骤死的证候，也就是所谓心不可痛。再因心不受邪,认为心痛的出现多受内脏逆气的影响,不是心脏本身的病变,因而加上“厥”字,并据不同兼证区别为肾心痛、胃心痛等。假如将这些症状联系起来作成如下语译:“心痛的证候,胸痛如针刺,牵引肩背痛,手臂拘急疼痛,四肢不温,胸胁满闷,也有连及脘腹觉胀;平时容易心慌,活动则惊悸,痛更加剧;严重的面色苍白,卷卧静默,呼吸窒塞，能猝然死亡。”可以看到前人对于心痛证的认识和描写是相当完整的。至于前人提出的九种心痛－虫心痛、蛀心痛、风心痛、悸心痛、食心痛、饮心痛、冷心痛、热心痛、去来痛,
大多不属于心脏本病。正如《医学正传》所说:“夫九种心痛,详其所由,皆在胃脘而实不在于心也。”
4、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血小板减少紫癜
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和血小板减少性紫癜都是相当严重的疾患,目前尚缺乏特效疗法。这几种病同属于血液病范围,虽然各有特征,诊断上必须通过临床化验尤其是周围血和骨髓的细胞形态学检查,才能确诊。中医如何进行辨证及治疗呢?我认为仍然以表现的症状为依据,分析症状来探索其病因和传变。如果表现的症状有出入,治疗的方法便不同;相反,不同疾病表现为相同性质的症状时,治疗的法则基本一致。常说的“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在这几种血液病上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和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病的临床表现各有不同,其中尤以白血病最为复杂,变化也特别多和特别迅速。据我初步观察,急性白血病突出的是发热、感染和出血,慢性白血病以贫血和肝脾或淋巴结肿大为主证;再生障碍性贫血除严重的贫血外,也是容易出血和感染;而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病则以出血为主。从总的来看,这三种病有其共同点,即:贫血、出血与发热和感染。
贫血的诊断，西医根据血液检查及临床表现，它的一般症状有面色
白，心跳，气短，头痛晕眩，耳鸣，以及体力和脑力疲劳等现象。中医还注意到言语低微，自汗盗汗，形寒肢冷，手足心热，腰膝酸软，并观察到脉象多是细弱或浮大，舌质淡红或淡白等。这些表现多属于中医的血虚，中医治疗血虚牵涉到好几个内脏，处方有轻重、浅深。例如一般所见的头晕，目眩，面色不华，疲劳，脉细等证，多从肝脏治疗，用当归、白芍、阿胶、首乌、菟丝子、沙苑子之类。倘见心悸，健忘，失眠，思想散漫等，多从心脏治疗，用人参、当归、枣仁、柏子仁、生地之类。较严重的兼见浑身倦怠，懒言少气，行动喘促多汗，脉象虚弱濡缓等，认为中气不足，应结合党参、黄芪、白术、山药、甘草之类补中益气。进一步见到形寒肢冷，性欲减退，夜尿频数等证，又以先天肾脏为主，用熟地、山茱萸、肉桂、鹿角胶、补骨脂、紫河车之类。这是治疗血虚的一般方法。在上述这几种血液病中出现的贫血，大多复杂而严重，不仅需要多方面结合，还须考虑病情的发展迎头赶上。
这几种血液病的出血，包括了中医的所有出血证候，有吐血、呕血、鼻衄、牙衄、舌衄、尿血、便血及妇人崩漏。病因病机方面，有虚火、实热和气不摄血，对于内脏的关系也相当广泛。为此，治疗上采用一般的止血药如仙鹤草、茜草炭、侧柏叶、蒲黄炭、地榆、藕节之外，必须根据出血部位，分别内脏，结合原因治疗。例如前人分血上溢为阳络损伤，血下溢为阴络损伤，所说阳络指上中焦的阳脏，阴络指中下焦的阴脏。虽然不能这样绝对划分，因为上出血的病因病机很多属于阴脏，同样地下出血也有属于阳脏，但是明确地指出了出血的部位和内脏的关系。因此，用于血液病出血的止血方法，有清肺、补肺、清肝、平肝、清胃、清肠、滋肾等，药如麦冬、生地、石膏、丹皮、阿胶、连翘、银花、黄柏、知母之类，均在选用之列。必须注意，血液妄行多由火动，故一般止血药偏于寒凉，但由于血液病的本身往往存在严重的血虚阴亏现象，苦寒药应当慎用，防止正气败坏。突出的有不少证候还用了益气固摄和引火归原之药，如黄芪、党参、肉桂、龙骨、牡蛎、五味子、升麻、炮姜炭等。
这几种血液病的过程中，常有不规则发热或长期低热。大概有三种性质：一种是单纯的内伤发热，由本身引起的虚热；一种是一时性的外感发热，由外邪引起；另一种是在内伤虚热的基础上兼有外感，属于本虚标实。所以使用退热方法时，应根据不同证候分别用养血清热、滋阴退蒸、扶正疏邪以及甘温除热等，常用药物如生地、鳖甲、白芍、黄芪、地骨皮、白薇、银柴胡、青蒿、升麻、薄荷等，相当复杂。
以上是这几种血液病的共同性的一般证候及其一般治法，当处理这些证候时，还必须注意各个病的特点。例如贫血，在再生障碍性贫血最为顽固。虽然用中药能够控制发展或减少输血，但血象恢复很缓慢。特别是妇女患本病，往往因每次月经来潮量多，使已经收到的效果又复下降。我曾经掌握患者的月经规律，在每次月经前采取补气摄气法，用黄芪、党参、山药、甘草、阿胶、当归身、白芍、炮姜炭、仙鹤草、血余炭、煅龙骨牡蛎等，再配合西医用肾上腺皮质激素等，收到良好效果。例如一青年女性患者，病程半年，血红蛋白4克，红细胞139万，白细胞2500,中性粒细胞43%,血小板28,000，网织红细胞0.2%，骨髓增生减低。每次月经来潮，血流不止,血红蛋白明显下降。由于经前采取积极措施，减少经期出血,血红蛋白逐渐上升至10克,红细胞增加至350万,白细胞增至4050,血小板88,000,网织红细胞13%,贫血症状基本消失。
其次，控制一般口、鼻、大小便出血比较容易着手，在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病的皮肤出血点和紫斑，就较为困难，这类皮肤出血在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也有出现，虽然用中药治疗亦曾收到满意的效果，并认识到不能因为出血而用一般的止血剂，总之有待进一步探讨。此外，有些血液病患者伴有眼底出血，表现为视力模糊。这类病例在再生障碍性贫血和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多兼一派衰弱现象，在白血病特别是急性白血病则常有皮肤出血点及发热伴随。中医根据肝开窍于目，给予养肝、清肝，有时亦得到缓解。最严重的为脑出血，多发于血液病晚期，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加上神昏、高热和其它部分出血，显然与中风不同，也不同于温病的神昏谵语，不是用宣窍清热所能收效。
其三，发热与感染方面，在白血病最为复杂，兹先举几个病例来说。
病例一：女性患者,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高热达40℃以上。据述三个月来常有不规则发热，疲劳即发,伴有形寒,咳嗽,头晕,心悸,温欲吐,唇燥,脉象细数,汗出甚多。诊断为阴虚内热，挟有新感。处方：生地、鳖甲、黄芪、升麻、青蒿、桑叶、丹皮、前胡等。三剂后热渐退清。
病例二：男性患者，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每天傍晚开始发热达40℃，下半夜自汗身凉，大起大落，已有半年。平时手心微热，两足不温，腰以下特别酸痛，大便数天一次。舌苔厚腻，脉沉细无力。诊断为下焦阴阳并虚，中气不振，用黄芪、生熟地、当归身、苁蓉、升麻、白术、泽泻等甘温除热，次日晚上热即平静。
病例三：男性患者，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急性发作。一个月来时有咳嗽，一周来每夜发热，近三天来又一夜连续发作。发热前先有目赤，胸闷，寒战，身热高达41℃，自汗而解。伴见口干，小便短少，舌苔黄厚粘腻，脉象细滑有力。诊断为体虚受邪，痰湿交阻，不能透泄，即用柴胡、黄芩、半夏、黄连、厚朴、知母、贝母、橘红等和解清化法。下午服药，晚间寒热即定，次日上午续发一次，热势亦仅达38.5℃。
病例四：男性患者，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身热不退，咳嗽痰粘，右胁掣痛，喉痛白腐，舌苔糙腻，脉细滑数。诊断为肺有伏热，气阴两伤。处方：玄参、麦冬、石膏、知母、贝母、桑白皮、葶苈、芦根、茅根等。逐渐热退咳宁。
病例五：男性患者，急性粒细胞白血病。身热，手心热，两太阳及前额胀痛，胸腹痞满，口糜口臭，便秘溲赤，舌腻，脉大滑数。诊断为肺肾阴虚，肠胃湿热积滞。用西洋参、沙参、知母、佩兰、山栀，另服芦荟粉清热导滞。药后大便畅行，胸腹渐舒，身热随平。
从这些病例中，可以看到白血病的发热相当复杂，中医的处理就是随证治疗，尽管这些病的预后多不良，但在这一时期解决了问题。又如白血病外感常合并肺炎，亦用麻黄、杏仁、石膏、桑皮、知母、贝母、芦根；肺炎也能转变为肺脓疡，可用赤芍、败酱草、丹皮、桃仁、米仁、冬瓜子、芦根。白血病中还经常出现口腔咽喉或两侧上腭部分有溃疡病变，这可能与使用西药有关，产生所谓二重感染。从中医考虑，系属口疳和口糜，主要是胃阴受伤，虚火上炎，或因肾阴虚而虚火上浮，初步用石斛、生地、玄参、麦冬，进一步酌加肉桂引火归原，并配合青黛散外搽，清热解毒。这几种血液病，症状复杂，变化迅速，容易反复，特别是白血病大多后果不良。我在中、西医合作下，抓住本质，随证施治，收到一些效果，尚待积累经验。
医案
一、湿热兼感案
李××，男，60岁。主诉：素质薄弱，痼疾高血压，经常失眠，精神容易紧张。近感冒发热五日，曾在某医院用解热剂及青霉素治疗，热势盛衰不定(37.8℃～39℃),汗多不清。特别表现在热势上升无一定时间，一天有数次发作，
热升时先有形寒，热降时大汗恶风。伴见头痛，咳痰不爽作恶，食呆口苦，口干不欲饮，便秘，小溲短赤。
诊查：脉象弦紧而数，舌苔厚腻中黄。
辨证：病由风邪引起，但肠胃湿热亦重。
治法：依据寒热往来、食呆口苦、便秘溲赤等症状，当从少阳、阳明治疗。
处方：柴胡4.5g,前胡6g,黄芩4.5g,半夏6g,青蒿4.5g,菊花4.5g,杏仁9g,桔梗3g,枳壳4.5g,赤苓9g。
二诊：一剂后热不上升，二剂退清。但仍汗出量多，因怕风蒙被而睡。考虑外邪虽解，肠胃证状未除，且年老体弱，汗出不止，体力难以支持。改拟桂枝加附子汤法治之。
处方：桂枝3g，白芍9g，熟附片9g，生黄芪4.5g，半夏6g，茯苓9g，陈皮5g，炙甘草2g。
三诊：服药一剂，汗出即少，二剂后亦不恶风，继予芳化痰湿而愈。
按:此病极为复杂,主要是体虚而内外因错杂为病,不能不随机应变。初诊处方采用伤寒法，但结合败毒散,用柴前、枳桔升降泄邪,不能单纯地看作小柴胡汤,这是处方用药变化之所在。
二、虚人外感案
张×，男，67岁。
主诉：经常感冒，往往一、二月接连不断，症状仅见鼻塞咳嗽咯痰，头面多汗，稍感疲劳。曾服玉屏风散，半个月来亦无效果。
治法：接诊后，改用桂枝汤加黄芪。服后自觉精神体力增强，诸症渐解，感冒亦随之未发。
按:此病前后二方均用黄芪而收效不同,理由很简单。桂枝汤调和营卫,加黄芪固表，是加强正气以御邪。玉屏风散治虚人受邪，邪恋不解，目的在于益气以祛邪。一般认为黄芪和防风相畏相使，黄芪得防风，不虑其固邪，防风得黄芪，不虑其散表，实际是散中寓补，补中寓散，不等于扶正固表。正因为此，如果本无表邪，常服防风疏散，反而会给予外邪侵袭的机会。
三、久泻经闭案
赵×，女，23岁。
主诉：1951年起大便溏泻，时发时止，服多种中西药物，未曾治愈。1961年冬开始，腹泻次数增多，夜间较频，故请诊治。
诊查：诊时白天大便二三次，夜间一二次，便前肠鸣腹胀作痛，矢气频泄，窘迫难忍，便后腹内即舒。伴见多汗，手心热，口干思饮，食少，腰酸，下肢沉困，腰部喜温，月经闭阻。脉象沉细，舌质淡，苔白滑腻。
辨证：证系久泻肾虚，寒湿郁热结阻。
治法：采用乌梅丸辛苦甘酸杂合以治久利的方法。
处方:党参10g,肉桂5g,黄连3g,木香5g,川椒3g,当归9g,白芍9g,炙甘草5g,四神丸18g(包煎)。
二诊；再服四剂后，腹痛稍轻，余无改善。考虑舌苔白腻而滑，先除下焦沉寒积湿。前方去白芍、四神丸，加苍术、乌药、肉豆蔻、炮姜。
三诊：再服药四剂后，腹痛大减，矢气少，夜间不泻。舌苔化薄。月经来潮，量少色紫。仍予前方，加小茴香温通肾气，诸症向愈。随诊半年腹泄未发。
按：本案病起十多年，泻时多在天明或夜间，并有腰酸肢困、腹部喜温等症，说明下元虚寒，故属肾泄；但结合腹内胀痛，便后即舒，以及掌热、口干、经闭等，又说明肠胃消化不良，传化失职，兼有肝虚郁热现象，虚实寒热夹杂，寒湿郁热结阻。对此久泄久利证，秦氏常选用乌梅丸法施治，均可取得理想疗效。
四、真心痛案
章××，男，69岁。
主诉：心前区刺痛间断性发作已十多年，近来发作频繁，痛时放射至左肩臂，特别表现在两手臂内侧肘腕之间有一线作痛，伴见胸闷心悸，睡眠不安。
诊查：脉象细数。
治法：初拟和心血，通心气。
处方:丹参10g,郁金6g,红花6g,橘络6g,旋覆花6g(包煎),菖蒲10g,远志6g,枣仁10g。 二诊：服上方药半个月后，疼痛次数减少，程度亦轻。继以养心为主，佐以调气和血。
处方：人参粉1g(冲服)，生地10g，麦冬10g，桂枝5g，远志6g，枣仁10g， 丹参10g，西红花6g，郁金6g，血竭6g，香附10g，檀香3g，乳香5g，三七粉1g（冲服）。
以上诸药随证加减，服至八个月后，心前区疼痛由原来每天十多次减为一二次，原为刺痛，现在是隐痛，亦不放射至肩背；以前疲劳即发，须卧床数日，近两个月来工作较忙且上夜班，亦能支持；其它面色、睡眠均佳。心电图复查心肌供血也有好转。当服药三个月时，因肘腕间掣痛不减，曾用大活络丹协助活络，每日半丸，连服十余天后痛即消失，亦未复发。
五、皮水案
王××，男，28岁。
主诉：浮肿不消已一年，时轻时重，用过西药利尿剂，也用过中药健脾、温肾、发汗、利尿法等，效果不明显。故应邀会诊。
诊查:当时诊见:全身浮肿，腹大腰粗,小溲短黄。脉象弦滑,舌质嫩红,苔薄白,没有脾肾阳虚的证候。进一步观察,腹大按之不坚,叩之不实,胸膈不闷,能食,食后不作胀,大便1天1次,很少矢气。
辨证：说明水不在里而在肌表，断为皮水。
治法：用防己茯苓汤化裁治之。
处方：汉防己15g，生黄芪15g，带皮茯苓15g，桂枝6g，炙甘草3g， 生姜二片，红枣三枚。
服药两剂后，小便渐增，即以原方加减，约半个多月证状完全消失。
按：“风水”和“皮水”，这两种证候都是水在肌表，但风水有外感风寒症状，皮水则否，依据本例特点乃属皮水无疑。故不拟采用麻黄加术汤和越婢加术汤发汗利水，而且防己茯苓汤行气利尿。秦氏认为，虽然皮水也可用发汗法，但久病已经用过汗法，不宜再伤卫气。所拟防己茯苓汤，即用黄芪协助防己，桂枝协助茯苓，甘草、姜、枣调和营卫，一同走表，通阳气以行水，使之仍从小便排出，故肿势速消。
六、风水案
朱××，男，24岁。
主诉：头面四肢浮肿，反复发作，已经二年。近一年来，用过健脾、滋肾中成药，浮肿未能控制。旋因肿势又起，请秦老会诊。
诊查：诊见浮肿上半身偏重，尤其以头面及胸部明显，伴见胸闷烦热，咳嗽，不能平卧，口渴食少，两手皮肤干燥如泡碱水，小便短黄，脉象沉弦而数，舌净质淡。
辨证：证系脾失运化，肺失清肃。
治法：治以越婢汤加减。
处方：炙麻黄3g，光杏仁9g，紫苏5g，生石膏24g，赤茯苓12g，通草3g。
服药一剂后，咳嗽较繁，咯吐粘痰。此为肺气宣通之佳兆。再服药两剂，咳稀，胸次舒畅。又服药两剂，烦热除，小便增多；最后改五皮饮合小分清饮，用桑白皮、陈皮、茯苓皮、大腹皮、枳壳、米仁、杏仁等调理而愈。
按：根据《内经》所说：“上肿曰风，足胫肿曰水”，综观本例特点，似属“风水”，虽然没有外感症状，脉亦不浮而反沉。但依据患者每次起病特点，自觉先由中脘满闷开始，逐渐胸痞、气短、咳嗽，说明“诸湿肿满，皆属于脾”，病根仍在中焦。水气上逆，肺气窒塞，郁而为热，清肃之令不行，津液不能输布。病在于中，可用燥湿利尿，今逆于上，应结合宣肺顺气，故选用越婢汤法。秦氏临床处方用药，非常灵巧，此案用麻黄开肺，不欲其发汗，故剂量较轻仅3g；佐以紫苏辛香入肺脾两经，既能宣通上焦，又祛中焦湿浊；再以石膏、杏仁配合麻黄宣降肺气，清热除烦；赤苓、通草淡渗利尿。方小药精，收效迅捷。本例病程虽较长，但肾虚症状不明显，尚未波及下焦，故滋肾药用之过早过多，亦有碍于气行水行。
七、水肿心悸案
王××，26岁。
主诉：五年前先见阵发性心悸胸闷，渐见下肢浮肿。请秦老会诊。
诊查：诊见腰以下至足背浮肿甚剧，腹部胀满，呕吐，心悸气促，不能平卧，小便极少，大便溏薄；特别表现在口唇发绀，两手红紫，颊部泛红如妆。舌尖红,苔白滑腻,脉象细数带弦。
辨证：系属阳虚水泛，气血瘀阻。
治法：采用真武汤加味。
处方：熟附片6g，生姜6g，炒白术9g，白芍9g，茯苓15g，春砂仁2g， 木香2g。
药后平稳。连服药四剂，尿量增多，下肢浮肿基本消失，仅足背未退尽，腹胀、呕吐均好转，但两颊泛红不退，阵阵烦急，时有咳嗽，痰中带血，脉仍细数不静带弦。久病烦急，浮阳未敛,肝火上冲犯肺，故见咳血。仍坚持前方去木香,加黛蛤散5g,两剂血止咳平,病情渐趋稳定。
按：本例从发病经过来考虑，其根源是心阳衰弱，不能温运中焦水湿，但从伴见颊部泛红如妆诸象，充分暴露出水气充斥、虚阳上浮，不仅胃气垂败，且有心肾阳衰随时虚脱的危险。故治疗采用真武汤加味,扶阳温化为主,佐以敛阴健脾,四剂后即收到显效。虚阳浮越病人,如果肝火旺,当防血证,本例并发肝火犯肺之咳血,原方去香燥加清肝镇咳之品,果然迅速扭转病机。
八、脾胃阴虚水肿案
邱××，女，54岁。
主诉：因浴后受凉,下肢出现浮肿;又因家务劳累,逐渐加重,病已九个多月。乃请秦老会诊。
诊查：全身浮肿，按之有坑，手麻，心慌，口干引饮，腹中如饥，食量比平时增加，小便量多色清，大便偏干。脉象弦大而数，舌光红有裂纹，面色萎黄不泽。
辨证、治法：以脾胃津液不足为本，故治以益胃生津法。
处方:石斛12g,沙参12g,花粉12g,白芍12g,山药24g,黄芪皮10g,冬术10g,生米仁15g,赤小豆30g。
服药三剂后，浮肿渐退；六剂后，舌红亦淡，布生薄苔。
按：本案浮肿九月有余，虚实夹杂，秦氏从繁杂的症状中抓住主症，确立主要病机。他首先从脾虚不能化湿考虑；《内经》所谓“诸湿肿满，皆属于脾。”但是除了面色萎黄、手麻、心悸为脾虚生化不足的现象外，口渴能饮、腹饥食增、小便清长均不符合湿阻病机，相反在脉舌方面表现为脾胃津液极虚。为此，依据华岫云所说：“脾阳不足，胃有寒湿，一脏一腑皆宜于温燥升运者，自当格遵东垣之法；若脾阳不亏，胃有燥火，则当遵叶氏养胃之法。”故本案断为比较特殊的脾胃阴虚为主之水肿病例。用益胃生津为主治之，也收到满意疗效。
医话
一、治虚劳，两补六忌。
治虚劳，一宜补肾水，用保阴、六味、左归之类。此皆甘寒滋水之品，补阴以配阳，正所谓“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滋其阴则火自降，如残灯火焰，添油则焰光自小。凡忿怒伤肝动血，保阴、六味为正治之品。二宜培脾土。仲景治虚劳，惟用甘药建立中气，以生血化精为治虚劳之良法。《内经》云：“阴阳形气俱不足者，调以甘药。”盖脾胃之强弱动关五脏，况且土强则金旺。金旺则水充。故治虚劳，无论何脏致损，皆当以调脾胃为主。一忌用引火归元。命门之龙火，谓之真阳。若肾中阴盛，龙火不能安其位，浮越之上，形成上焦假热，正宜八味之类引之归元。而虚劳乃肾水真阴虚极，水不摄火，火性上炎，见面赤，唇红，口鼻出血，齿痛齿浮。此等上焦虚热之热虽亦为龙火上炎，但与上述的浮阳上泛大异。如误用桂附以引火归元，是抱薪救火，咳嗽、燥渴、咽痛喉烂等症立至。二忌理中温补。有人不辨虚寒之真假，一见胀满、食滞、肠鸣、泄泻便认定为虚寒，投以白术之香燥，济以干姜之辛热。不知虚劳症亦有见上述症候，患在伤阴，再补其阳，则阳益亢而阴益竭。更有一见胀满泄泻等证，即用补中益气汤以升清降浊。升柴用后，反促阴火上逆，以致咳嗽增、吐血至等危象沓来。三忌参芪助火。如肺脉按之虚而不数，肺中不热，参芪可受
二、治头痛，注意胃滞。
头痛虽有属气血虚者，然痛少补法。因虚而无邪，必不作痛。即气虚头痛，必是虚而冒寒，然后作痛；血虚头痛，必是血虚有火，然后攻冲而痛。凡治病必先治其痛。如气虚冒风寒，用荆防芎苏饮内服外熏，痛愈，以四君子汤补气。血虚有火，用知柏四物汤，痛止，服当归补血汤。然头痛必须详审胃家无滞者，方可用上二法。若胸次欠适，即为痰饮凝滞，须平胃化滞。因胸前凝滞，显示胃阳不能上布，易于感邪而头痛。无论是内伤头痛或外感头痛，均可用平胃、保和散治疗。有表邪需发汗散邪，人人皆知。然而欲散外邪，先散胃滞，使胃阳敷布，方能作汗外解，此人所不知。当表出之。
三、关于回阳法的几点体会
回阳法用于阴寒偏胜，阳微欲绝的严重证候，在临床上首先理解阳气与寒邪的关系。寒邪最易伤阳，是一种；阳气不足的寒邪易盛，是一种；阳虚本身也能呈现寒象，又是一种。这些都能导致阴寒偏胜，阳微欲绝，但是病因病机不同，使用回阳法的时候就有很大区别。一般因寒邪乘袭突然伤阳的，偏重在逐寒；因阳气不足受寒后阳更受困的，多回阳和逐寒并重；由于本身阳虚生寒渐使阳微欲绝的，以维护阳气为主。所以伤寒有三阴直中证，又是三阴虚寒证，都用回阳法，分别发病的原因和机制，处方用药有根本上的差异。
其次，一般所说回阳大多指肾阳，常附子、干姜等为主药。实际上五脏皆有阳，在阴寒偏胜的情况下同样能使阳气衰微，需要用回阳方法。其中以心、肝两脏特别是心脏在临床比较多见,亦最宜注意。由于五脏的性质和功能各异,回阳的药物不尽相同。比如心主脉，脉主血，多通过血分用桂枝或肉桂一类。当然心和肾有密切关系，有时也用姜、附一类，但必须分清主次。
再次，回阳法的使用以急救为目的，所谓“回阳救逆”。然而寒邪属于外在的致病因素，当它乘袭后引起阳气衰微欲绝，是与内因分不开的，只有在一定的内因条件下，这外因才起主要作用而造成严重现象。换一句说，寒邪伤阳到须用回阳法的严重阶段，往往内外因互相引起，应从两方面考虑。前人有很多方剂都在扶元的基础上逐寒回阳，如回阳救急汤用六君子加干姜、附子、肉桂等。这是治疗上十分重要的一环，说明回阳救逆用于急证。如果发现阳气有衰微的趋势，必须及时地控制其发展。
据上所述，假如在心脏阳虚使用回阳法，就必须抓住心脏的生理特点，考虑如何加强本身的阳气，如何逐寒，如何恢复其功能。我认为心脏的回阳方剂，应该以“复脉汤”和“当归四逆”作为代表。复脉汤用人参补气强心，生地、麦冬、麻仁、阿胶养心血，桂枝以通心阳，姜枣调营卫，炙甘草主持胃气资助脉的本源，集中力量从根本上养血扶阳，加强心脏功能。当归四逆汤用当归为君，佐以白芍养血收敛心气，桂枝、细辛温经通阳而散寒邪，甘草、大枣、通草以缓急，具有补血通脉、回阳逐寒的作用。如患者素有内寒，伴见呕吐等证，可加吴茱萸、生姜散寒，亦能行阳气。必须补充，当归四逆汤系厥阴病方剂，现在用治心脏受寒似乎不相吻合，其实它主治手足厥冷，脉细欲绝，目的在于走心复脉，成无己所谓：“通脉者必先入心补血。”至于人参养荣汤和养心汤等亦常用于心脏衰弱，如与复脉汤相比，可以看到人参养荣汤虽然有肉桂温养心阳，侧重在双补肺脾气血，不及复脉汤专一。养心汤比较专一，主要是养血安神，对加强心气来通脉亦差一层。临床证明，复脉汤治心气不足，血循障碍，当归四逆汤治心阳大虚，兼受寒邪，对于心悸慌乱，胸闷气短太息，疲劳汗出，四末清冷，脉象微细结代等证，斟酌缓急使用，效果良好。它的特点是,把力量集中在心脏,取桂枝、细辛扶阳回阳而不用附子、干姜。
这里从回阳法举例说明心脏虚寒的治疗，当然还有不少方剂可以选择，而且应当结合具体情况加减。问题是如何针对心脏的生理特点和药物的特长，在初期用扶阳，在严重阶段用回阳逐寒，这两个方剂的组成方法值得深入探讨的。
师教铭心难忘——纪念秦伯未诞辰110周年
□ 余瀛鳌 中国中医科学院
我中医世家出身，少年时即喜爱医学。建国初在上海高中毕业后，由于当时全国并没有正规的中医学院（或大学），先父余无言先生（上海经方派名家）提议我先学西医，希望能取得正规学历。
1955年，我在上海第二医学院本科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是年冬，我有机会报名参加由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主办的全国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系统学中医，1958年结业后，被留在中医研究院编审室（后改名中医文献研究室）工作。我在“西中班”学习期间，先师秦伯未（1901~1970年）在京担任卫生部中医顾问，与先父是上海的道友、诗友。1956年，秦伯未亦曾为我班主讲《内经》，先父提议让我拜在秦师门下，从此我获得了较好的学习机会。现在回想起来，有很多方面使我铭心难忘。
力倡以经典打好临床基础
秦伯未指出，《黄帝内经》是打好学术基础最重要的著作。他早年在上海有多种《内经》类编著，世称“秦《内经》”。他认为，张仲景的《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则是临床各科必读的典籍。他说：“你父亲是‘经方派’，你可以很好地学习，特别是一些医案阐论，对诊疗颇多启发；我是主张根据不同的病证，经方、时方择善选用。医家有不同的学术流派和诊疗经验是很正常的。我们要打好中医学术临床基础，重视经典名著的学习与运用，至关重要”。
“多读书、多临证”
对于步入医门的学子，秦伯未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就是“多读书、多临证”。这句话我曾多次听到，第一次是我在“西中班”结业后分配在编审室工作时，秦老对我说：“中医研究院藏书很丰富，图书馆就在你们楼下，你有条件阅读较多的典籍文献。但你千万要注意不能脱离临床诊疗，要力求多读书、多临证”。我将秦伯未的意见向研究室领导反映，1958年秋季开始，在室领导的支持下，我就不分科别地在广安门医院出诊，主治诸多患者。嗣后我一直是学术与临床相融会，也使我在临床文献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多的收获。后来我自己带硕士、博士、博士后，也是希望他们有条件一定要注意学术临床相结合，多读书、多临证。
主张学子们博取诸家之长
在我求学和工作期间，秦师曾对我说：“令尊是经方派，用张仲景方较多，我是时方用得更多。我们的学术经验是你学习的重点，但你在这个基础上，应该博取古今名家之长，注意精审博取，不宥于一家之言。”又说：“你在临床文献研究和诊疗时，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应该查阅有关献，或就近请教于年长学者，这样才有利于提高自己的学术经验。”
在“博取诸家之长”方面，秦伯未明确告诉我要包括古今。他说：“清代名医黄元御认为，世医家缺乏古代‘四圣’（指岐伯、黄帝、秦越人、张仲景）之旨，遂予一概排斥，这个学术见解为后世医家所诟病。”当然我们从科学发展观的观点，现代医家的学术经验当然也是十分重要的，我记得清代名医雷少逸在《时病论》中也曾说：“医家不可执古书而不读今书，参考古今则医理自得中和之道矣。”所以我遵师嘱，重视学习古今诸家之长以充实自己。
“学习、钻研、积累、探索”
每一位中医从业人员，都希望学术经验的日趋丰富。秦伯未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应该重视“学习、钻研、积累、探索”这8个字，秦伯未毕生就是这么要求自己的。他说：“一个临床医生，不加强学习是十分可惜的。当医生和其他学科一样，有的在相当年轻时，就在学术或临床方面取得了成就，成为名医；有的人当了一辈子医生，经治的病人也很多，但疗效就是提不高，学术上也缺乏长进，这是为什么？首先是重视学习不够，基础没有打好。不具备勤奋学习的基础，也就谈不上钻研。有些医生，平素也比较注意学习，甚至从古书中抄录了很多的资料，也就是说他注意到学术的积累，但由于缺乏探索精神，在诊疗中没有掌握好对这些学术资料如何进行分析、鉴别和实际应用，也就难以取得更多的收获。这里须予强调的是，要打好理论基础，即学好《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等经典名著，还需要文学和医古文等方面的修养。因此，这个基础就须打得比较深广，应有计划、持之以恒地学习、钻研其义理所在。如果让提一个较高的要求，就是要学得深透一些，这样你再学习晋唐以降的各家著述就会感到源流清晰，易学易用。”秦老向我提出的“学习、钻研、积累、探索”这8个字，使我在学习、工作中获得很大的教益。
以上几个方面，是秦伯未治学和教学的要点。此外，在临证中，他要求我辨证、论治、处方应力求规范，但在立方遣药方面，告诫我不要泥于大经大法，要学习前贤独到的学术经验，为此，我在早年单独临证或在侍诊师门中深有感悟。我们师生之间，有机会教学晤谈亦不足10年，我学得比较肤浅。秦伯未教学，首先让学子们要热爱中医药专业，懂得个人肩负济世、愈疾的重任，并把它定为终身工作学习的要素。
在我向秦师学习期间，我们师生还合作编订了《内经类证》（指重订本），20世纪50年代末，我在通读《内经》后，录存了有关《内经》病证描述的千余张卡片资料，将秦伯未原编的《内经类证》予以重订，1962年春在上海科技出版社刊行（署名：秦伯未原编、余瀛鳌重订），秦老对我的重订本比较满意。他对我说：你将《内经》所述病证重予分类（44类）编排，注明病证条文的篇论出处，每类病证后又加写按语，使读者易于理解和查用，完全达到了重订的目的。他还对我说：“你虽然是‘西学中’出身，可能因为是世医家庭的关系，多少懂一点儒学，所以你撰写的文笔，与一般‘西学中’的略有区别，中医的味道还比较浓。”
以上是我追述秦伯未对我教学、指导的要点，今值秦师诞辰110周年之际，仅以此文深切忆念！D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