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思维推动中医药学术创新
□ 毛嘉陵 北京中医药大学
编者按：学术是中医药发展的内在动力，极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医药存在的价值。当前，中医药学术发展缓慢的问题，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和忧虑。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现代医学快速发展的当今时代，中医药如果在学术发展上没有新的突破，在疾病防治技术上没有新的发展，在临床疗效上没有新的提高，中医药服务领域必将出现萎缩，甚至有失去服务领域的危险和可能。
中医药学术发展所以缓慢，可能有诸多因素，中医原有思维的退化和丢失则是原因之一。百年以降，在一统天下的西方科学化思维冲击下，源于中华文化的象思维离我们越来越远，中华文化包括中医创新发展所依赖的思维土壤日益贫瘠，导致中医创新发展步履维艰。本文在这样的背景下，指出象思维是中医药文化的灵魂，是中医药学术创新的源泉和动力，值得中医药界深思。
中医学和西医药学产生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由于中西方文化观念和认知思维的差异，导致它们对疾病和健康的认识和行为方式明显不同，由此形成为两类不同的医药健康知识体系。中西医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认知思维模式。
象思维是一门极具自然整体观的思维艺术
概念是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具有明确的边界规定性。现代逻辑思维以概念为最基本的单元和形式，它要求人们在进行思维和相互沟通时首先必须明确概念，否则就难以正常进行。
而东方科学文化知识体系在认知思维上采取了具有相当模糊性的“象”为最基本的思维单元，不仅彻底避开了“概念”对边界的苛刻规定，而且还使其思维单元常常处于变动之中，具有相对性。比如，A相对于B是阳，而相对于C又可能是阴。这就要求我们在认识问题时，必须注意认识对象所处的具体环境、背景和关系，也就是必须在它所处的语境中去予以“定位”。这也是拘泥于从物质结构实在的角度认识问题的人所难于理解的。
象思维并非十分玄奥、神秘难懂，也并非模糊得没个准。
象思维来源于大自然和普通生活，无论是人还是自然界中的一切，它们的存在必然会展现出自己的“形象”，中国人称其为“象”。比如：自然界的天象、气象、声象、色象；社会生活的世象、景象； 精神生活的心象、意象等。中医的面象(望诊)、脉象(脉诊)；
为了大家便于理解，举一个最容易理解的例子：一个人高兴了，脸上就会露出笑容。笑起来时最典型的表情是两眼眯缝，嘴巴张开，发出欢快的声音。
虽然笑可以分为多种类型，五官有着不同的表现，但至少两口角必须要上翘，否则就不是笑，这就是“象”的“标准”。这些面部表情就是“象”，代表着人的内心活动。不同背景下的笑有着不同的含义，通过对不同“笑象”的解析，就可以探索到这个人的内心世界和真实的心情。
通过以上对“笑”的认识和分析，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典型的“象”的认知过程，它具备了可感知、可理解、可分析、可判断等最基本的认知元素和过程。可见，“象”并不玄奥，而是非常生活化的，这有助于我们对中医“象”和“象思维”的理解。因此，可以说辨证施治的核心其实就是对“象”的认知、把握和应对。
中医象思维在利用象进行思维的过程中，为了揣测分析机体内部的变化情况，必然会多多少少地带有医者的主观色彩。因此，我们在谈到中医思维时都会提到《后汉书·郭玉传》所载：“医之为言意也”。此言后来被精简为“医者，意也”。
这个“医”在此仅指中医；这个“意”很多人都理解为意会的意思，据此认为中医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进而就在无意中给中医戴上了一顶玄奥难懂、模糊不可信的“帽子”。
其实，除了有“意会”这层含义之外，还有意境、意念、意象、创意的意思，就是说中医师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疾病时，不能仅仅满足于对症状、体征等客观事实和数据的收集和简单分析处理，而且还要进入到那个特定的疾病境界中去，要用内心去领会，尽量发挥创意和想象力去分析处理临床事实和数据，并“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灵活的治疗方案。这个过程实际上就增加了相当的主观色彩，需要中医师从心灵深处去认识和“体悟”，很显然这就具有了一定的创意色彩，与直接的简单的反映现实拉开了距离，所以我们认为这种思维方式具有艺术性。
象思维是中医药文化的灵魂
中医象思维产生的思想观念背景
任何一个医学知识体系的产生都绝非在书斋里闭门造车完成的，除了需要参与大量的临床实践外，还要受到不同社会文化、意识和认知方式的影响。
中国古代经过多次战乱，古人不可能没有对人体内脏、肌肉、骨骼等进行观察的机会，《内经》就有不少解剖方面的记载：“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灵枢·肠胃》记载：“胃长二尺六寸，……径五寸；……小肠长三丈二尺。”
那么，为什么在中医学研究中却放弃了以解剖学为基础的研究方式，而选择了以象为中心的研究方式呢？这主要是因为中医受到了天人合一整体观思想、中国古代元气学说思想和对时间认识的影响。
天人合一观念：“天人合一”整体观思想是中国文化中最具本质意义的一大观念，这也是中国人最基本的世界观。整体观思想认为，宇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大宇宙包含着小宇宙，小宇宙融于大宇宙之中。也就是说个体是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整体并不是个体的简单拼装或叠加。要了解个体必须将其放在整体大背景中去认识，必须注意个体存在的外环境及各种关系，而要认识整体则不能靠切割个体来实现。
人与大自然不是主客体的对立关系，而是相互包容、相互联系和相互协调的一体化关系。人依靠大自然而生存，因此人首先必须敬畏大自然，以保持生存发展的可持续性和资源的共享性。反过来，大自然才可能给予人更多的舒适的生存环境。
元气学说：元气学说认为天地间万物都是由元气自然融合构成的，元气可分化为阴阳二气，通过阴阳二气的浮沉、升降、动静等运动，推动着生命的形成和变化。
气既是构成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物质基础，又是维持和推动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也是生理机能的一种反映。中医将气分为元气、宗气、营气、卫气等，元气是最重要的、也最具活力的一种气，也叫真气、正气。《素问·宝命全形论》特别强调了气在生命构成中的重要地位：“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之生命核心就在于气，气是依附于形体上的一种生理征象。
有气则生，生则显现出生命的气象；无气则亡，亡则气息消散，解剖之后不可能寻找到气的踪影，只能看见没有气息的尸体。正如清末何廉臣所说：“非解剖法所能知，非显微镜所能窥。”中医学认为代表生命和功能的气，只有人活着时才能被感知。同时，也认为将整体分解后就不是整体了，并深知破坏人体的整体后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和危害。
因此，古代中医师在研究人体时，忽略了、甚至完全放弃了对静态的解剖实体进行研究，从而选择了对活体进行动态的整体观察作为最主要的研究方式，也就是透过外在的现象去分析内部的变化，使象思维的存在成为了可能。
《灵枢·本脏》指出：“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矣”。《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则进一步介绍了透过外表现象认识疾病本质的方法：“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清浊，而知部分；视喘息，听音声，而知所苦；观权衡规矩，而知病所主。按尺寸，观浮沉滑涩，而知病所生；以治无过，以诊则不失矣。”这就是中医最常用的象思维方式——司外揣内法。
而《黄帝内经·素问》所指出的：“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周易·系辞传上》也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则反映了象在解决复杂问题时的特殊作用和意义，也就是说利用象进行思维的目的就是要“尽意”，即达到一定的认识意境。
对时间的认识：中国文化强调从“时间”的角度认识世界。由于时间是不可分割的，中国人以此认为宇宙是一个对立统一的整体，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
以上三方面因素从不同的层面显示出了“不可分割性”。既然一切都是不可以随便分割的，物我同样不能分离，主客体是统一的一元体。因此，只能从宏观整体上动态地对客体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现象”、“形象”以及功能状态进行认识，即对“象”的把握。同时，对非人为控制的自然“现象”进行记录、描述和分析，并从关系背景上去分析理解。体现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学术研究方面就是特别强调整体性。这就是整体论产生的认知思维基础。
此外，中医还受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伦理思想和民俗文化的影响，比如，《孝经》中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因此，对人体肉身的完整性有着特别的敬重，反对对人体的整体进行破坏，即使死亡后也要完完整整地“入土为安”。
中医象思维经过了长期的临床检验
一是认识上的发现。中国古代医家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发现，人体内脏腑、经络、气血功能异常而发生病变后，就会相应地出现某一个症状或某一组同时出现的、有一定关联的症状，而这些症状消失后又可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
这样就直接从人体上发现和总结出了生理与病理、体内与体外征象之间存在着的“对应关系”，从而创造了司外揣内这种象思维方式，也证明了它的实践价值和正确性。
二是控制上的总结。仅仅了解体内变化与体表征象之间相关联是不够的，还必须能够通过收集病理征象信息，对病理状态的机体进行调控，这才是诊疗的目的。
中国古代医家通过大量的人体实验和观察发现，在患者出现某一种症状或某一组症状(证型)时，通过给予一种药或一组药(处方)就能够消除这些症状，最后总结出了药物与症状或证型之间的“对应关系”。
它虽然不像现代药理学那样去分析药物产生疗效的机理，但却在实践上获得了巨大成功。通过对“象”的把握，利用与症状相对应的药物，调整体内异常的病性状态，取得了较好的甚至是神奇的疗效。
象思维对中医药学术创新的启示
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并非以物质实体为“直接”依据，而是构建了一个“间接”与物质实体联系的系统——脏腑经络气血系统，其核心就是“象”。中医的脏腑概念包括了藏于体内的脏器和表现于外的生理、病理现象等两个方面，因此，更准确地说脏腑应称之为“藏象”。虽然经络客观存在、临床疗效确切，但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至今却未能寻找到物质实体，其实，经络与脏腑气血等都是一种“象”的存在，它们只与物质实体有着“间接”的关系，因此，从寻找物质实体的角度去研究经络必然难以成功。这也是20世纪以来借助西方现代科学思想、仪器设备从物质结构的角度去验证、研究中医总是失败的根本原因，正确的方式应当是围绕着“象”来展开研究。
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介绍的“弦论”对我们理解“象”以及经络现象有着很大的启示：在20世纪的后期,物理学的一个前沿领域“弦论”的发展又使我们对物质的看法更进了一步。弦论的基本观点是自然界的基本单元, 如电子、光子、中微子和夸克等等，看起来像粒子，实际上都是很小很小的一维弦的不同振动模式。如同小提琴上的弦所发出的音频振动。贝多芬的交响乐,可以用一套乐器把它们演奏出来，但这套乐器本身并不是交响乐。组成交响乐的基本单元是乐器上发出的每一个音符。每种振动模式都对应有特殊的共振频率和波长。小提琴弦的一个共振频率对应于一个音阶，而宇宙弦不同频率的振动对应于不同的质量和能量。
有人说,无论宇宙弦多小,无论能否观察到它们,宇宙弦总是客观实在,是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单元,因此物质世界也应该是客观实在。此话不准确。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单元是宇宙弦的各种可能的振动态，而不是宇宙弦自身。
中西医认知路线图
生理认知。西医：人体器官组织实体(具有物理、化学性质的正常生理功能活动)—生理表现→人体器官组织的功能或功能群(①可或尚不可查验的实在的数据；②自我感觉)—→与单一或多个人体器官组织对应，反映该部位实体的物理、化学等正常的生理功能活动。
中医：人体器官组织实体(具有物理、化学性质的正常生理功能活动)—生理表现→生命状态(①缺乏可查验的实在的数据；②自我感觉)—→藏象(按属性或状态分类)—脏腑经络气血的功能或功能群。
注：①不直接与个人体器官组织实体对应；②与藏象关联，反应脏腑、经络、气血等正常的生理功能活动。
病理认知。西医：人体器官组织病变实体(具有物理或化学的异常变化)—病理表现→症状或症状群(①可或尚不可查验的实在的数据；②自我感觉)—→病名诊断(①反映单一或多个病位；②反映病理特征)—与单一或多个病位实体对应，反应病变部位的物理或化学变化。
中医：人体器官组织病变实体(具有物理或化学的异常变化)—病理表现→症状或症状群(①可或尚不可查验的实在的数据；②自我感觉)—→病态藏象(与单一或多个病位对应，但按属性或状态分类)—→中医病名和证型诊断(①反映病情的属性；②反映病变过程中的阶段性状态；③宏观的动态变化趋势)。
注：①不直接与个人体器官组织实体对应；②与中医的脏腑经络相对应，与藏象关联，反映脏腑经络气血的病理变化。
从“象”的角度寻找中医药学术创新发展的突破点
突破点之一：从现代对人体微观认识的最新成果中，提炼出对“象”的新认知，进而借助仪器检测获得具有“象”意义的可测性的客观数据。由此，是否有希望创造出“中医象检测设备”。
突破点之二：以“象”的新认知为中心，升华中医药学术，是否创造出新的中医基础理论。同时，探索传统学术的“现代话”转换，是否创造新的中医学术语言，以解析中医药的健康观和疾病诊疗认知体系。
突破点之三：利用现代科技成果，从“象”的角度对人体进行干预，是否可创造出“中医象干预(治疗)设备”、“象养生设备”和“新型象调控中药”。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不同的文化必然会形成不同的医学思想和认知思维模式，任何具体知识的产生都与其相应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学专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史》中指出：《易经》作为“一套精致的(不无一定的内在一贯性和美感力量的)象征及其解释系统”，是“在任何其他文明的典籍中都找不到相近的对应物。”而“这些象征被设想为以某种方式反映着大自然的一切过程。”
正是在天人合一整体观、中国古代元气学说以及对时间的认识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下，中医选择了以“象”为核心的不分割、不破坏整体的认知思维方式。无疑，象思维构成了中医药文化价值观、认知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等3大核心中最重要的要素，也是中医药文化的灵魂。
由此，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中医药学术研究中，必须坚持“象思维”，要以“象”为中心，努力从对“象”的认知过程中寻找学术创新的突破点，这才是中医药学术发展的正道。
中西比较看中国象思维
□ 王树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对于任何研究，特别是人文学科研究，都具有历史性，都需要在追根求源中把握其发展血脉。中国哲学与文化博大精深，决非虚言，要把握它追根求源不可避免。
实体性与非实体性
中西思维方式的本质区别体现在两者最高理念之不同。西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相当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被雅斯帕尔斯称为几大文明同时成熟之“轴心时期”。无论柏拉图之“Ideal”，还是亚里士多德之“第一实体”，都表现为实体性。而中国此时，无论老庄之道、易之太极，儒家之心性，都表现为非实体性。
所谓实体性，首先显示在“主客二元”大框架内。实体无论是哪种，都可以作为一种对象，一种客体。而且这种对象或客体，是现成形态。就是说，可以对之规定或者以之为构成之始基。由此可知，实体性使实体必然具有对象性、现成性。而所谓规定和构成，其所用思维方式，就是定义、判断、推理、分析、综合或逻辑斯蒂演算等一套逻辑概念思维方式。
所谓非实体性，如道、气、太极、心性，则显示在“天人合一”大框架内，或者说在“主客一体相通”框架内，就是动态整体框架。这种非实体性，不能作为对象，否则就使动态整体遭到僵化与割裂。同时，因其“生生不已”的动态性，也不能将其现成化。可知，道、气、太极、心性之为非实体性，也必然使之表现为非对象性与非现成性。就是说，道、气、太极、心性之非实体性，本质上不能加以逻辑概念式规定，而要借助象，如易道所谓“观物取象”，并进而借“象以尽意”把握之。
这就是“象思维”。如果说逻辑概念思维属于理性，那么“象以尽意”之“象思维”就属于悟性。而悟性根本乃在“观物取象”和“象以尽意”之体悟。
“象思维”与概念思维
就思维内涵而言，两种思维所把握者本质不同。“象思维”所把握者为非实体，属于动态整体，而概念思维所把握者为实体，属于静态局部。如果说思维都需要语言，那么“象思维”所用语言，与概念思维所用完全符号化之概念语言不同，可以称为“象语言”。而所谓“象语言”，在形下层面，也并不局限于视觉形象，还包括嗅、听、味、触等感知之象。所有这些象，作为可思之语言，都属于“象语言”。同时，这种“象语言”除了感知形下层面，还有超感官的形上层面，而且更重要。如老子所说“大象无形”之象。另如由味觉之味引申出种种味象：意味、风味、品味、趣味等象，都具有动态整体之形上意蕴。
因思之把握内涵不同以及所用语言不同，所以“象思维”与概念思维在思维方式上也有一些显著不同特点。
其一，“象思维”富于诗意联想，具有超越现实和动态之特点。而概念思维则是对象化规定，具有执着现实和静态之特点。其二，“象思维”诗意之联想，具有混沌性，表现为无规则、无序、随机、“自组织”。概念思维之对象化规定，则具有逻辑性，表现为有规则、有序，从前见或既定前提出发，能合乎逻辑地推出规定系统。其三，“象思维”在“象之流动与转化”中进行，表现为比类，包括诗意比兴、象征、隐喻等。概念思维则在概念规定中进行，表现为定义、判断、推理、分析、综合以及逻辑斯蒂演算与整合成公理系统等。其四，“象思维”在诗意联想中，趋向“天人合一”或主客一体之体悟。概念思维在逻辑规定中，坚守主客二元，走向主体性与客观性之确定。
汉语言文字与“象思维”
汉语言文字从“象形”诞生起，就逐渐向符号化发展。拼音文字之形，不是象形，不可能像汉字以形表意那样引起联想。不过，拼音文字之声象突出，能以声表意而引起联想。就是说，“象思维”，中西都有其语言文字上的根源。问题是，西方拼音语言文字，由于语法文法发达，而导致富于逻辑理性，而中国汉字则由于语法文法不发达，而导致富于诗意悟性。所谓中国“象思维”，正是与汉语言文字这种诗意悟性密切相关。
即使就声象而言，中国汉字单音节，在声象上也极富诗意性和铿锵音乐性。可知，在“象思维”成熟阶段，也即在文字产生后，汉字由于仍然保留有象形性根基，所以使中国人一直保有“象思维”之特长，使中国思想文化得以在“象思维”中诞生，而具有自己的突出特征：富于诗意，文史哲不分家等特点。
会通以超胜
“会通以超胜”，由中国明末大儒徐光启提出。他针对当时传教士传西学到中土而提出此说，极富远见。意在推进中学与西学会通，并认为唯如此方能获得超胜之结果。如就中西思想文化核心问题（思维方式）而言，那么值得探讨者，就是“象思维”与逻辑概念思维之会通。
前面所说的理性、科学，由逻辑概念思维支撑，并非万能。同样，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由“象思维”支撑，虽然有自己特殊之长，但也非万能。而且，还必须看到，中国近代发展落后于西方，与自己如何认识和运用“象思维”大有干系。虽然《庄子·天下篇》提出“内圣外王”的大方向，但是，在近现代如何开出新外王之道，却需要走中西会通之路。
在“象思维”问题上也是如此。当“象思维”在象之联想与体悟中进入“无”之精神境界，或进入与动态整体宇宙一体相通之精神境界，从而获得最大想象空间和最大想象自由度时，精神状态随之进入最具原创时段。在这样时段，确实可以发现和提出新问题。但是“象思维”所做，仅此而已。如果要实际解决所发现和提出新问题，如同内圣后要开出新外王之道一样，还需要会通。在这里，显然需要“象思维”与逻辑概念思维会通,促使两种精神境界连接起来。
为此，必须打破传统中使“象思维”仅仅停留在与动态整体沟通那种自我审美受用上，而要在发现和提出新问题后，进而能走下神坛，从形上境界下到形下境界，接受和运用逻辑概念思维具体解决问题，并在具体解决问题中继续发挥创新作用。
象思维是中医理论的思维方式
□ 梁永林 刘稼 李兰珍 朱向东 程容 李广远 成映霞 甘肃中医学院
“象”是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医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论决定了中医学象思维的思维特点，取象内容在《内经》的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象思维形成了中医学理论的主要思维方式，是中医学思维方法的核心。
何谓象思维
象思维，指运用带有直观、形象、感性的图像、符号等象工具来揭示认知世界的本质规律，通过类比、象征等手段把握认知世界的联系，从而构建宇宙统一模式的思维方式。象思维将宇宙自然的规律看成是合一的、相应的、类似的、互动的，借助太极图、阴阳五行、八卦、六十四卦、河图洛书、天干地支等象数符号、图式构建万事万物的宇宙模型，具有鲜明的整体性、全息性。象思维以物象为基础，从意象出发类推事物规律，以“象”为思维模型解说、推衍、模拟宇宙万物的存在形式、结构形态、运动变化规律，对宇宙、生命做宏观的、整合的、动态的研究，具有很大的普适性、包容性。
象思维哲学基础的建构
《易·系辞传上》曰：“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两仪即阴阳；四象即少阴、太阴、少阳、太阳。这实际上是象思维的总纲。在应用中，产生了基本的象思维模型，有阴阳象模型、五行象模型。
阴阳象模型：有两种，一是阴阳二象模型，二是阴阳四象模型。阴阳二象模型，宇宙是一个整体，由阴阳两个部分所组成。将宇宙事物类归为阴、阳两大属性。按此模型，可以把握事物的属性。阴阳四象模型，说明阴阳的消长、转化的运动变化。少阳象，说明阳始长，阴渐消；太阳象，说明阳盛极，阳始转为阴；少阴象，说明阳渐消，阴始长；太阴象，说明阴盛极，阴始转为阳。
五行象模型：取木、火、土、金、水五种自然物的特性之象，来归类宇宙一切事物，分为五大类。
关于五行的起源，有“五材说”、“五方说”、“五季说”、“五德终始说”、“五星说”、“五工说”、“五指说”、“五种元素说”等。但这些认识不能很好地解释阴阳与五行的渊源，及五行中“土载四行”、“土为万物之母”、“土旺于四时”的原理。笔者认为可从古人对生命来源的认识过程来探讨五行观念形成的轨迹。从生命本体出发，既然生殖是男女双方的行为，那么在被拟人化的无生命世界里也必然存在着二元因素，这也就导致了中国哲学的二元思维持征。
在二元思维的背景下，太阳就不能单独生物了，需与大地相合后才能化生万物。而正是对太阳的深刻观察，对一年有二时或四时的认识是明确的。认识到由于太阳的运动变化，有二分之阳阴即春秋，四分之少阳、太阳、少阴、太阴即春夏秋冬。正是太阳阴阳之气的变化，以地球（土）作为前提，大地上出现了春木生、夏火长、秋金收、冬水藏的适应性变化。古人以为土是以木、火、金、水所代表的四季之气形成的“母亲”，没有“土气”的存在，就不会有自然万物的形成，所以土是四季五行之气的“后天之本”，而不独主某一时节，即土载四行，土旺于四时（见图1）。
这在河图中的数理也印证了这一点，四方成数是在中央数五的基础上由生数相合而成的（见图2）。
但在大地上新生事物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十二消息卦中，午（五）月对应的天风后意为新生。可见在农历五月是阴阳交合产生新生事物的时候。《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物生谓之化。”化是生物生命活动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阴阳交感的结果，在春夏秋冬四时之中央，谓之长夏，长夏的气候特征是主湿，是湿气弥漫的特殊季节。天阳下迫，地气上蒸，湿为热蒸，则蕴酿生化。故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皆以长夏之化为中心。四时若无长夏为之化，则草木虽繁茂而果实不成，秋既无收，冬亦无藏。所以，我们理解长夏的关键在于，虽然春夏秋冬四时已将十二月占尽，而长夏却可以重叠于夏末秋初之时。其性与土相类似，故归属于土，即又有土属长夏之说，而成为五行。正是基于对日地二元思维的认识，五行的概念自然而然地就上升到哲学的范畴，才会使由本来很原始朴素的“五材”概念上升成为对中国传统文化至为深远的五行学说，来用以说明自然界事物生克制化的关系，建构中医学的五行象模型。
《灵枢·阴阳系日月》指出阴阳“有名而无形”、“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素问·五运行大论》），因此，《内经》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灵枢·五味》等多篇中，以阴阳五行理论为基础，运用取象思维方法，按照事物功能行为相应或相似的原则，对自然界事物进行类比。将天地人三个领域中各种事物进行阴阳五行归类联系，概括归纳了自然界具有阴阳五行之象、阴阳五行之性的各种事物，并说明了事物之间的消长转化、生克制化关系，指出自然界万物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提出了人体以五脏为核心内外相应的整体系统结构。
象思维与藏象理论的建构
藏象学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藏象”二字从字面上就反映了其思维方法特征。中医学以五脏为核心的藏象学的建立主要是受五行观念的影响。五行、五脏配属说是《内经》最具典型意义的象数模型。
《素问·五脏生成》指出“五脏之象，可以类推”。《素问·金匮真言论》以取象思维方法，提出了“五脏应四时，各有收受”，详细阐述了五脏之象与万物之象相应。《灵枢·九宫八风》也是运用取象思维方法，以后天八卦定方位，论述太一游宫规律，以及太一游宫所致正常、异常气候变化，八风侵害人体的不同特点，说明顺应自然、人与自然统一的重要性。
人体脏腑深藏于体内，虽然在人死后可以“解剖而视之”，然而解剖只能观察到尸体的脏腑形态，而对活体的脏腑功能活动是难以知道的。古代医家运用象思维方法，结合粗略的解剖知识，建立了藏象理论，对人体脏腑的形态、性质、功能等进行了全面的认识和探究。
笔者从“人与天地相应”的观点出发研究和理解传统中医的五脏。因天有四时，地有五行，则人应有与天之四时对应的四气（简称天系统）和与地之五行对应的五脏（简称地系统）。天之四时之气无形，主万物之生化；同理，人之四脏之气亦宰精气血津液之生化，体现时相一面。地之五行有形，承万物之生化；同理，人之五脏亦载精气血津液之生化，体现形体一面。说明人与天地相应，存在着如天之无形（四时脏）和如地之有形（五形脏）的“天”、“地”两套系统（见图3）。
“天系统”即为藏于命门中的神调节先天之精的盈缩以化为通于四时的四时脏（时相脏）肝心肺肾。
“地系统”即为主藏五神的形体五脏肝心脾肺肾。
从人体的“天地系统”可知，传统中医的五脏功能实际上是“天地系统”功能的集合，与其说是古人直接观察法和整体观察法的结果，不如说是“人与天地相应”观在五脏功能上的具体体现。
象思维与经络理论的建构
中医学十二经脉的命名也是运用了取象比类之法。“六律建阴阳诸经而合之十二月、……、十二经脉者，此五脏六腑之所以应天道。”（《灵枢·经别》）；“六气分治，司天地者，……，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素问·至真要大论》）。
笔者从天人相应的观点出发，按照阴阳学说，阴阳之间总是消长进退，循环运转，阴极阳生，阳极阴生。因此，三阴三阳的运转总是按一阴（厥阴）→二阴（少阴）→三阴（太阴）→一阳（少阳）→二阳（阳明）→三阳（太阳）这样的次序进行，如此周而复始，如环无端。而正是阴阳消长进退的有序变化产生出一年春、夏、长夏、秋、冬季节和风、暑、火、湿、燥、寒六种气候上的变化。而人与天地之气相应，其经络运动规律与自然界变化是相通的。
象思维与气血理论的建构
中医学观察人体注重气之运动，而观察气之运动必须在机体活体状态下才能做到，这就决定了中医临床家认识、思维方法的运用必然是一种动态的功能观察法，即观象——取象法，而不是静态的形态解剖法。
从发生学角度，对《内经》气血津液生成理论进行考察。如“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素问·宝命全形论》）所述，人和天地自然有着统一的物质基础，决定了人和天地自然享有共同的规律。认为气血津液在生成上具有共性环节———肺脾合气，“肺脾合气生成论”导源于“天地合气而万物化生”这一关于自然界演化原理的“援物比类”。
象思维与体质理论的建构
《灵枢·五变》以斧斤伐木为喻，形象地论述了体质与发病的关系，“夫一木之中，坚脆不同，坚者则刚，脆者易伤，况其材木之不同，皮之厚薄，汁之多少，而各异耶……凡此五者，各有所伤，况于人乎”，以树木之坚脆形象地比喻人体体质，把体表形态与内脏机能结合起来，将体质分为肉不坚腠理疏、五脏皆柔弱、小骨弱肉、粗理肉不坚、肠胃恶五种类型，就不同体质的易发病证进行了阐述。
象思维与病因病机理论的建构
在构建病因学说的象思维时，运用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的阴阳自和、五行制化及胜复理论，来揭示凡使人“失和”的因素是病因学说的共性，从整体观念出发，有人体内部失于和谐，人与自然失于和谐，人与社会失于和谐。《素问·调经论》：“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
病生于阳——以“失衡”为主；其中自然界气候及运气失衡是外因，人体内的阴阳平衡是内因。病生于阴——以“过用”为主；其中有情志过极、饮食不节、劳逸过度、起居无常、病气遗传、药物过用等。在致病因素的作用下，人体脏腑气血的病理改变和病机变化必将在体表有所反映，“有诸内必形诸外”。
因此，人体外在的各种病症表现（物象）实际上反映了人体内在脏腑气机虚实寒热的改变，在对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症状和体征进行归类，判断它们反映了相对应脏腑气血的变化时，中医学运用取象思维方法，提出了“证”（意象）的概念。
六淫是中医的病因之一，源自于自然界风、寒、暑、湿、燥、火六种气候。六气的太过或不及，就成为致病的六淫。六淫属自然界的致病因素，这些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发生一系列的生理病理变化，在没有仪器设备的条件下，如何把握六淫的性质和致病特点？
《内经》就运用象思维来把握六淫的性质和致病特点。六淫象的确立，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的。这两个基础是：自然界六气的性质和特点；六淫作用于人体或体内阴阳气血的变化所表现出的病理征象。运用“类比”的方法将两者联系起来，这就是六淫象形成的机理。六淫作用于人体所表现的病理征象，称为“外六淫”;由于体内阴阳气血变化所表现的病理征象，称为“内六淫”。因此，六淫象实际上是在内外因素作用下人体病理变化的综合概括，与自然界风、寒、暑、湿、燥、火六种气候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对“内因”的认识亦然。
象思维与治则治法理论的建构
清代医家徐大椿在《用药如用兵论》中明确地指出：“《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构建了兵学与医学、兵道与医道相互联系的治则治法理论的象思维。一是防病如防敌。对于疾病，医家主张“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只有那些能预防或减少疾病发生的医生，才能称得上是良医。对于敌人，兵家主张，“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仁本》），“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孙子兵法·九变》），平时就要有备无患，“立于不败之地”。这样的将帅才能被称为良将。
良医本着治病如治寇的负责精神，因而能够高度重视对疾病的预防，做到防微杜渐，加强防范。再是老敌之师，扶正祛邪；断敌内应，标本兼治；以寡胜众，同病异治；捣敌中坚，异病同治；无击堂堂之阵，无刺熇熇之热；推波助澜，因势利导；权衡得失，和解为宜等以兵论医。
治疗中象数思维的应用还体现在“增水行舟”、“提壶揭盖”、“围师必阙”、“釜底抽薪”、“扬汤止沸”等具体治疗思路上，使后人受益无穷。
用唯象理论促进中医现代化
□ 杨学鹏 张维波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世纪80年代，钱学森先生对中医现代化提出一个总的设想，不是针对一病一症、一方一药，而是提出一个中医现代化的整体战略。
中医是自然哲学医学模式
“中医是我国几千年医学实践的系统总结。”钱学森先生指出：“中医是自然哲学。”这里，钱先生并不是说中医是一门哲学，哲学是不治病的，而是说中医具有自然哲学医学模式。
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被称为历史的轴心时代，世界几大文明古国在轴心时代，宗教与哲学各有突破性的发展，形成各自独特的文化传统。就医学而言，在中国有中医、在欧洲有以医圣希波克拉底为代表的希腊医学，轴心时代的医学为自然哲学医学模式。
时代决定了中医是自然哲学医学模式。春秋战国时代，中医发展比较迅速。古代医生的主要方法是观察，观察自然，观察人体，特别重视人整体的生命节奏、生命轨迹。古代医生的思维方式是综合思维，不仅关注形，也关注神，特别重视形神之间的关系。古人重视气候对健康的影响，同时也探索社会以及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影响。因此，古代医生在临床实践中非常注意吸收古代的科学知识。
中医认为，医生应“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医生应具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结构。古代医生在临床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然而通过观察获得的感性材料是零碎的，分散的，于是医生用想象去补充缺少的事实，用想象中的联系去代替尚不知道的实际联系，以期画出一幅比较完整的图像。整体观、综合思维、观察、实践，经验加思辨构成了自然哲学医学模式。
同为自然哲学模式的欧洲医学在文艺复兴之后，开始了现代化进程。科学家发现把事物分解为若干部分来研究比较容易。如果搞不清楚，就再分细一点，这样一层层分下去，研究得很仔细。科学家认为，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部分认识清楚了，整体也就认识清楚了，这就是所谓的还原论。现代科学不再停留在单纯的观察上，而是使用实验手段、数学计算。因此，思辨在现代科学里没有了话语权，现代科学依靠实验，实验结果更可靠，而计算结果更精确。
分析科学有了实验和数学两个得力工具，突飞猛进，取得了辉煌的成果。虽然，希腊医学也是自然哲学医学模式，但欧洲医学在引入分析方法后，把人作为生物，对人体逐层分解，进行实验研究后，欧洲医学由自然哲学模式演变为生物医学模式、实验医学模式。
中医有与时俱进的特点。几千年来，中医一直根据实际情况和当时的疾病谱而发展。东汉末年，伤寒病肆虐，张仲景总结出经典著作《伤寒杂病论》。明末清初，温疫流行，温病学派应运而生。历史上，发生大病大疫之日，就是中医大发展之时，医生中的有胆有识之士脱颖而出，积极投入抗疫，破解疫病难题，创立新医理，创造新医方。
然而，中医发展始终延续着自然哲学医学模式，几千年来一直没有改变。因此，中医被称为传统医学。钱先生一开始提出的自然哲学医学模式，切中本质，是研究中医的理想切入点。
中医现代化
钱先生在1980年提出中医现代化，在当时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提法。30年过去了，现在再看，中医现代化不仅必要，而且迫切。
客观形势的改变要求中医现代化
首先是疾病谱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艾滋病、SARS、禽流感等新型传染病；高血压病、糖尿病、心脏病多发，而且呈年轻化趋势；还有“网瘾”这样的现代病。
其次，气候发生了变化，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多发。气候变了，中医运气学说就需要重新考核了。
再次，环境发生了变化，环境污染，城市热岛效应，噪声污染，光污染；同时，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时代给中医提出了新课题，中医必须快马加鞭，才不愧对与时俱进的传统。
自身特点使中医现代化困难多多
科学与医学的关系，犹如水与船的关系，科学是水，医学是船，水涨船高。正是得力于物理学、计算机技术等科技成果，现代医学取得了飞速发展。那么，科学技术发展了，为什么中医发展却相当缓慢呢？
因为中医这条船不是泊在现代科学的水上，而是泊在古代科学的水上，而且站在当今的视角看，古代科学是“死水”。钱先生提出：“中医理论的缺点是它和现代科学技术挂不上钩，语言、概念是两套。”要改变这种“两套”的状况，必须进行根本的变革，中医必须现代化。
中医理论具有古文化形态。中医典籍使用的语言为古汉语，今人读起来很困难。与现代理论概念清晰、准确的特点不同，中医概念笼统，一般不做定义，且有歧义。中医理论模糊，读过后往往不知道准确的意思。加之大量运用阴阳、五行、干支理论，让人望而生畏。
中医理论的古文化形态直接影响到中医教学。中国现在非常重视基础教育。中学教育重视概念的严格性、原理的严密性和体系的条理性。中医院校的教材虽然已不用古汉语，但是并未摆脱古文化形态的影响，仍然表现出笼统、模糊的特点，与中学教育之间形成隔膜。中医专业学生会遇到其他专业学生遇不到的困难。
中医的方法是观察，但与西方实验科学的观察方式不同。中医的观察是直接的、整体的、长周期的，包括观察人体各种生命现象，观察自然现象，观察社会现象。中医很少分解观察对象，并经常将观察的主体和客体统一起来考虑，如医家在自身上进行的自证实验。中医也讲究干预，中医的治疗就是一种实验的干预，但它是直接作用于人体的临床试验，通过干预——观察——再干预的过程，验证假说，获得对疾病和生命本质的正确认识，建构出理论体系。
中医理论既是唯象理论，也是人体实验医学，而西医是生物实验医学。西医除了临床观察，还做动物生理实验、病理实验、药理实验等等，然后转接到人身上。因此，西医不是唯象医学。
中医理论如何现代化
钱先生提出：“要换装，变成用现代科学语言表达的唯象理论。”对此，笔者的理解是要先有语言的现代化，表达的现代化。中医理论与时代严重脱节，换装是出路。
可以说，中医理论是用古代模式表达的唯象理论，是唯象理论的古代版；钱先生提出用现代科学语言表达中医唯象理论，建构唯象中医学，是中医唯象理论的现代版。用现代科学语言表达中医理论的同时，还要把中医理论里的古代科学知识更新为现代科学知识。
第一个中医唯象理论是《黄帝内经》。《黄帝内经》不是一部著作，而是一部论文集。但每篇论文只论及某一个主题的一部分，甚至只是一两句话。论文之间有重复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比如：中医重视形，又重视神，在《黄帝内经》里，形、神的论述是分散的，这篇论文有一个片段，那篇论文又有一个片段。
因此要建构现代版的形神唯象理论，要借鉴考古方法。正如考古人员把出土的文物碎片进行挑选、比对、拼凑，然后黏接成一个完整的文物一样，建构形神唯象理论的现代版。
中医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人体整体的唯象理论，但鲜为人知。《黄帝内经》里没有整体这个词，也没有整体规律这样的话语，但是《黄帝内经》里有这些内容，而且论述颇丰。整体在《黄帝内经》里是一个潜在的主题，有实无名。阅读《黄帝内经》，有时会遇到主题不明，不知所云的文字，对于这样的文字切忌轻易放过，应穷追不舍。只有经过对文字分析、比较，品味其意，才能从字里行间悟出主题来。挖掘潜在主题决非易事，因此中医整体理论一直被埋没。现代版不只是把古汉语翻译为现代汉语，会遇到许多文字翻译以外的问题，难点是古代版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因此方法很重要，要根据具体情况，选用、设计适合的方法。
建构唯象中医学，不仅要讲求方法，更要有全局观念。历史上《黄帝内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医范式“的成熟与定型，尽管《黄帝内经》是一部论文集，但是在它背后潜藏着一个体系。因此，建构唯象理论的现代版，必须把整个体系挖掘出来，对《黄帝内经》做一次“全息显影”。把《黄帝内经》潜在的唯象理论体系用现代科学语言表达出来是现代版的基本要求。建构现代版的工作复杂而艰巨、必要而紧迫。
唯象中医学用现代科学语言表达，应主题鲜明，结构完整，诸如零散的片段、主题隐晦等结构性问题一扫而光，学习中医的困难或将迎刃而解。这是中医现代化战略的关键一步。钱先生早有预见：“我觉得要做到这一步，那就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中医的教学问题。”
重视老中医经验。钱先生提出唯象中医学要吸纳老中医经验。他说：“怎样把老中医的智慧总结起来，汇集成唯象中医学？我想可以用现代科学技术，即：一是用专家系统、人工智能技术把每一位老中医大夫的学问经验记录成电子计算机程序。这项工作在前几年已开始了，只是推广的问题。二是有了大量不同老中医指导下制成的各有特长的专家系统，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将其汇总综合……。三是综合的结果是唯象中医学……”
截至1990年，全国已制成500位名老中医的专家系统。研制老中医专家系统的初衷是为了避免老中医人走了，经验也被带走了的遗憾，用现代科学技术把老中医的宝贵经验记录下来。工作的出发点是积极的，但是达不到钱先生思想那样的战略高度，没有想到汇总综合这一步。所以，现在要接着做下去，对老中医专家系统进行汇总综合，充实唯象中医学。
医案很重要。钱先生指出：“医学已有几千年历史，医案记录浩如烟海，这都是定性的点滴认识，现在有了新的方法，加上电子计算机的帮助，综合集成是可以实现的。”唯象中医学还要吸纳医案记录的临床经验。
唯象中医学是对自然哲学医学模式的超越式突破，钱先生要求“写出真正现代的中医书籍。这要一整套书，不是零星的一本、几本，要从人体理论到医理，到临床医学。”
诊断手段要现代化。中医临床通过望、闻、问、切获得人体信息，然后辨证论治。望、闻、问、切不借助任何仪器，难以避免主观性、随意性。钱先生认为，为了突破自然哲学医学模式，望、闻、问、切须仪器化，以保证临床获得的人体信息客观化、规范化。诊断手段仪器化是中医现代化必不可缺的一项工作。20世纪末研制老中医专家系统时想得很美妙，一台计算机顶一位老中医，10台计算机顶10位老中医。1990年制成500位老中医的专家系统，可是临床运用却遇到了障碍，因为缺少与之相配套的诊断仪器设备，就像火箭装配好了，却没有发射架。因此，中医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缺了哪一个环节也不行。中医现代化“一定要有一个统一的计划”。
钱先生建议，中医临床要吸收少量的西医指标。事实上，现在中医临床已经使用西医指标，对高血压病病人测血压，对糖尿病病人测血糖。现在中医临床可谓双管齐下，一方面辨证，一方面用西医指标辨病。医生掌握双重依据，处方会更为周到。应经过长期临床实践，把西医指标与中医辨证有机地结合起来，把西医指标充实到中医范式里去。
钱先生建议，中医临床逐步增加西医指标，以了解更多的人体信息。他的建议完全具有可操作性，是可行的。钱先生肯定“证”的概念是完全科学的，主张用系统科学的观点研究中医的“证”，现在就着手去做。
运用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发展中医。钱先生提出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概念是对系统科学的重要贡献。“这里‘巨’的涵义是子系统的数量极大，上亿、几十亿……这里‘复杂’与‘简单’的涵义是子系统的种类，后者少，几种、几十种，前者多，成千上万。”简单巨系统与复杂巨系统不是量的区别，而是质的区别。西医在现代化过程中，使用分析方法出了偏差，可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中医现代化如何防止偏差呢？中医现代化只要牢牢把握住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概念，谨慎地选择科学工具，合理地使用，就不致于走错路。
20世纪末，曾有人试图用“耗散结构理论”解释中医。可“人体不但是开放的巨系统，而且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它比许多物理和化学的巨系统要复杂得多。复杂在于组成巨系统的子系统花式繁多，相互作用又各式各样。”打个比方，想把“耗散结构理论”用于中医，就像想用一个爆竹把人送上天一样地异想天开。现代科学里没有一个理论框架能容纳下中医，中医的理论框架只能从中医自身去寻找。
建立唯像中医学是中医现代化的第一步。接下去要在理论上从微观一直到整体，把它连起来。中医理论不仅是现象的概括，总结出规律，还有强烈的因果关系，阐明了现象背后的原因。如《黄帝内经》指出：老人昼不精、夜不寐的原因是肌肉枯、气道涩引起的气血运行失常所致。因此对于中医理论，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能讲出其所以然，挖掘出现象背后的深层东西，特别是经络气血的本质，然后运用于临床，同时指导中医诊疗技术的开发，提高疗效，即所谓“明其理、利其器、善其事”，这才是真正的中医现代化。
象思维 研究中医的突破口
□ 张瑞贤 中国中医科学院
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曾指出：“中医药作为我国独有的医学科学，具有丰富的原创思想。”
数千年来，历代医家通过不断地深入观察和反复地临床实践，采用与其他医学不同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全面总结了对人的健康与疾病的认识，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与技术方法，建立了独特的医学体系。许多专家学者认为，中医药学原创思维的主要内涵是：以整体观念为核心，注重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强调“天人合一、身心合一”，从整体联系的角度、功能的角度、运动变化的角度来把握人的健康与疾病的规律，从而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特点。
中医学的一系列特点，则是因为中医药文化有着特有的思维方式。但这种方式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而逐渐被取代、遗忘乃至抛弃。这就是“象思维”。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象思维的首倡者王树人就指出：“象思维的伟大就在于它是原创性的源泉，原创性的母体，西方的思维没有像中国这样一直保持到现代还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象思维。因此它是本原性的思维，最具原创性的思维，用现代科学研究的话来说，是提出和发现问题的思维。因此，我们要重视我们自己抛弃的象思维，只有回到经典，回归独立，进而进行多学科的汇通、融合，才能真正地发展中医。”
中医学认为“医者，意也”。象思维来源于古人与大自然的交流，他们并不把自己与自然分割开，而认为自己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于是就产生了整体观念。自然界中的一切都有自己的“象”，除眼见之象外，还有五官可感知之象，他们都是属于感知层面的，具有同一性。只有超出外在形象之象，才能逐渐接近“本原之象”。中医将各种各样的象进行一番异相拟、类相合、似相通的思维处理，形成了脏腑理论、经络理论等独一无二的学说体系，而这些理论又有效地指导着临床的实践。如果以逻辑思维的方式去解构这些理论则往往弄巧成拙，就如同当年的经络实质研究一样走进死胡同。
在中药方面也是如此，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只是一个传说，而中药的发现往往不是一味一味药去试出来的，古人常会根据药物（主要是植物）的环境、形态等等因素，通过象的流动与转化的思维过程，去推断、揣摩这些药物可能具备的功能，从而发现新的药物。又如，药物的性味也不是一一品尝出来的，而是通过药物的功能主治反推而来的。其他诸如药物分类、药物归经等等无不如此。如果根本不了解古人的思维方式而一厢情愿地使用现代概念思维的方式进行科学实验，常会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
在中医药学术研究的今天，各种研究方法都在探索之中，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很多失败的教训。把“象思维”作为研究中医药的突破口，对于探索中医药的本源将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也会更加有力地推动中医药的继承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