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硬指标”、“一刀切”一直被视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僵化生硬的代名词。恰恰是这种极端的解读，成为影响政策执行力的重要因素。社会学理论证实，以指标为核心的量化机制，是效率实现的最佳方案。“尽管医院药品销售收入比例从过去医院收入的50%左右降低到43%，利润降低了300多万元，但医院的整体收入却增了数千万元。”硬指标成就硬道理，“安阳模式”成功地实践了这一规则。
国内医疗机构长期以来一直是药品最主要的终端市场，通过医院销售的药品占整个药品销售的80％。医院的利润中心是药品，而不是医疗服务，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于是，面对药品降价问题时，医疗机构时常表现出一种奇特“软姿态”。历史遗留问题，医院产权所有制问题，药品定价制度问题……难处、理由一大堆，说起来冠冕堂皇，仿佛一切责任推给了体制，便能脱掉干系。很难依靠这种状态“以柔克刚”，去解决药价虚高。实际的情况是，医疗机构在药品流通的利益链条中，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资料显示，在药品增值过程中，工厂、商业公司、医院几个环节中的增值比例为176∶9.3∶504，医院所占比例超过七成。国家规定医院对药品的加价率不得超过15%，却有不少医疗机构加价比率超过了40%。有的医院虽然将常用药品价目表公示上了墙，但操作中对低价药采取少进或不进，医生少开或不开，使药品价格公示形同虚设。还有的医院甚至默许药品生产企业为了避免自己产品价格下跌，将一些按规定大幅降价的药品改包装换剂型重新进入医院。公共舆论也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到医疗机构体制改革的话题上，有意无意地强调造成目前医药市场矛盾重重的原因，药价虚高仅仅是表象，关键是医疗卫生体制有弊端。必须改变现有医疗卫生体制，才有可能出现各方都满意的结果。“体制借口”加上“专业需要”再加上“医院话语权”，药价虚高问题复杂，解决起来困难重重。
药品零售价标底降低、药品使用三线管理、四禁要求、双十排名制度——安阳市有关部门四项硬指标出台，便换来“院店同价”的成效。他们以行动证明，药品价格大幅度降低，并非只是医疗和药厂的单方面让利。通过合理的操作，可以形成医、药、患、保“四赢”局面，形成新的医药服务制约机制。医院的药价降低，但整体收入提高；药品经销商利润空间减小，但市场环境净化；患者切实感到药价降低，获得实惠。医院调控药品价格的过程，往往同时成为规范服务的过程。从源头上杜绝医院药品采购、开单提成的弊端，减少原来医院药品经营运作的成本，使得医院得以集中精力提高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创造良好的医德医风氛围，走上良性发展道路。
10月10日，国家发改委关于降低头孢呋辛等22种抗生素类药品零售价格的通知正式执行，此次药价下调的同时，也对医院加价做出了限制。此举措充满暗示意味——以药养医的“好日子”势将终结，顺应形势优化机制，抑或得过且过等待危机降临，这道选择题已经摆到所有医院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