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倩，是广州聋人学校一名五年级学生。在她还不到一岁的时候，因为拉肚子而使用了庆大霉素。让人想不到的是，“庆大霉素”让曾倩从此生活在了一个无声的世界里。
毛应祥老人今年70岁，患慢性肺病已有十多年了。2003年12月，毛应祥老人的病再次发作，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用了十多年的抗生素不但不发挥作用，他的病还越治越严重。医生通过X光和CT检查，发现肺部大部分是阴影，呼吸功能几乎丧失，生命垂危。医生说，如果不立即停止使用抗生素，后果将不堪设想。
而同样的遭遇并不仅仅发生在曾倩和毛应祥两个人身上。根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数据，目前我国有7岁以下的聋儿80万名，其中高达50%的聋儿是因为耳毒性抗生素致聋的。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振声说：“可怕的是，每年还有3万新产生的听力障碍儿童，抗生素中毒的比例大概还能占到30%。”
卫生部细菌耐药性监测中心对北京地区大中型医院连续监测几年后发现，目前在医院临床用药中，抗生素占到了全部用药的35%，一些医院甚至超过了70%。而长期滥用抗生素给我们带来的并不是健康，相反还可能是难以治愈的后遗症。
俗话说，是药三分毒。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统计，全国每年上报的三四万例药品不良反应病例中，至少有一半是抗生素引起的。不仅如此，滥用抗生素，还提高了细菌的耐药性，而目前世界对抗生素新药研究开发的速度远远赶不上耐药菌的繁殖速度。如果任这种滥用抗生素的情况持续下去，人类将最终面临无药可医的地步。
为了遏制包括抗生素在内的抗菌药滥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继今年7月1日要求药店销售非OTC抗菌药必须凭医师处方后，最近再次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对抗菌药物销售的监管。近日，卫生部也出台了《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旨在规范执业医师的“一支笔”，使抗菌药的使用步入“安全有效”的轨道。
为了人民的生命健康，政府部门可谓煞费苦心。然而，记者通过走访发现，要从根本上消除“抗菌药之祸”，仅仅依靠政府部门是不够的。
药店：执行限售令“打擦边球”
限售令生效已三个多月，药店执行情况如何？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一些正规的大药店能够严格遵守限售令，售货员表示：“抗菌药7月1日以后凭处方才卖得了。”但是在某些药店，记者的“遭遇”就不同了。
磺胺是一种常见的抗菌药，在限售之列。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家药店，记者发现在门口有这样一个标牌，写着：凡购买抗菌素类处方药的顾客，如无医院处方，可通过可视电话向医师咨询后凭医师处方购买。但当听说记者要买磺胺类药品中的增效联磺片，药店店员毫不犹豫地就开出了票，并说：“不要处方，一袋就卖给你。”在这里，记者并没有见到所谓的可视电话。
在另外一家大药店，记者同样提出要买增效联磺片，售货员说：“去开方子，不用花钱。”看来，这家药店比“可视电话”那家多了一道手续，就是坐堂医生，负责给顾客开药方。听记者要求开药，医生二话不说就开出了方子。没有询问病情，没有检查，只花了短短一分钟的时间，记者就拿到了一张抗菌药的处方，买到了药。之后，记者来到京城的另外几家大药店，同样以到坐堂医处开方的方式买到了阿莫西林和诺氟沙星。
据了解，像这种以变通方式出售抗菌药的现象，不仅在北京，在全国其他地方也或多或少存在。看来限售令在一些药店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即使有了坐堂医生开药方，也只是打着“擦边球”。对这些违规的药店，根据有关规定，药监部门可以给予警告并处以2000元至3万元的罚款。但为什么有了禁令，有了处罚手段，药店还敢于铤而走险呢？
采访中，一些药店告诉我们，面对限售令，他们其实也有一本难念的经。
记者对京城几家比较大的连锁店进行了调查。这些药店的工作人员都告诉记者，限售令对药店的销售额影响很大。金象大药房复兴门店店长张涛说，“我们店一天损失几千元。”
张涛说，7月1日后，他们一个店每天的销售额减少3000元以上。按照这个数字计算，这家药店一年的销售额将减少100万元以上，而金象大药房在北京地区有180多家连锁店。
限售令的实施为什么会对药品零售企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呢？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不管在哪家药店，抗生素类药品都比其它药品的销路要好。按照张涛的说法，7月1日以前，在药店的药品销售总量中，抗生素类药品占1/6到1/5。而一位不愿公开身份的业内人士说，据他了解，在整个药品零售业，抗生素类药品的利润一般在30%左右，比其他药品要高10%到20%。
对此，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安全监管司副司长边振甲说，抗菌药凭处方销售，可能暂时对零售药店的销售额会有些影响。有少部分药店受利益的驱动，会在执行限售令方面变通。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国家局市场监督司最近又下发了一个文件，以进一步加强对零售药店销售抗菌药的监管。对于不凭医生处方销售抗菌药的药品经营企业，药监部门会首先进行教育，并反复进行宣传，对不执行这个规定的，要让它进行整改。如果部分药品零售企业还是不按照要求去做，那我们就要对它进行警告，情节严重的要进行处罚。
公众：用药习惯待改变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一些药店之所以有令不行，除了抗菌药本身的丰厚利润之外，与一些消费者的用药习惯也有关系。一些药店工作人员反映，因为不卖抗菌药，药店甚至与消费者发生过冲突。那么，老百姓对限售令到底了解多少？今后大家会不会改变自己用药的习惯呢？
记者在北京街头对100名普通市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对于7月1日起实行的凭处方购买抗菌药的规定，85%的人都通过不同的渠道有所了解，只有15%的人不太清楚。可是知道归知道，当问到“如果你或你的家人出现感冒发烧症状时，你会怎么办”问题时，只有30%的人选择去医院看病，多达45%的人是自己到药店买药吃，还有25%的人平时在家里备有抗生素，病情不重就自己吃一点药。一位市民告诉记者，“不是大病，感冒上呼吸道感染，稍微吃一点抗生素，没有大问题。”
对于滥用抗菌药可能引起的药品不良反应，以及对人体健康造成的损害，有70%的人选择了知道，但是当记者再进一步询问时，发现大多数人对滥用抗菌药的真正危害并不了解。市民说：“不是很清楚抗菌药对人的危害，知道会有一些危害，但具体有什么不清楚。”
在调查中，记者还吃惊地发现，在没有医生处方的情况下，不去药店买抗菌药的人只有30%，而70%的人偶尔，甚至经常会到药店自己买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在“为什么会去药店买抗菌药”的多项选择中，有50%的人表示是因为去医院看病太费时间；35%的人相信自己的判断，认为犯的是老毛病，自己知道吃什么药；15%的人是因为以前不清楚滥用抗生素的危害；还有15%的人认为医生开的药往往比较贵。市民表示：“我们一直吃的这个药，没有了，那我们就到药店购买，这样方便；到医院又要挂号，又要排队看病，这样太繁琐。”
针对这一调查结果，边振甲说：“这是老百姓长期以来养成的就医用药习惯，而要改变这种习惯还需要一个过程，所以现在一些人强烈要求药店，我没有处方你也要卖给我药。这也是当前我们在推进药品分类管理制度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困难。限售令实施之后，的确出现过个别人不是很支持这项制度的实施，有一些过激的行为，甚至和药店店员吵架，打砸玻璃等事情。不过，我想这些问题会随着这项制度的不断深入和老百姓用药知识的普及而逐步得到解决。我们会加大对社会各界，特别是针对老百姓的宣传力度，让百姓知道加强抗菌药物的监管，是对他们健康负责的举措，而不是给他们找麻烦。如果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就会逐步理解这一政策的，并会按照要求去做。实际上，一般性的头痛感冒和小伤小病现有的非处方药完全可以满足需要。”
国外：管制抗菌药各有招术
有32年从医经历的瑞安是爱尔兰大学的一名从业医师，现在他供职于一家中国的外资医院。当记者问起，在爱尔兰是否可以从药店里自由购买到抗生素的时候，瑞安医生回答的口气十分坚决：“绝对不能，在爱尔兰如果药店里的医师药师擅自卖抗生素给没有处方的病人，就会被罚款，如果情况严重，还会被吊销执照。”
在他看来，中国使用抗生素的情况太过自由。而在爱尔兰，由于国民整体素质较高，人们知道滥用抗生素的危害，所以很少有人主动要求使用抗生素。瑞安表示：“人们普遍拒绝使用抗生素，他们想过的是绿色生活，而不是化学生活，甚至出现过真的要用抗生素时，反而很困难的情况。”
在法国，抗生素的使用同样受到严格控制，法国籍医生德宁告诉记者，在法国没有医生的处方根本买不到抗生素。
可见，无论在法国还是在爱尔兰，都是由执业医师来控制抗生素的使用，那么这些国家是怎样促使医生合理地使用抗生素的呢？德宁介绍说：“改变医生获得报酬的方式。”
在爱尔兰同样也有许多公立医院，在这些医院里，不鼓励医生多开药，他们核定医生奖金的标准是：如果医生处方越少，他就能得到越多的奖金。这样的做法大大鼓励了医生更多地从病人的角度考虑。瑞安和德宁医生还告诉记者，国外对于抗生素的合理使用，主要得益于政府的控制和医药协会的监督。瑞安还说，“如果医生犯了错误，过量使用抗生素，医药协会就会取消医生的行医资格。”
据了解，为了防止滥用抗生素，各国都想了不少办法，尤其对于用药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冲突问题，这些国家都采取了极为严格的措施，保证公众健康利益高于一切。
当然，与国外较为完善的抗菌药管制措施以及较为成熟的公众用药习惯相比，我们还存在很大差距。但是，所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落实好限售令和用药指导原则，就是遏制抗菌药滥用的“第一步”，这一步跨出去了，才能谈及后面的百步，乃至千里。(文/中央电视台记者 刘熠晨 顾平 本报记者 尹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