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子益（1871-1949），云南大理鹤庆人，清末民国年间著名白族医学家。出言诙谐辛辣，孤傲不驯，才学过人，识见超迈不与同道合。彭子益少年时代就对医道情有独钟，经过不断的精心研读，他对传统中医理论典籍的理解和把握达到了一个辨识透辟，由博返约的层次。成年后，负笈游历重庆，自荐于吴棹仙创办之重庆巴县国医学校任教。后又到成都四川国医学院任教。彭子益游学京华，在清廷太医院当宫廷医师，从而乘机大量阅读了秘藏在深宫中的珍贵中医典籍，医学造诣更是一日千里。辛亥革命清帝退位以后，山西督军阎西山聘请他到太原中医学校讲学。他的大半生就此在讲授中医学理论和培养中医人才中度过。抗战期间，彭子益一度回云南。由于省民政厅长丁又秋的大力支持，他先后教育培养了400多名医学爱好者。其间他尽心尽力口传身授，把自己一生的研究心得毫无保留地教给学生，为云南省医学的发展倾注了很大的心血。
其中部分内容台湾著名中医临床家马光亚在其所著《台北临床三十年》已予收录，并认为彭先生的脉法确有可采之处。
彭子益创“中医圆运动功”（有动作八式）：
托球摇臂经络畅，捧球上下通三阳，擒球单举理脾胃，背球俯仰任督康，抱球旋转强腰肾，滚球左右平阴阳，揉球能治肝心病，升浮降沉执中央。
功法特点：（1）动作简便易行；（2）动作名称、口诀形象具体，每一动作功能即在动作口诀中；（3）以中医圆运动理论为依据，每一动作皆以球为中心运作；（4）以意领气，以动为主，动静结合，配合呼吸，增强内脏按摩运动，协调脏腑机能；（5）长期坚持演炼，强身延年效果非凡。
云南著名学者方树梅先生曾经说过：“近代愈加奇形研习，从事著述，辨证之细，析理之精，皇皇巨著，为滇医界放大光明者，则以彭子益先生为最着。”这是对彭子益在近代云南医学史上的作用给予了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他生前遗留下来的１６种医学著作，是我国中医学界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他的这些医学著作大体有四类：
（一）中医学基础理论的阐述两种。其中《生命宇宙篇》采用近现代科学理论阐释《易经》中的河图；力图揭示出人体内部各种生理活动的机理；进而探讨宇宙万物同人类的深层关系。《原理论》主要取法传统医典《内经》，但却用现代唯物思想阐发阴阳五行理论，进而探讨外在环境和自然天气变化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影响。从这两种著作中透露出彭子益探讨现代科学理论与传统中医理论之契合点的思维理路。
（二）对传统中医处方和医案的整理、辨析四种。《古方基础篇》总结了六种治疗处方的标准方法；《时方汤头改错篇》审定了传统的《汤头歌诀》中的错误；《医案读法篇》系统整理了古代各著名医师的医案；《注释王孟英医案》则化难为易，通俗简明地对王案进行了解释。这四种著作辨析精微，毫发毕现，有正本清源之效。
（三）对传统中医典籍的阐发和解释有三种。《伤寒论六经原文读法篇》、《伤寒方解篇》和《金匮方解篇》采用一种整体性观照的方式对重要医典进行疏理阐发，揭示出各书的内在脉络。行方主次清晰，注解精省明白。实在为后世医家指出了一条准确把握《伤寒论》和《金匮》两书精华的有效途径。
（四）对传统中医治疗经验和基本治疗方法的总结有七种：
《温病本气篇》、《时病本气篇》、《儿病本气篇》、《杂病治法篇》、《脉法篇》、《舌胎篇》和《药性提纲篇》。这七种著述仔细辨析了各种疾病的起因、症状差异和根治途径；采用系统性的眼光归纳各种症
断方法和治疗方法。其中的种种结论大多经过彭子益亲身从医实践的检验。正如史料记载中所说：“先生之治病也，诊脉处方，详记医案，以究效验，求理论与实践相吻合。”这种可贵的科学求实精神确乎贯穿了彭子益的一生，成为激发他的医学灵感的最大催化剂。
彭子益在大半生的医疗实践和医学理论探索中，最终准确地把握到了中国传统医学的精髓——一种对症下药、辨证施治的根本治
疗原则；一种宏观着眼，微观着手的系统性思维方法；一种追根溯源，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如果要探讨彭子益何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的话，那么答案只有一个：正是中华民族那源远流长的医学传统和丰富的中医药资源两相聚合，给他提供了无穷的能量。据文献记载，早在南诏国崛起时代，白族医学就大量地把印度佛教医学、波期医学和藏医学的成果溶合在本地巫医土壤之中，形成了带有浓郁神秘气息的独特医学传统。但内地汉族医学对它的影响日益加深，以致到10-13世纪，“中医在大理地区迅速发展，并逐渐在大理国医学中取得主导地位”。这以后，白族医学一直处在和中医学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相互推动的状态之中。元明清时期，白族地区不但出现了“附子名医”饶国熙，“周石膏”周鸿雪，眼科专家赵良弼为首的许多名医，而且还涌现出《洞天秘典》、《奇验方书》、《训蒙医略》和《续千金方》为代表的大量医书。彭子益正是深受这种深厚传统的熏陶浸染而开创出一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道路，成为白族历史上最杰出的医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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