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瀛鳌 中国中医科学院
医生要增长学术经验，从历代名医著述中获得启示与借鉴是重要手段之一，历代名医有关这方面的教示数不胜数。笔者认为：最精要的莫过于医圣张仲景要求业医人员应“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还有南北朝时南齐名医褚澄在《褚氏遗书》中所提的“博涉知病”。仲圣与褚澄这12个字的教示，给后世医者殊多启迪。
增长学验必当勤求博取
不断增长中医药学术经验是广大中医毕生的追求。回忆在20世纪50年代，业师秦伯未先生让笔者多读并加深理解医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原序，要对其中所提到的“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这八个字，多多探索、理解。我认为这是张仲景对后世医者所提示的学验要求，明确地反映了仲圣的思路与方法。
“勤求古训”是历代医家传承的重点，“博采众方”能丰富医者治病的手段，提高疗效和诊疗水平，这也是医者所广泛追求的。在仲圣之前，专事研究百家学说的汉代大儒王充就强调过治学应“多闻博识”，他指出：“人含百家之言，犹海怀百川之流。”（引文见王充《论衡·别通》）之所以强调“博学”，清代名医赵晴初《存存斋医话》说：“医非博不能通，非通不能精，非精不能专，必精而专，始能由博返约。”而这又是很多医家深刻探析其学验的精粹内涵。诚如清初医学大师张璐在《千金方衍义·自序》中所说：“务博而不知所宗，浅涉而未探窔奥”，就难以达到“博学”的要求。我们应力求博极研精，深造自得。
医者之所以应“博采众方”，因为重要的名医、名著和学术流派，是各具特色、各有优势的学术经验。任何一个学术流派，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它的局限性或片面性。因此，治学当重视历代名家、父师辈、师兄弟辈和其他道友们的学术经验。笔者个人体会，在同道（包括我的学生辈、甚至再传弟子们）所写的论文、著述中，因为他们探讨的专题，未必是我都熟悉或曾下过功夫的，他们著述中所引证的某些文献，也可能是我没有阅读过的。因此，多学习是非常必要的。
至于在诊疗中的“博采众方”，同样也是包括多个层次的。所以笔者对“博学”的看法是，力求有重点地学，又主张不分撰述人的身份、长幼，选择性地予以参阅。
业医者的知病与治病
知病与治病，需要通过细致的察脉、辨析因证，张仲景阐论诸病，重点强调的就是“脉证并治”。《素问·脉要精微论》提到脉学在“知病”辨析方面的重要性，不仅要知病之在内、在外，还应该“知病之所在”和“知病之所变”，其中的规范、法度必当遵循。但医者所经治的病证，往往是复杂多变的。正如清代伤寒名家钱潢在《伤寒溯源集》中所说“圣贤立训之规格有限，病情变幻之伎俩无穷。”
关于“治病”，过去主要分经方派、时方派，或是经方、时方择善而从，这反映了在方治上不同的学术流派。笔者对于各科病证，不赞同分型过于繁复，因为这未必反映临床实况；我还是比较同意徐灵胎（清）在《兰台轨范》中提出的“一病必有主方，一方必有主药”的见解。
至于治病的“博采众方”，宜对古今名方择要而有重点地学习。早在宋代，方书名家严用和在《济生方》中告诫医门学子应该古今并重。他说：“若概执古方以疗今病，往往枘凿之不相入者……”，我们在诊疗时也有类似的体会。联系到褚澄所说的“博涉知病”，可以得出：我们诊治患者的基本条件是“知病”，如不通过广泛参阅文献资料，就难以达到理想的“知病”目的。所以笔者的看法是，学好中医一定要打好学术临床基础，又应该博涉相关的医学科学知识，否则就谈不上是真正的“博涉知病”，也不符合新时代的科学发展观。
中医药继承创新是时代需要
中医药学的继承与创新，是当前中医界共同奋斗的目标。国家中医药管理部门不断推出新举措，这将有利于整体工作的开展、落实；而其中重要的举措之一，就是古今名家学术流派的深度广度研究。应该以历代具有代表性的名医、名著为重点。如明、清医家多以“四大家”（张仲景、刘元素、李东垣、朱丹溪）作为临床学术流派的代表。
对此，当然也存在不同的见解，如明代医学名家虞天民，据《四库全书提要》载述：“其学以朱震亨为宗，而参以张机、孙思邈、李杲诸家之说，各选其方之精粹者，次于‘丹溪要语’之后……”也就是说虞氏的诊疗是以张仲景、孙思邈、李东垣、朱丹溪四大家为主，对这个问题，医家们有不同的看法也很正常。
以孙思邈在历史上的医名盛大，而为什么多数医家未将其列为具有代表性的临床医家呢？据清初徐灵胎先生《医学源流论》说，他认为张仲景治病“所用之方，皆古圣相传之经方……其分量轻重，皆有法度；其药悉本于《神农本草（经）》，无一味游移假借之处——精微深妙，不可思议。药味不过五六品，而功用无不周……《千金方》则不然，其所论病，未尝不依《内经》，而不无杂有后世臆度之说，其所用方，亦采择古方，不无兼取后世偏杂之法……”由此孙思邈最终未能被公认纳入“四大家”。
数十年来，笔者从事中医学术临床，受圣贤医训有相当大的影响。虽然学得不太理想，但亦从中有所受益。我相信中医药学作为世界传统医学的领头羊，必将为整体医学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