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东风
肖培根院士 本报记者 张东风摄
从昔日的意气风发、英姿勃勃，到今日桃李芬芳、硕果累累，肖培根院士在探索绿药之路上走过了58年。他从未进过洋学堂，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药用植物专家；他开创了新中国中药资源系统调查和整理研究之先河，奠定了我国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研究的基础，致力于中药资源利用的基础理论研究，倡导中药现代化、国际化；他是中国药用植物及中药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学术带头人，也是国际著名传统药物学家；他被人们誉为“中草药的活辞典”。让我们走近肖培根，追寻、感受肖老“绿药觅踪”那不寻常的人生。
从中药“门外汉”变为中药“活字典”
肖培根：“一些传媒把我说成是个天才，其实，所谓天才就是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1953年春，21岁风华正茂的肖培根以优异成绩从厦门大学毕业了。一个偶然的机会，让这个学植物的年轻人走上了从事中药和药用植物研究的道路，与中药结下了一生的情缘。
当第一次面对一株开着紫红色花卉的紫花洋地黄植物时，年轻的肖培根被考住了，不识其为何物。老专家热情地告诉他，这就是大名鼎鼎、可以治疗心脏病的中药紫花洋地黄。“正是这件事吸引我走上了研究中草药的道路。接触中药第一次的难堪和失败，却变成了我要更好熟悉中药的动力。”肖培根说。
被分配到中央卫生研究院(现中国医学科学院)从事药用植物及中药研究工作的肖培根，工作之余是图书馆的常客，只要是有关中药的书籍，他都要反复地阅读，并写下读书心得和笔记。每个月的薪金大部分被他用来购买中医药和植物方面的书籍，一有机会他就向中药老专家讨教。
20世纪50年代，我国开展了第一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肖培根领导着一批刚出校门的年轻人投身到野外调查中。他们深入产地，拜中药老师傅和当地药农为师，边干边学，几年中足迹踏遍全国各地，北至黑龙江的黑河，南至海南岛的三亚，西至新疆的伊犁，东至沿海各地，掌握了全国常用中草药的植物学特征、生长条件、分布情况、鉴定特征、产销情况。他在这次普查的基础上主持编写了新中国第一部权威性本草著作《中药志》，开创了全国中药资源系统调查整理的先河。
此后，《中国本草图录》、《新华本草纲要》、《新编中药志》、《当代药用植物典》等一批大型科学著作也经肖培根主编出版了，为中药的整理提高、开发和利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世纪60年代，肖培根还六进西藏，参加了首次对藏药的系统调查、整理、总结工作。在“五七”干校制药厂，他学会了制药，并自己创制新药。
正是这些经历练就了他识别中草药的本领，使他从对中药一窍不通的“门外汉”迅速成长为中药的“活字典”。
开创药用植物亲缘学，将研究与利用结合
肖培根：“中国有着‘世界之最’的中草药资源和使用经验，亟待用现代科学去研究、开发和利用。”
中药资源学研究是一项十分艰苦但又极其重要的工作，却没有现成模式可以借鉴。肖培根大胆探索、不断创新，围绕着中药资源开发、应用中药资源学、中药化学、中药药理学以及农学、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等多门学科进行攻关，取得了一批为国内外同行交口称赞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他开创并发展了一门包括植物系统、化学成分、疗效之间相关性的新学科——药用植物亲缘学，使药用植物的研究和开发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如在对毛茛科植物鉴定过程中，肖培根亲自解剖了大量植物的花，他仔细观察各个类群的蜜叶、花瓣、花萼是怎样的，它中间的进化过程是怎样的。功夫不负有心人，突然有一天他发现，Isopyrum（扁果草）属和邻近的一些植物类群有明显的不同。就是这个发现让他与另一位教授确定了一个植物新属“人字果属”。
在此后的研究中，肖培根又陆续研究发现了药用植物的32个新种和11个新变种。如，三角叶黄连(雅连的原植物)、蒙古黄芪、暗紫贝母(川贝母的主要原植物）、湖北贝母，这4个植物新种或新变种后被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收载，为保证中药用药的正确性起到了重要作用。1982年，我国发行的一套药用植物邮票中，就有在植物名称后面以肖培根名字“Hsiao”命名的暗紫贝母。
为了从基础理论角度支持中药资源的开发，在多年实际工作的基础上，肖培根开始致力于植物亲缘关系、化学成分和疗效间存在规律性的研究。在对一些重要药用植物类群开展多学科的研究及传统疗效的计算机统计分析中，肖培根发现，不少药用植物存在着亲缘关系，它们的植物形态、化学成分和疗效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继而他在乌头类、莨菪类、大黄类等类群研究中首次总结出了植物亲缘关系、化学成分和疗效间存在的联系及规律性。
利用这一药用植物亲缘关系规律，肖培根发现，凡是叶子具有任何掌状分裂的大黄植物中都含有番泻苷，而且也有明显的泻下作用。他还推测西藏茄科的矮莨菪属(又称马尿泡属)中很可能会含有莨菪碱类的生物碱成分，后来的研究果然证明了这一推测，矮莨菪不但含有莨菪碱类的生物碱，而且含量还非常高。他还根据这种规律从同科属亲缘相近的植物种类中寻找进口药的国产资源，开发出了国产萝芙木制剂：降压灵。
肖培根的这一研究，不仅用于指导中药资源开发、寻找新的药源，可以减少盲目性，提高成功率，节省大量人力、物力；还可用于指导中药质量研究；用于对中草药进行系统整理，为新药寻找提供有价值的筛选线索；还能帮助预测成分或有效成分等。
提出三级开发理论，让中药资源开发走向良性循环
肖培根：“只有在深入研究和开发的基础上，才能获得真正过硬的好产品。也只有在正确地处理利用与保护这对矛盾时，才能保证中药走上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
1983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资源开发研究所（今药用植物研究所）成立，肖培根出任所长。研究所建在当年有“北京的西伯利亚”之称的西北旺农场，全部仪器设备加起来还不足10万元。
肖培根提出中药三级开发理论，即一级开发瞄准药材和原料，不断扩大药用植物和中药资源的数量和提高它们的质量以保证供应、保护已有资源；二级开发将药材和原料再加工为药品和其它轻工业产品；三级开发寻找创制新药和新制剂。并为药植所制定了发展西洋参、天麻、沙棘、灵芝和金荞麦五大重点项目的目标，努力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此后的13年中，在他领导下，药植所白手起家建立了药厂，西洋参、天麻、灵芝、金荞麦、沙棘等一批重要中草药的开发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开发的西洋参、蜂王浆等10余种产品创造直接经济效益2000余万元，推广西洋参、天麻等成果产生社会经济效益超过亿元。
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德培认为，肖培根的这一理论，为药用植物和中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指明了方向，促进了我国药用植物和中药资源开发走向良性循环。
从1984至1994年的10年间，药植所科研成果和科研论著也成就辉煌：162项院级以上重点课题、80项科研成果通过鉴定，其中4项获国家奖励，45项获部级奖励，发表论文600余篇，编撰专著26部（卷）。
而肖老培养的60名博士和18名硕士研究生，也已遍及海内外。他们中的不少人已成为所在学科领域的中坚力量，有的已在中药新药研究与产业化方面，走出了一条使传统中药产业化的路子。
中药走向世界的首要倡导者
肖培根：“中药没有出去见世面，怎么能发展?中药如果不走现代化的道路，是一定会被时代所抛弃，是没有任何出路的!”
1978年，肖培根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派到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WHO）总部工作的技术官员，并开始担任WHO传统医学咨询顾问团顾问，与后来的中岛宏总干事成为了药物处的同事。
1980年，肖培根第一次站到大型国际讲坛上。他被邀请参加了在法国举行的第一届国际药用植物研究大会，并作“中草药的传统经验及其在药物研究及新药寻找中的运用”的学术报告，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有关中草药的大型国际讲坛首次系统介绍我国中药科研成就，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
自1963年以来，肖培根应邀访问了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及大洋洲50多个国家和地区，结交各国知名专家和草药专家，与不同肤色、不同背景的外国同行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他一直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满怀激情地介绍中药现代研究的最新成就，扩大中药在国际上的影响，并撰写英文专著对中医药进行系统论述和介绍，内容涉及中药的概况和丰富资源、中药的现代研究方法及途径、中药在中国保健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中药与新药开发等。近几年来，他已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了20多篇系统介绍中草药的学术论文。
1994年，他作为大会主席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第三届国际传统药物学术大会，并当选国际传统药物学会主席。他在传统药物研究领域的造诣，还使他成为了诸多国际著名学术刊物的编委，并一直担任着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咨询团顾问。
58年弹指一挥间。如今，走入耄耋之年的肖院士仍勤奋耕耘在药用植物亲缘学的领域里，不断地探索，致力于为药用植物及中药研究和提高、为中药现代化和国际化做出贡献。他说：“生药学和中药学在21世纪，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会再度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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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培根院士：中国药用植物及中药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学术带头人，国际著名的传统药物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药资源利用与保护研究中心主任、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咨询团顾问。1994年当选国际传统药物学会主席，曾任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合作中心主任。1988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2002年获“全国杰出专业人才”荣誉称号；2009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先后发表学术论文800余篇、专著20余部（卷），培养博士和硕士研究生近80名，其中博士研究生6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