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据全国中医药教材市场龙头地位的中医药出版社，仅8年，出版教材513种，覆盖七年制、本科、高职高专等6个层次25个专业，参编院校及单位195家。
本报记者 赵雯
对任何一个出版社而言，出版教材的活儿都是一块“肥肉”，效益可观，旱涝保收。而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89年成立后的十几年间，中医药教材出版这块肥肉，却一直含在别人嘴里。
由于历史原因，自1958年全国中医学院教材编写启动，至1982年共出了五版教材，全部是国家出资统一编写，称为“统编教材”，由国家主管部门指定出版社出版。1992年，六版教材编写启动，改称“规划教材”，不再由主管部门指定出版社，而是引入了竞争机制。但由于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成立不久，人员素质、经验及经济基础均尚薄弱，没能在竞争中取胜，丧失了出版六版中医药教材的机会。
抓住机遇 迎难而上
顶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直属中央级中医药专业出版社”的金字招牌，眼睁睁看着别人年复一年、堂而皇之地出版着全国中医药教材，中医药出版人心里的滋味自然不好受。
2001年是新世纪的开局之年，新世纪的到来给中医界乃至全国的高教系统带来了新的希望。教育部委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做好相关专业教材建设的宏观指导工作”，这一委托，揭开了高等中医教育教材建设的新纪元，中国中医药出版社面临着一次难得的机遇。
此时，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已经12岁了，经历了12年的苦练、积累，已经成为行业内有一定影响力的专业出版社，加之12年来看着别人“吃肉”的郁闷与无奈，早已让中医出版人憋足了劲儿。面对再次降临的机会，他们下定了决心，志在必得。
与往年不同，国家对这一次规划教材的出版没有经费投入，前期启动资金及编写过程中的所有费用，都是出版社投入，这对经济基础尚不雄厚的中国中医药出版社而言，的确是个难题。况且教材编写要求高、难度大，也给从未参与过教材编写的中医药出版人带来很大压力。但是，为了能为全国中医药院校编写出一套实用、适用、权威的教材，他们决定：迎难而上。
为了确保七版规划教材建设的顺利完成，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总结以往教材编写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制定了中医药教材建设的新机制，即政府指导、学会主办、院校联办、出版社协办。在这个新机制下，成立了“全国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和“全国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其中“研究会”负责具体编写工作，其日常办事机构——秘书处就设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接下来是紧锣密鼓的筹备与组织：2001年5月10日，在南京召开了部分中医药院校教材编写座谈会，拟订了高等中医药教育教材建设工作实施方案；2001年5月26日，在天津召开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四届一次全体理事会，论证并通过了上述实施方案；2001年6月25日，正式启动，向全国26所高等中医药院校发出了主编招标通知和推荐表；2001年8月，各科教材主编人选确定，由主编推荐副主编、编委；2001年9月，第一批18门教材主编、副主编会议在北京召开，初拟各科教学大纲；2001年10月，专家指导委员会在京召开会议，审议了第一批18门教材的教学大纲，确定了第二批28门教材主编；2001年12月，第二批教材主编、副主编会议在京召开。
至此，七版教材中3个专业46门教材的编写工作全面启动。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几乎倾全社之力，出资金，搞服务，所有编辑人员投入其中，全程参与，广泛沟通，严格把关，其认真的程度近乎苛刻。
在负责编辑《中医全科医学概论》一书时，编辑罗海鹰被编委们称为“周扒皮”，她说：“那是整套教材中最薄也是最难的一本。主编最初的编写提纲是合理的，但是由于写作过程中要求多单位多学科的合作，时间仓促，每个编委只埋头于自己的部分，最后组装到一起，偏差叠加起来，形成的漏洞就不容小觑了。稿件在我社的三审过程中大量的问题开始一一展现，我越看越吃惊，看到最后，我不得不做出决定：邀请主编及副主编一起重新梳理全书的结构。这本来是写作初期就应该完成的步骤，现在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而作为全套教材最基础的一本，应该是最先出版的。但是出于为书稿负责的愿望，这是唯一的选择。此举同样得到了社领导和主要作者的大力支持。3位作者和外审专家在百忙之中来京，3天之内工作了40多个小时，将书稿的章节体系及大小标题一一审读后重新确立，将需要重新调整的部分都通知了相关的编写人员。我全程陪同并服务于改稿会，由于对出版时间的担心，每个环节我都反复叮嘱作者控制好时间，可能是催得紧吧，‘周扒皮’的雅号也就是那时被主编挂在了嘴边。令我和作者都感到欣慰的是，在使用过程中，这本教材得到了一致的肯定。而‘周扒皮’和‘长工’们也成了很好的朋友，常常互通音讯，战斗中结下的情谊天长地久。”
2002年8月起，这套凝聚了全行业优秀人才集体智慧和中医药出版社所有编辑人员心血的规划教材陆续出版，至2003年1月，46门教材全部出齐，受到了教育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及业内专家的高度评价，其万分之零点五以下的差错率，也让所有使用者见识了中医药出版人的严谨态度与责任心。
与时俱进 不断创新
教材是时代的产物，与时俱进是对教材的基本要求。出版《伤寒学》、《内经学》等，标志着一门新学科的正式诞生，确立了这一学科在中医教育中的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随着中医药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些新科学、新专业不断涌现，而一些传统课程的发展与完善，也要求相关教材不断更新、修订。为此，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积极配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开展了一系列创新教材的编写组织工作。
目前在全国各中医药高等院校普遍设置的中药专业、管理专业、护理专业、中西医结合专业等等，在七版教材之前，均没有系统完整的教材规划，各学校各专业所用教材五花八门，良莠不齐。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在接手教材出版工作之后，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组织相关专业最精锐的专家学者，首次系统编辑出版了中西医结合、护理、计算机课程、药学、管理等专业的规划教材。随着一些新学制的出现，出版社还组织完成了第一版七年制规划教材及高职高专规划教材的出版工作，形成了针对多种层次院校的专业门类齐全的教材系列，涵盖专科、本科、研究生等6个层次25个专业。
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出版社的编辑虚心听取各方意见，根据学科进展和教学要求及时组织对原有教材进行修订。例如：在编写中医经典《伤寒论》的教材时，以往传统教材都采用《伤寒论选续》或《伤寒论讲义》为教材名称，内容基本上只有对原文的注释与阐发。著名中医邓铁涛认为，多年来围绕《伤寒论》所进行的研究成果丰硕，完全可以独立成为一门学科，建议将教材名称改为《伤寒学》，这样更能体现这门学科的内涵和价值。编辑们在与主编及编委商量后，采纳了邓老的建议，首次将伤寒课程教材命名为《伤寒学》，界定了学科范围、研究对象及内容，吸纳了现代文献、理论、临床实验等诸多研究方面的成果，反映了学科发展的动态和现状，增强了时代感。可以说，《伤寒学》的出版，标志着一门新学科的正式诞生，确立了这一学科在中医教育中的地位，有力促进了伤寒学科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在“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专家评议会上，专家们一致认为：《伤寒学》是一部在继承性、创新性、先进性和实用性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的优秀教材。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内经学》的出版。
8年编辑出版中医药教材的过程中，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创下了三个“前所未有：第一，教材覆盖专业前所未有，共涉及七年制、本科、高职高专、中职中专、继续教育及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等6个层次，涉及专业25个。第二，教材品种数前所未有。目前，该社已出版教材513种（其中教育部“十一五”规划教材166种），即将出版及正在编写教材85种。第三，参编院校和参编人数前所未有。据统计，8年间参加教材编写的院校及单位195家，参编人数达5000多人。这期间，出版社的编辑队伍也经受了锻炼，编辑人员的专业水平大大提高，出版社在行业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还培养出了一批专业覆盖面广、相对稳定的高水平的作者队伍，带动了其他学术及科普书籍的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