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的时间全卖光，再用一个月的时间又决定全部收回。”在当地中医院一位老中医眼中，山东菏泽医改的整个过程有些难以理解。近日当地政府宣布，终止菏泽市中医院的产权转让协议，一年前被卖出的5家公立医院已全部被重新收回。
一年前，菏泽曾因卖出了5家公立医院，而在医药卫生界创下了被称为“公立医院市场化四个样本”之一的菏泽“一刀切”模式。
一个老中医的迷惑
“卖医院就叫医改吗？”这位老中医指着《关于青岛保税区双威贸易公司投资菏泽市中医院的合作协议书》对笔者说。
菏泽医改进行一年之后，5家医院非但没能实现初衷，当地政府反而不得不逐一派驻工作组重新接管。菏泽中医院工作组负责人魏忠书告诉笔者，目前其他4家都与中医院一样在政府工作组的托管下进行资产清算，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逐一与投资方洽谈解除合同事宜。
这位老中医所在的菏泽市中医院组建于1975年，是当地惟一一家三等甲级医院。在1992年山东省中医院的评比中，曾经获得过第二名。
正是这位老中医手中的这个协议，拉开了2004年菏泽市整个医改的序幕。
根据2004年2月23日签署的合作协议，菏泽市国资局以评估后的净资产将中医院的产权转让给青岛保税区双威贸易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双威)。在剔除各项合理扣除后，青岛双威以现金的方式一次交付甲方51%，其余在两年内付清。此外协议还规定，医院的名称、性质、社会职能不变。青岛双威自协议签署三个月内到位资金和医疗设备不少于2000万元。
“2004年以前菏泽市中医院经营情况一直较为稳定，月收入都在70~80万元，每年政府只给予60多万元的办公费用补贴。但在2004年4月27日之后，情况发生了突变。就是在前一天，院长开会还在畅谈中医院未来的发展。可到了第二天上午，科主任以及院领导去国资局开会时，就被突然告知中医院已经卖给了青岛双威，当天下午青岛双威老板陈友献就接管了医院。中医院的324名职工一夜之间变成了‘民营医院的打工者’。”回忆起当初的情景，这位老中医至今十分感慨。
“我一手将中医院带出低谷，最后却成了医改最大的受害者。”青岛双威董事长陈友献告诉笔者，医改前菏泽中医院一直处于亏损状态，直到2003年中医院仍亏损10多万元。而且中医院饱含国有事业单位的通病——分配不合理使得大锅饭现象普遍存在，医院设备陈旧、就医环境差造成了病源不足，甚至很多科室连基本工资也无法按时足额发放。
陈友献表示：“医院改制后的一年中，中医院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先后投入了1600万元，为医院高薪聘请了20多名医疗专家和管理人员。为了改善就医条件，引进了电视胃肠机、内窥镜检查仪和CT机等一批现代化的医疗设备。并为中医院进行了整体装修，每个月花在对外宣传上的费用也有10多万元。改制前的2003年，医院每天接待病员61人次，全年业务收入为840万元；而改制后的一年来，每天有240人次接受治疗，全年业务收入超过了2500万元。职工的整体工资水平也大幅提高。”
多数人的忧虑
2005年9月8日，对于陈友献来说是个难忘的日子。正是在这一天，中医院部分职工纷纷来到菏泽市政府，要求政府重新考虑收回。随后，菏泽市二院的部分职工闻讯也来到市政府表达了相同的愿望。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由于全院大多数职工一致要求中医院脱离民营，导致陈友献及其所聘任管理人员的日常管理工作无法正常进行，随后他们不得不相继撤离了医院。
为了避免医院管理的真空，稳定职工的情绪，9月23日，菏泽市卫生局、市政府分别派驻的工作组来到中医院，先后对全院职工进行了两次民意测验——第一次占94%的员工同意医院收回国有，第二次的调查结果为90.2%。
按照当初医院改制的设想，政府给出的说法是在“5家公立医院经过多年改革探索，苦无有效出路，且效益日趋下滑的情况下”，认为“卫生事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因此“积极稳妥地进行了产权制度改革”。
但中医院的职工对于这种说法并不认同。中医院药房的一位负责人说，虽然自己的工资上涨了几百元，但医院的药价却是几十倍的上涨。在部分职工写给菏泽市政府调研组的材料中，笔者看到，其中列举着多项“药品购价严重不实”的项目：电视胃肠机其购进价为124万元，但实际价值不应超过50万元；内窥镜检查仪发票购价为22万元，市场价只有不到5万元。阿奇霉素针剂采购价每支为24.05元，实际市场价值只有4元；奥肝肽进价32.26元，实际价值只有1.7元……“这些仪器的使用和药品出售都是按照采购价加利润摊在消费者身上，进价的虚高直接增加了消费者的就医成本，也让私营老板赚了个盆满钵盈。”
按照一位副院长的说法，现在的中医院职工月平均工资为1500元，显然这一数字比改制前明显提高了。但几位医生向笔者反映，老板曾在一次职工大会上公然宣称，中医不赚钱，我就要发展西医，并要求应写的中医病历改为西医病历。今年8月份医院开的药品中，西药达到了100万元，中药只有16万元。“我们的中医院还叫中医院吗？未来会不会出现大量中医大夫下岗？”
一位退休老中医的经历加重了在职员工们的担忧。根据当初签署的协议，“改制前未提取或欠发的养老金、医疗保险费从中医院净资产提取后，按有关规定交纳给菏泽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并由其按规定负责发放。”但当这位退休的老中医办理退休手续时却被当地人事局告知，由于医院的民营化，退休已转至劳动保障局。当他找到劳动保障局时却发现，改制前未提取或欠发的养老金、医疗保险费并未缴纳。这位退休员工为此奔走十多次仍未能落实，他对笔者说：“当初协议上说医改后单位性质不变、职工身份不变、待遇不变，请问改制后医院属私人企业，怎能说不变？”
五家医院的呼声
虽然大多数员工与陈友献在医院民营化中的分配、中西医经营等诸多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但陈友献坚持认为：“以经营业绩来论，中医院是菏泽市5家改制医院中成果最好的。此前医院一直有条不紊的经营，导致大量员工一致要求收回国有的直接原因是由于9月7日政府决定收回菏泽市立医院和三院。”
从2004年4月起，以平均每月一家的速度，一口气卖出5家医院。其中陈友献提到的菏泽三院产权出售给了北京鸿信公司，市立医院及分院卖给了上海道勤公司。2004年9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卫生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的指导意见》。见到这份文件后，以收治精神病人为主的三院职工开始到市政府提出将该院收回的意见，并在去年12月17日停诊一周。
“市立医院和中医院所遇到的情况颇为相似。”菏泽市立医院一位员工向笔者介绍道，“市立医院及分院被卖一年来，没想到越改问题越多。上海道勤公司没有兑现当初的承诺——修建1000多平方米的病房大楼、投资1700万元购买设备，医院职工的待遇普遍下降了20%，各种福利也都打了折扣。中级以上职称的大夫走了20多个，技术力量在减弱，设备在倒退，医院不仅没有发展，反而比以前更加倒退。”
2005年7月3日，上海道勤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拥有的市立医院80%的股权以3200万元的价格转卖给了香港宝福公司。宝福公司接管市立医院后，由于各项工作依旧没有理顺，致使1000多名职工直接找到菏泽市政府申请将医院收回，甚至三院的职工在2004年12月17日停诊一周，两个医院部分员工开始到山东省委省政府上访。虽然在2004年12月31日，菏泽市政府有关领导来到两家医院，用了几天的时间与职工沟通，但职工们要求收回医院的反应依然强烈。在多方调解无效后，最终于9月7日，菏泽市政府决定终止与上海道勤公司的合作协议。
市场化是医改失败的根源？
采访中，中医院一位副主任医师告诉笔者，“工作组只是临时负责日常工作，医院许多决策性事务仍无法开展。经过民营化复又被收回，期间医院的损失将不可估量。”
而陈友献也向笔者表示：“一年来为医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如今政府部门单方面毁约、强行接管医院，我的投入和损失又应如何赔偿？”
一直以来，存在于医院职工中的一个看法是，当初政府如此迅速地出让医院产权是想“甩包袱”。根据市政府办公室的报告显示，2003年市立医院亏损200多万元，市三院亏损306万元，每年市里要向每家医院拨款补贴。但如今，当地政府非但没能如愿，反而不得不重新拾起这些烫手的“山芋”——再次面对众多医院职工，在资产清算后政府不得不逐一与投资方洽谈解除合同事宜。
虽然也有部分职工认为，市场化的确能为医院带来先进的管理机制和良好的市场效益，但有很多员工和市民却把菏泽医改的失败归罪于市场化。
一位业内专家的观点代表了许多人的看法。他认为，医改市场化本身并无过错，但由于人们经常把改制的一个局部——产权转让视为整个改制本身，才会认为医院卖出去就完成了改制，政府的监管也就随之消失。而医院改制的初衷是为了提高自身的活力、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在高卖价与远景发展的选择中应将后者作为改制成功与否的标准。这也就需要政府部门在完成产权转让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仍须履行监管义务。而菏泽医改中恰恰由于政府的缺位，导致了医改的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