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著名伤寒学家郑寿全，字钦安，四川邛州固驿镇（今成都市邛崃固驿镇）人，生于道光四年（1824），卒于清宣统三年(1911)，享年 87 岁。学医于一代通儒兼名医刘止唐先生（刘氏著有《十三经恒解》及有关子、史、诗文集等书数十种），教其熟读深思《内经》、《周易》、《伤寒》诸书。郑氏穷二十馀年之精力，探索三书的精髓，始知人身阴阳合一之道，仲景立法垂方之义。故其学术思想之基础，上溯《周易》、《内经》，中得《伤寒》心法，下览历代医家著述而兼采其长，故医理医术造诣，俱臻上乘。著有《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三书传世，兹就其对仲景学术的发挥作初步探讨。
一、阴阳为纲，尤重心肾阳气
《医理真传》自序云：“医学一途，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识症。亦不难于识症，而难于识阴阳。”《医法圆通》自序亦说：“以病参究，一病有一病之虚实，一病有一病之阴阳。知此始明仲景之六经，还是一经，人身之五气，还是一气，三焦还是一焦，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从这两篇自序可以看出郑氏抓住仲景以阴阳为总纲的核心思想，贯穿在全书之中而大加发挥。他以《周易》丰富的辩证法和天地整体运动为指导，用八卦原理阐发人体生理病理的阴阳法则，堪称精妙之至。其中坎卦解、离卦解、辨认一切阳虚症法与一切阴虚症法，尤属切要。他说：“坎为水，属阴，血也；而真阳寓焉。中一爻，即天也。天一生水，在人身为肾，一点真阳，含于二阴之中，居于至阴之地，乃人立命之根，真种子也”，“离为火，属阳，气也，而真阴寄焉。中二爻，即地也。地二生火，在人为心，一点真阴，藏于二阳之中，……人身之主也”。从此论点出发，则心肾为人身立命之本，人身赖以生存的元阴元阳，彼此互为其根，相互依存转化，体现出分之则二，合之则一的对立统一观。他说：“坎中真阳，肇自乾元，一也；离中真阴，肇自坤元，二也。一而二，二而一，彼此互为其根”。这也是对《素问•生气通天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绝，精气乃绝”的阐发。以此立论，联系人体病理则认为“此阴阳二气原是均平，自然百病不生”。如果不能使之均平，故有盛衰之别，水盛则火衰，火旺则水弱，此阴症、阳症所由来也。并强调“要知阴阳调和之人，六邪不侵，七情不损”、“发病损伤即有不同，总以阴阳两字为主”。在辨证论治中，也始终突出阴阳这个总纲，阴盛者阳必衰，阳盛者阴必弱，不易之理也。他总结的辨认一切阳虚症法与一切阴虚症法，是临床数十年之经验所形成，也是对仲景学术的丰富与充实。在辨认阳虚症时说：“阳虚病，其人必面色唇口青白无神，目瞑倦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身重畏寒，口吐清水，饮食无味，舌青滑，或黑润青白色，浅黄润滑色，满口津液，不思水饮，即饮亦喜热汤，二便自利，脉浮空，细微无力，自汗肢冷，爪甲青，腹痛囊缩，种种病形，皆是阳虚的真面目，用药即当扶阳抑阴。”在辨认阴虚症时说：“阴虚病，其人必面目唇口红色，精神不倦，张目不眠，声音响亮，口臭气粗，身轻恶热，二便不利，口渴饮冷，舌苔干黄或黑黄，全无津液，芒刺满口，烦躁谵语，或潮热盗汗，干咳无痰，饮水不休，六脉长大有力，种种病形，皆是阴虚的真面目，用药即当益阴以破阳”。这两节阳虚、阴虚辨证纲要，在《医理真传》卷二、卷三中，并列举 31 条阳虚病症、29 条阴虚病症，采取问答形式，详加论证，反复推明，最切实用。又在《医法圆通》卷一、卷二中，对心病不安、肺病咳嗽等 51 种病症，逐证逐条分辨，充分体现了仲景辨证论治以阴阳为纲，并联系实际的具体运用方法。然而郑氏在阴阳两纲中，特别着重阳气，认为“有阳则生，无阳则死。夫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惟赖此先天一点真气耳。真气在一日，人即活一日；真气立刻亡，人亦立刻亡。故曰人活一口气，气即阳也，火也，人非此火不生”。故论治时即强调“治之但扶真阳，内外两邪皆能灭，是不治邪而实治邪也”。在论气血二者，气占主导地位，指出“人体合而观之，一阴一阳而已，更以阴阳凝聚而观之，一团元气而已”。他特别强调坎中一点真阳的作用，为人立命之根，真种子也。其说：“阳者阴之根也，阳气充足，则阴气全消，百病不作”。“真气命根也，火种也，藏于肾中”。故其治病立法，首重扶阳，临症时必首先考虑元气盈虚损伤情况，以扶阳救逆，抑制阴邪，他善用大辛大热的姜、桂、附之类来治疗阳虚虚损之证，而且屡用大剂量治愈许多群医束手的大症、重症，被人们尊称为“郑火神”。可以说，他把伤寒三阴病理法方药发挥得登峰造极，大量运用理中、四逆辈治疗诸种杂病，如血证、心痛、头痛、咳嗽、脐痛、中风、发斑、胃痛、痿躄、谵语，以及耳、目、喉、舌、齿、鼻等百馀种病证，均能见微知著，活法圆通，技巧独超，疗效卓然。他认为“四逆汤力能扶先天之真阳”，并非专为少阴立法，而上、中、下三部之法俱备。复谓：“此方功用颇多，得其要者，一方可治数百种病，因病加减，其功用更为无穷，余用此方救好多人，人咸目余为姜附先生”。大大扩展了仲景三阴症四逆辈的治疗范围。笔者遵郑氏重阳气之旨，曾治一心病不安之患者李某，男性，年已 60，面容苍白无神，声音细小，两脚浮肿，特别怕冷，虽暑热炎天，两足亦冰凉，口干口苦，咽喉干燥，口中无津液，但不思饮水，脉浮数，西医诊断为“心房颤动”，脉搏一分钟达 120 次，动则气喘，心慌不安，舌质淡红，苔白滑。乃师法郑氏用补坎益离丹治之，连服五剂，服后自觉咽喉干燥减轻，口中微有津液，无其它不良反应。其后附片用量逐渐增加至每剂 200 克，连续服 20 剂，自觉精神好转，两脚浮肿消，不复畏寒，口中津液多，已不口干口苦，脉搏稳定在一分钟 95－100 次左右，继服用原方加补肾药物，如蛤蚧、砂仁、益智仁、补骨脂、仙茅、黄芪、人参等，又续服 20 剂，脉搏每分钟 85－90 次，其它症状消失而告愈。此方重用附子以补真阳，桂枝以通心阳，真火旺，则君火自旺；又肾为水脏，真火上升，真水亦随之上升以交于心，水既上升，又必下降；复取蛤粉之咸以补肾阴，肾得补而阳有所附，自然合一矣。况又加姜、草调中，最能交通上下，故曰中也者，调和上下之枢机也。此方药品虽少，而三气同调，心肾相交，水火互济，故治之而愈。郑氏说：“余意心血不足与心阳不足，皆宜专在下求之，何也？水火互为其根，其实皆在坎也。真火旺则君火自旺，心阳不足自可愈，真气升则真水亦升，心血不足亦能疗”。由此可见，郑氏之重阳气实际是重少阴肾中之阳也。
二、百病不离六经气化
郑氏说：“气化二字乃伤寒书一部的真机”。从气化方面对伤寒进行阐述，对六经各作证解、附解，证解是六经大旨，附解是补六经未发之大意，颇有精卓之见。他说：“今人只知冬月为伤寒，不知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皆有伤寒，只要见得是太阳经证的面目，即是伤寒也”。他认为六经各有标、本、中三气，客邪入于其中，有从中化为病，有不从中而从标化为病，有本气为病。邪入一经，初见在标，转瞬即在中。如果不细心辨证，便不了解邪之出入变化。所以六经受病均可依据其标、本、中气的变化进行分析。三阳之病是阳盛阴亏，故救阴为先；三阴之病是阴盛阳必衰，以温补为要。但阳中有阴症，阴中有阳症，则须弄清三阴三阳互为表里的气机。并按照辨阳虚症、阴虚症法所举似实而虚，似真而假的诸种实况而施治，始能无误。他同时指出“真阳之气机发动必先行于太阳经，而后行于诸经”。这样就特别强调了真阳气机在六经中的重要性，因而标、本、中气从化立论，都离不开此真阳之气。同时他还认为邪气入于六经与正气相搏，在一定的条件下“阳极化阴，阴极化阳”互相转化，导致了六经病的寒热虚实变化。明确地提出《伤寒论》一书，“通体就在这邪正两字，正气乃六经之本气，六经只受得先天之真气，受不得外来之邪气，邪气即客气也。客气者何？风、寒、暑、湿、燥、火是也。正气旺者，客气不得而干之，正气弱者，客气即得而入之”。他还认为风寒之邪不仅由于太阳经自表及里地传变，而且三阴三阳俱可由于客邪而致病的见解：“仲景首以寒客立论，先提出六经本气，后指出寒邪之客气，或在三阳，或在三阴，……实因人体五脏之偏盛所致”。他认为“仲景虽未将六客逐位立论，举伤寒一端而六客俱在也”。惟一日太阳，二日阳明挨次传经之说，则不可尽拘。郑氏提出“伤寒有传经不传腑，传腑不传经的，更有直中太阴、少阴、厥阴，切切不可拘于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上面搜寻，总在这六经提纲病情上体会，即误治变逆亦可知也”。又说：“举伤寒而万病已具，揭六经，明六气，而一年节候已赅。
论客气由外入内，剥尽元气，能令人死，步步立法，扶危为安，似与内伤无涉，不知外邪入内，剥削元气，乃是六经，七情由内而戕，剥削元气，毋乃非六经乎？”仲景立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各对准邪之传变，及其所在之脏腑，步步立法施治，不仅不止于治冬月伤寒，且亦不限于外感病。清初柯韵伯亦有伤寒方不只治伤寒病之论。且寒邪入内，剥削元气，自不能不引起内伤，而无论外感内伤，皆使一元真气有损，故谓举伤寒而万病已具。徐灵胎说：“医者之学问，全在明伤寒之理，则万病皆通”。郑氏驳斥“仲景方是为冬月伤寒立法，并非为内伤与杂病立法”为可鄙，随即举出许多内伤病用伤寒方治愈之实例。如甘草干姜汤治内伤失血、肺痿；理中汤治呕吐、泄泻；小柴胡汤治肝气抑郁不舒，两肋胀痛，桂枝龙牡汤治夜梦遗精；真武汤治肾脏不温，水泛为痰等，亦足证其立说之有据。笔者师郑氏之意，常用甘草干姜汤以治吐血；真武汤以治肾脏阳虚，水泛为痰之证，多能取效。如患者王某，男性，42 岁，身体消瘦，面容萎黄无神，两颧突出，耳鸣，两足发烧，虽冬季晚上，足部亦伸出被外，但其它部分怕冷，咳时气紧，吐白泡沫涎痰，略带盐味，舌质淡红，苔白腻，脉沉弦，近月来日益加重，不能平卧，突然咳吐鲜血。从上述种种症状来看，此为肾阳虚寒之证。先以甘草干姜汤守中以复阳，止血而宁咳。炮姜、炙甘草用量各 120 克，服药两剂后，果然血止而咳亦减。肾为水脏，肾中真阳衰微不能化气行水，水邪上逆，冲肺而咳，以大剂真武汤治之。附片初为 50 克，继增至 120 克，连服 8 剂，咳喘明显好转，痰亦减少，已能平卧，不如从前之怕冷。为加强温中，预防再次吐血，以炮姜易生姜，去白芍加上肉桂以补肾中真阳，又服 10剂，诸症消失而告愈。按甘草干姜汤一方，仲景以之治误吐逆烦躁而厥者，取大甘以化热，守中而复阳也，亦治肺痿之虚寒者。真武汤一方，治少阴伤寒、腹痛，小便不利，自下利者，茯苓、白术补土利水；以附子之辛热，壮肾之元阳，则水有所主，不致上泛；生姜之辛散，佐附子以补阳；白芍敛阴和营。举此二方，足以说明伤寒方可治内伤杂病。
三、联系实际，阐释条文精义
《伤寒恒论》一书，其特点不在抄袭前人陈说，而是紧密扣合临床实际，切实说理，独抒己见来注释《伤寒论》。如太阳上篇 2 条：“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发于阳者七日愈，发于阴者六日愈。”注释说：“病发于阳，指太阳也，太阳底面，即是少阴，病发于阴，指少阴也。若专指太阳营卫之阴阳，则与太阳风寒两伤病情不符。余每临症，常见独恶寒身痛而不发热者，每以桂枝汤重加附子，屡屡获效。以此推之，则病发于阴，确有实据。至所言六、七日者，是论阴阳之度数说法也。又如太阳中篇 13 条：“咽喉干燥者，不可发汗。”注释说：“凡咽喉干燥之人，津液已伤，岂可再行发汗，以重夺其液乎？有因下元坎中真气衰微，不能启真水上升而致者，法宜扶阳；有因邪火灼其津液而致者，法宜清润；有因寒水逆于中，阻其胃中升腾之气而致者，法宜行水”等不同情况，并示人在临症中应细心察之，“若此等证皆非发汗所宜。”这种从临症角度来注释，对后学多所启迪。如笔者治陈某咽喉干燥，其人面白无神，口中无津液，甚至口糜（即口腔溃疡），怕冷，不思茶水，舌质淡红，无苔，脉沉细，椒、姜、炒花生、炒瓜子都在禁食之列。由以上种种病情来看，此由肾中真阳不足，不能启真水上升而致；又少阴肾经循咽喉，挟舌本。故遵郑氏真水不上升之意，先以炮姜甘草汤试服之，无不良反应，随即以大剂四逆汤治之，三味药剂量各 60 克，连服四剂，咽喉干燥等证悉愈。虽吃煎妙辛辣食物，亦未复发。该书另一特点是不限于前人所说，敢独抒己见，对原文疑误之点进行辫误纠正。如少阴后篇 13 条：“少阴病，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他认为按少阴病而至四逆，阳微阴盛也，其中或咳、或悸者，水气上干也；小便不利者，阳不化阴也；腹痛下重，阴寒之极也。法宜大剂回阳为是，而此以四逆散主之，吾甚不解。
又厥阴后篇 47 条：“干呕，吐涎沫，头痛者，吴茱萸汤主之。”郑氏认为“夫头痛六经皆有，不将巅顶指出，则厥阴之证，尚属含糊”。类似这种辨疑正误，在各篇中皆有。如辨厥阴后篇 40 条下利证，仅只举脉而无证。注释说：“按下利一证，原有因寒、因热、因湿、因膀胱失职、因中虚、因饮食，种种不一，总要认证分别阴阳实据。……若只是一脉而论证，未免不恰，况脉只数十端，而病有千万，何得只凭脉一端立说？仲景当不若此，定有遗误”。而且对条文中的死证、不治，也提出应积极及时救治，如少阴前篇 21 条：“少阴病，恶寒，身卷而利，手足逆冷者，不治。”他说：“能急温之，手足能温者，尚可不死，医者亦不得束手旁观，能无侥幸之一愈也”。示人灵活看待条文的论断，而勿固执。对指导临床有积极意义。
四、结语
总之，郑氏对仲景阴阳学说和三阴证发挥颇多，是近代不可多得的一位杰出的伤寒学家。由于他学识精深，经验丰富，胆识超人，擅长运用大剂量的大辛大热之药愈疾，而名噪一时。他留下的三部著作，对当前临床上治疗疑难病证以无穷启迪，值得研究与发掘。
唐步祺于成都槐树斋
1995 年 3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