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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部书特色刍议
□ 罗根海 天津中医药大学
医古文里的子部书具体说相关的主要有四类：一是把非医药类的子部书涉医篇章以医古文的名义选入教材，如《吕览·本生》、《吕览·尽数》、《淮南子·精神训》；二是选自医著中的医学论文，如《汗下吐该尽治病诠》、《诸家得失策》、《秋燥论》等；三是把医药类的经典文献节录直接选入医古文，如《内经》四则、《药论》五则、《方论》三则；四是大量的各种医著序言及医书凡例等。
本来子部书就是个“大家族”，自《隋志》将《汉书》的诸子、兵书、术数、方技之略“合而叙之”，就开始称之为子部（《隋志·子部》总序）。后来干脆把“自六经以外立说者”都归到子书，且达到“叙而次之，凡十四类”之多（《四库总目·子部》总序）。这时已经把不能归入经史的部分，就全部强附于子部，其中就包括医家类。
古代医学属方术范畴，在《汉书·艺文志》里被称为方技，并“序方技为四种”，即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此方技专指侍医李柱国所校医书之方技。此外，古之“方术”，还曾专指过除儒家外，从“道术”而分化为诸子各家的“方术”（见《庄子·天下》），并各有其代表人物，如关尹、老聃、庄周、惠施等。这里的“方术”就不再指后来狭义的医、卜、星、相之术，而是指从“道术”中分裂出来的各种治国学说。“诸子之兴，原因不外三种：一是本诸古学，二是原乎官守，三是因于时世”（陈柱《中国散文史》），《庄子·天下篇》就主张“本乎古学”之说。这样，中医药学归到子部理所应当。
诸子之文，立意明确，用辞考究。或辞雅，或言练，或博喻丰富，或辞约而精，并能“以立意为宗”，做到内质（立意）和外在语言完美的统一。如“吕氏鉴远而体周”（刘勰《文心雕龙·诸子》），医古文所选《本生》、《尽数》两篇，在鉴远方面，其风格就很突出。应该说《本生》是较早提出“三患”害生观点的文章之一，后来嵇康的《养生论》、葛洪的《极言》在养生方面，无论是观点和方法都能看到《本生》一文所产生的影响。在《尽数》篇中“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以汤止沸，沸愈不止”等语句，至今鲜活不死。再如“淮南泛采而文丽”（刘勰《文心雕龙·诸子》），医古文所选《淮南子·精神训》一篇，文中多用比喻，排比，且用辞典雅，读起来朗朗上口，无艰涩、拗口之句，只是在某些观点上尚有唯心主义的东西，在“立意”上有可商榷之处。
医药类一些文章多节自医籍，如《药论》五则，《方论》三则，《医书凡例》三则等，以实用为主，以医理见长，完全是“以立意为宗”，而偏于辞采的却寥若晨星。只是在文人、学士并能通医者给医籍所作序中还能见到立意、文彩俱佳的作品。
医古文教材曾有《《素问》校诂四则》，选用俞樾、胡澍、孙诒让、于鬯等四人校勘《素问》某些章节的文选，其考证严密，校勘信实，堪称典范，对正确学习医经提供了范本。俞樾、孙诒让等人本是治经学的大师，为什么又开始对子部书的医籍感兴趣了呢？一般认为他们是“以其丰富的语言现象，引起清代学者们的极大兴趣，从清初的顾炎武、姚际恒，逮乾嘉时期的段玉裁、王念孙，以至晚清的俞樾、孙诒让等，对《素问》的研治绵延不辍。”（见六版《医古文》教材《《素问》校诂四则》后提要）其实，他们不仅是看好《内经》语言的丰富，还是打着子学复兴的旗帜，迂曲进行有助经学的研究。刘梦溪先生在《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一书中就曾引用了罗焌《诸子学述》的观点说，“乾嘉以后学者，皆留恋子书，以为治经之助”。如此，我们可能会更看清在中国经部书与子部书的关系，以便从总体上把握好这两类书籍，并加深对它们的认识。
非医类子部书的涉医篇章
□ 罗根海 天津中医药大学
由于诸子之学或“本乎古学”，“方术”由“道术”分化而来，而医乃古代方术之一，故子部书里包蕴着许多涉医篇章，如《庄子》的《徐无鬼》、《知北游》，《荀子》的《天论》、《王制》，《管子》的《四时》、《幼官》，王充《论衡》的《道虚》、《福虚》等。只不过在这些涉医文章里医药学的理论还不够完整和系统，处于零散和萌芽的状态，更多的是在哲学的层面上更接近后来的医药学。即使这样，却不可轻视，因为有的就成为日后医学理论形成的发端，甚至是元命题，如阴阳五行学说、天人合一的思想，自然环境与人的健康关系，淡泊无为、蹈虚守静的养生之道，甚至脏腑疾病，用药、治疗等，你都会在《老子》、《吕览》、《淮南子》、《列子》、《管子》、《荀子》、《山海经》等子部书寻得它们的踪迹。
非医类子部书的涉医篇章在《医古文》教材中收录的多为养生方面的文选，如《吕览·本生》（《医古文》六版）、《尽数》（《医古文》五版）、《淮南子·精神训（节选）》（《医古文》五版），而新世纪两轮《医古文》教材编写则更突出养生文选的学术性，保留并入选了在历史上影响较大且专论养生的嵇康《养生论》，葛洪《极言》，徐大椿《元气存亡论》等，形成了在《医古文》教材里的养生学文选版块。
健康是医学教育的第一要义，是中医学“治未病”的目的。从古代的导引之术到五禽戏，从服食养生到形神兼备，中国古贤一直探求“与羡门比寿，王乔争年”（嵇康《养生论》）的长寿秘诀。从宏观到微观，从妄想到科学，一步步接近开启生命长生久视之秘密。
在非医类子部书里有两部书是习医者不应放过的，那就是《吕览》（原名《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原名《鸿烈》）。
《吕览》是保留先秦科学文化资料较多的重要典籍，明显受道家思想影响，而又有各家思想的杂家著作。由于该书作者认为春季是万物滋生的季节，所以在其第一部分“十二纪”的春天三纪中集中安排多与养生内容相关的文章，如《本生》、《重已》、《贵生》、《情欲》、《尽数》等。其中的“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贵生》）。“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情欲》）等节欲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金元四大家的滋阴学派朱震亨就主张做医生的要大力宣传节欲，他认为，饮食不好，易伤脾，色欲无度，亏损了肾。脾和肾在祖国医学理论上属“阴”，人们那种无限制的欲望叫做“阳”。由于欲望无穷的“阳旺”，就会导致脾、肾两亏的“阴虚”，这是值得警惕的。此外，散落在其他文章里的涉医理论，也都是重要的医史文献宝贵资料。如关于“郁”，《吕览》说：“病之留，恶之生也，精气郁也。故水郁则为污，树郁则为蠹，草郁则为蒉”（《达郁》）。又说：“精不流则气郁，郁处头则为肿为风，处耳则为挶、为聋……”（《尽数》）。
《淮南子》是一部博极古今，集萃各种思想精华，百科全书性质的著作，它和《吕览》相似之处是“其旨近《老子》”，“大较归之于道”的“杂家”文献（高诱《淮南子·叙目》）。“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变”正是它的特色。
《淮南子》与中医学有密切的渊源关系，甚至一些语句跟《内经》都很相似。仅举几例说明。
（1） 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淮南子·天文训》）
（2） 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窍。天有四时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节。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节。故举事而不顺天者，逆其生者也。（《淮南子·天文训》）
（3） 苍色主肝……赤色主心……白色主肝……黑色主肾……黄色主胃。（《淮南子·地形训》）
（4） 人大怒破阴，大喜坠阳，大忧内崩，大怖生狂。（《淮南子·精神训》）
非医类子部书曾被人们视为“杂学”，但却是一个深深烙上中国传统文化印记的思想库，是“入道见志之书”（刘勰《文心雕龙·诸子》）。由治国联系到治身，从修德到修身，从中我们可以寻觅到医药学的源头理论片段，了解中医药学形成的文化土壤。“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四库全书·子部》总序）。当年医药学的创立者就曾择善而从，于子部书里吸收各种涉医（药）内容，今日之医家更应从中开阔视野，“博收而慎取之尔”（《四库全书·子部》总序）。
充满《诗》象的《诸医论》
□ 罗根海 天津中医药大学
众所周知，整个《周易》的思维方式就是“取象比类”，以达到“以象喻意”、“以象尽意”之目的。《周易》所取之“象”依照钱钟书的说法又可区分为“《易》象” 和“《诗》象”两类。“《易》之有象，取譬明理也。……是故，《易》之象，义理寄宿之蘧庐也。”而《诗》象是“拟象比喻……《诗》之喻，文情归宿之菟裘也。”（以上见《管锥编》）
中医学借用《易经》的思维方式“取象比类”，产生医象、医理，故张介宾说：“医得易之用”是“身心之易，内易也。”（张介宾《医易意》）在古医籍中医象、《诗》象同在，且后者成为众多医籍的语言特色之一。
在医古文中充满《诗》象的要数元明时期医家吕復的《诸医论》，他在整篇点评医家特色的文章中，全部用比喻的修辞方法，读后给人以别具一格，耳目一新的感受，而且喻体贴切，比喻恰当，涉及知识极为广泛，包括器物、人物、成语、典故、军事布阵、打仗用兵、书法诗歌、绘画演奏等，都能拿来比喻医学史上十六位重要医家特色和行医之妙。
吕復博学广识，除精医之外，经史、诸子、天文、地理、兵法、卜筮，广泛涉猎，故能成“善譬”的大家。《诸医论》设喻或生动，如评价扁鹊“医如秦鑑烛物，妍媸不隐，又如弈秋遇敌，著著可法”，把扁鹊医病点滴不漏、善医“病微”之疾及医病时有章可法、能医“自当生者”的唯物观描绘得十分形象；或委婉，如评价刘完素“医如橐驼种树，所在全活，但假冰雪以为春”，把寒凉派刘完素逐火去邪，善用寒凉药物的学术特点，以“冰雪”作喻，以“春”为疗效，委婉地表现出来；或深刻，如评价张易水时说他“医如濂溪之图太极，分阴分阳，而包括理气”，把张元素的学术及其著作比喻为周敦颐先生所著《太极图说》那样，极富哲理，道理深刻；或含蓄，如“李东垣医如丝弦新纟恒，一鼓而竽籁并熄，胶柱和之，七弦由是而不谐矣，无他，希声之妙，非开指所能知也。”这一评价把东垣医学用比喻成音乐，含蓄地说，东垣医术如重新更换琴弦的乐器，他一旦演奏，其他乐声就会止息，要是拘泥不变通运用东垣医学，就象琴声一样不和谐了，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他的医术太深奥、微妙，不是初学的人所能理解。含蓄地把东垣医学特色表现出来。
比喻的方法好像只是适合做“喻深以浅”、“喻难以易”的正面比喻，而《诸医论》却妙在用比喻做批评，仍然生动准确。如他对南宋名医陈无择的批评说，虽然他的医术“如老吏断案”，经验丰富，但“未免移情就法”，是说他在病因学说上未免有些机械和呆板之处，合法不合情。而情与法正与“断案”属同一类事由而相关，可见吕復的用喻多么娴熟自如。再如他对持寒凉学说的刘完素的批评说，“利于松柏而不利于蒲柳”，“松柏”喻强健的体质，“蒲柳”喻衰弱的体质。这与朱震亨关于对寒凉派在“阴阳两虚，湿热自盛者，又当消息而用之”的评价，（戴良《丹溪翁传》）完全吻合，如出一辙，只是表达形式各异罢了。
综观《诸医论》全篇，论文全部使用比喻之法评价诸医，在医籍论文中是极其罕见的，这种形象化的评价不仅个体特征突出，使读者便于记忆，而且开阔了读者视野，使文章增加了文采和感染力，真正成为“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
医籍文献中的形象性描写
□ 罗根海 天津中医药大学
稍加留意，你会悟到，属于记载自然科学的古医籍里却大量使用形象性的比喻，来说明一些深奥的医理、病象，这就是医籍文献语言的一大特色，当然也是医古文的特色。
医籍中的形象性比喻大体分作三类：
其一是对医理做富于哲理性的比喻，寓医道于喻譬之中。如徐灵胎先生的《用药如用兵论》就是把用药之法比喻为用兵之法，比附十分巧妙，道理又浅显易懂。再如《素问·灵兰秘典论》在介绍人体十二器官的地位和作用时，巧把人身心、肺、肝、胆、膻中、脾胃、大小肠等人体主要器官比喻为君主之官、相傅之官、将军之官、中正之官、臣佐之官、仓癛之官、传道之官、受盛之官……等一个“朝廷”的设置，既明了各器官的作用，也把彼此之间的关连是一个整体的中医思维，暗示给读者。
其二是对某些方剂及治疗方法做直观性描述，读者从字面上就可以领悟其中所蕴含的医理和药理。如俞嘉言先生曾谈到《伤寒论》中大小青龙汤的作用时，就形象比喻说，“大青龙升天而行云雨，小青龙鼓波而奔苍海。”把大青龙汤偏重于发汗、散水、清热，小青龙汤偏重于行水、宣肺、下气，两者不同之处形象而直观的描绘出来，使读者领悟到仲景同病异治之法的细微差别。
再例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云“岐伯曰：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对于“发”，王冰注云：“火郁发之，谓汗令疏散也。”景岳却以为“非独止于汗也”。并说“发，发越也。凡火所居其有结聚敛伏者，不宜蔽遏，故当因其势而解之、散之、升之、扬之，如开其窗，如揭其被，皆谓之发，非独止于汗也”，“如开其窗，如揭其被，”形象、直观地把“发”的多种作用描绘得那样通俗易了。
其三是对诊疗过程中某种医学现象做形象性描绘。如“脉理精微，其体难辨”（王叔和《脉经》序），王叔和于是就对脉象做了形象的描绘，他比喻道，弦脉“举之无有，按之如弓弦状”，紧脉，“数如切绳状”（《脉经·脉形状指秘诀第一》），浮脉，“如微风吹鸟背上毛”，芤脉，“中空外实，状如慈葱”（《脉经》），这样精微的脉理，就有了形象的分辨，学者可从形象的描绘中，能很快掌握各种脉相的区别和差异。只要“留心研穷”，甚至超过前人。再如针刺的时候，血气变化往往“冥冥”不可见，“莫知其形”，无迹可寻，对此《素问·宝命全形论》这样描绘说，经气往来好像鸟群雌雄相和，一起鸣叫一样流畅，当经气未至的时候，正象张弓之待发（伏如横弩）；在气应的时候，却如搬动机纽之迅疾(起如发机)。这样把一种无形无声的经气之往来就描绘得具有灵动的有形有声物质。抽象的概念，得到了形象的描绘。
在历代的医籍文献中存在大量的比喻性描绘，说明做为自然科学的中医药学仍需要形象思维，不要使它只成为诗人和文人的专利，这可能也是中医药学独特的一面。医籍文献中的形象描绘会把富于哲理的中医药理论通过形象化而变得浅显易懂，把深奥、抽象的理论通过形象、直观的描写展现在习者面前，这也应是今日之学者研习中医药学应具备的思维方式之一。
刘勰有言“意翻空而易奇，词征实而难巧。”医者说经论治，其理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