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铭 北京中医药大学
自古以来，培养中医师就是采取师承的方式，背熟经典，打好童子功，随师临证，破解理论上的疑惑，在习得前人经验与自我感悟中，逐步提高。但随着现代中医药院校教育模式的推广，重师承、学经典等好方法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影响了中医药人才的培养。
注重学习中医经典
在很多中医药院校中，中医经典的学习课时不足一直是个严重问题。以某中医学院为例，中医专业5年制近20门课程，共1260学时，而课程中经典著作仅有《内经》选读、《伤寒论》选读、《金匮要略》选读、温病学以及中医各家学说5门课（其实严格来说，温病学以及中医各家学说不算是经典著作）共288学时。课程门数虽占1/4，而学时则仅中医课程的22.9%，在校总学时的8.4%。相对而言，其他类选修课程的总学时也有400学时以上。
因此，在校学生普遍没有通读，更没有完整精读中医经典著作。在北京中医药大学，《金匮要略》的教学时数是54课时，相比起原定的80学时已经相差很远，更不要说80学时是否足够。而有些院校更是把经典学科当作选修课，或把它当作理论课而不是临床课，可见对经典学习的重视程度。
再者，虽然近年来中医界提倡重视经典，可是在本科课程中除了4门经典课之外，其他课程与经典缺乏联系，在临床上更少有中医运用经典方法看病的实例，因此学生都感叹，经典都是过去的东西，今天不能用了。
究其成因，一是不重视经典的学习，认为经典学习已经过时，里面的文字意深难懂，千年前的古书还拿在手里当作宝？二是认为中医经典的内容，已经散布在不同的学科中，因此便不用另外专门讲授。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原序中就说：“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现代出现这个问题就不奇怪了。
其实，历代名医均刻苦钻研中医经典并推崇之，这是因为其不仅能有效地帮助人们掌握中医理论，还一直在指导着中医临床。《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奠基之作，丰富的理论至今还没有人能把它完全解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是奠定中医辨证论治体系的重要著作，其中的理法方药，现代更是经常使用；《温病条辨》是清代的著作，是对温病学发展的重要贡献。四大经典是中医由经验水平上升到科学理论层次的里程碑，如果我们学习经典，将有助直接成为辨证论治之医，而且更能体会到理、法、方、药的统一。
但现在的中医基础理论课，其实只是从《黄帝内经》抽取部分内容整理而成，是否能反映《内经》本来面貌已经是一个大问题，更不要说教材编写中出现的错误。自古以来民间的师承教育，经典是中医学生的“必读”，且医术高超的中医师无不有着深厚的经典功底，很多名老中医甚至每年把四大经典复习一遍。现代中医高等教育，把中医经典放到次要的地位，实不利于培养高层次的中医药人才。
重视师承教育
师承教育是中医长期以来形成的一套特有教育模式，对中医的学习承传有重要的影响。师承教育具有很多特点，如能培养出扎实的中医基础知识、发挥师徒双方的积极性、便于学习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理论联系实践、临床能力强、重视医德和文化学习等优点。但在师承教育过渡到现代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忽视了师承教育的重要性，使其优点不能延续下去，而且在注重实践和因材施教上欠缺更为突出。
现代的高等教育没有师承教育那么重视临床。现代的中医本科教育基本上是照搬1910年Abtaham Flexuer提出的医学模式，仍是基于生物医学模式的认识而运用传统的“基础课(2年)-临床课(2年)-实习(1年)”三段式教学进程。这种课程体系及其教学进程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更不要说这种模式与中医特点是否相符。
现代的中医教育一般只有最后一年到半年的时间实习，其余的都是理论课的学习，实践的机会明显比以前少。著名中医谢阳谷老先生回忆从前学医时，实践与背经典的时间比例是2：1，白天跟着师父听医话、看医案，晚上就捧着书求解。其实从前师承教育，真的能达到理论实践相结合；反观现代高等教育，实践时间减少，也就造成了临床水平下降。
在因材施教方面，现代教育的理念已经转变，就如蔡元培先生所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现代教育主要的目的是帮助学生发挥自己的潜能，而不只是知识的传授。但由于目前教育方法的守旧，还是单纯以传授知识为主要教学方法，缺乏启发的部分，使学生“千人一面”，没法塑造出不同的才能。而从前的师承教育，反而能做到因材施教，老师顺应单个学生的能力，双向互动，更能发挥教育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