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东风
在中国民族医药学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本报记者专访了时任会长的诸国本。担任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会长13年，诸国本对我国政府扶持民族医药发展的政策感触至深。他坦言，民族医药还要从文化的多样性出发，加深理解，给予比较宽松的政策。
从上世纪50年代施行的《全国少数民族卫生工作方案》指出“对于用草药土方治病之民族医，应尽量团结与提高”，到80年代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卫生部、国家民委印发的《关于继承发扬民族医药学的意见》指出“民族医药学是我国传统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到199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指出，“各民族医药是中华民族传统医药的组成部分，要努力发掘、整理、总结、提高，充分发挥其保护各民族人民健康的作用”，民族医药作为中国传统医药的组成部分，在法律保护和政策扶持下，在发掘、整理、总结、提高的基础上，发挥了其保护各族人民健康的作用。
诸国本告诉记者，在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大力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发展”，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重申要“发展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之后，卫生工作贯彻“中西医并重”方针的同时，又把中医药和民族医药相提并举，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这是世纪之交中国人对民族传统文化达到的新认识高度，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和谐社会时提出的一项战略任务。
虽然发展民族医药已成为全国共识，各民族地区政府也都把民族医药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但民族医药的发展仍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
诸国本表示，民族医药属于草根文化。目前一些民族地区，由于国家还没建设相应的民族医药机构，政府扶持落不到实处。如近十几年来贵州苗药发展很快，已有70多家企业，年产值七八十亿，但至今尚无一家公立苗医医院，因此很难得到政府的直接支持。一些民族医药的民营机构得到的支持力度也不够。
诸国本认为，一些地方政府从发展地方经济出发，把发展民族药作为本地的支柱产业，但缺乏发展民族医药的整体规划，对资源优势也估计不足，尤其是对资源的能否持续利用缺乏调查研究，其结果或是废医存药，或是竭泽而渔，最终将使民族医药的发展受到损害。
诸国本提出，对民族医草医的执业资格应适当放宽，对其一技之长宜充分发挥，但执业范围、专科内容可作适当规定。对此可通过上面出政策，由民族地区的卫生、中医药主管部门加强管理、监督实施。特别是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农村、牧区和偏远山区，更应发挥草医作用，允许草药使用，实行因地制宜的宽松政策。培养民族医药人员首先要重视基层人员的培养，将培养、使用纳入社区医疗和新农合规划中去，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完善民族医药教育制度。
诸国本表示，当前，民族医药的工作重心正从发掘整理转向发展建设，这是一个时代的大趋势。但仍有一些因素制约发展的步伐。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医药卫生体制中，有人对卫生事业的中国特色研究不足，对宪法提出的发展传统医药贯彻不力，对民族区域自治法所提供的政策利用不足，以致民族医药人才流失太多，学术继承不足，民族医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够。在目前的大好形势下，民族医药工作能否乘势而上，因势利导，加快建设步伐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