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中振 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
中药产业管理严格，以“科学中药”为特色
台湾的中药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迅速，尤其以中药配方颗粒剂为主，在当地被称为“科学中药”。现在规模较大的“科学中药”制药企业有六家︰台北的顺天、中坜的胜昌、平镇的科达、台中的明通、台南的港香兰和屏东的庄松荣。
台湾的中药制药工业受日本的影响比较大，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实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台湾现有100多家药厂，已经全部通过了GMP的验收。除颗粒剂外，其余的产品按照法律的要求，只有GMP药厂生产的产品才可以出售。由于管理严格，最近在香港闹得沸沸扬扬的保济丸召回事件并没有影响到台湾，因为早在几年前，该产品就未能获准输入台湾。
台湾使用的中药，包括中药原料药，主要从中国大陆进口，质量问题备受关注。现在农药残留量、重金属含量以及二氧化硫含量均是世界敏感与关注的话题，有关报道也很多，但目前尚无统一的标准。台湾经过调查，已经将部分药材的硫含量限制在500ppm以下。台湾不少企业都前往大陆设立自己的工厂。从原料采购、生产流程、最终产品检验、售后市场响应等方面严格监控。笔者拜会了高雄杏豪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的郑炳昇董事长。郑先生十分重视把好药材质量关，并把香港编著的《香港容易混淆中药》一书用作日常工作的参考书。
在庄松荣药材保管仓库，笔者见到了庄孝彰总经理两兄弟，他们用塑料桶保存中药，很具有特色。内地有人抱怨，“好的药材都到哪里去了？”在这里笔者似乎找到了答案。此外，这里还有来自阿富汗的甘草等外来药材，质量均堪称上等。
在台湾，被称为“科学中药”的约包括单味药450种和常用复方300种。但对其定义和应用中医药界尚有争议。有人认为以“中药颗粒冲剂”称之更为客观。由于台湾医疗保险仅认可这一剂型，从而遏止了饮片与其他剂型的发展和应用，在给民众带来方便的同时也使民众得不到中药不同剂型的最适当救治。
笔者认为，中药配方颗粒的出现是中药生产和应用的一种进步，但不应该代替，也不可能完全代替中医临床用药的全部。如同咖啡一样，速溶咖啡与咖啡豆有各自的特点，对咖啡爱好者来说，二者的味道绝不相同。多一种剂型，就意味着医患在治疗上多一种选择，但如果因为保险认可的原因失去其他选择，实在是一种遗憾。“科学中药”与中药材的等效性尚缺乏深入研究，目前中医师开处方时仅将传统药材饮片与“科学中药”进行剂量的换算，难免失于简单化。台湾中医药同仁也认为，对“科学中药”的认识与应用尚需更多的经验累积和学术研究。
台湾的一些药厂亦有多方向发展，产品有中药颗粒剂、保健品与西药。如台湾生产的紫云膏，源自明代陈实功的《外科正宗》，由紫草、当归、冰片、胡麻油等组成，是治疗湿疹等皮肤疾病的良方，现在已经是台湾与日本家庭的常备药。紫云膏应用在“麦粒灸”治疗时，可防治烫伤，效果很好。
台湾中药生产、新药的开发以及临床应用向何处去？台湾的中药界同仁认识到中药发展的方向不应走中药颗粒制剂的“独木桥”，饮片等其他剂型也应当在符合卫生监管的前提下，继续生产与应用。但这又涉及到健康保险制度，不是中药界人士所能左右。他们也认为医药不能脱节，以避免重蹈日本小柴胡汤事件的覆辙。这些其实是两岸三地中药界人士的共识。现在，两岸关系处于大发展的良机，随着台湾海峡的天晴波平，台湾与内地和港澳众多中医药教学科研机构的交流之舟正在启航。
2010年4月，“港台经济文化合作协进会”（协促会）成立，港台交流跨上了新台阶。相信随着两岸四地中医药界交流的深入,合作研究的进行，中药产品无论是否冠以科学之名，其生产与应用的科学化进程定会加快。
中药研究有单纯追求高科技趋势
台湾的中药研究主要在大学与研究所，如“中央研究院”、“教育部”所属“国立中国医药研究所”、阳明传统医学研究所、“中国医药大学”、高雄医学大学天然药物研究所等机构。研究所一般兼有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职责。
“国立中国医药研究所”是台湾唯一的政府研究所，1963年正式成立。现任所长为黄怡超教授，研究所主要有中医基础医学研究组、中药及天然物研究组、药物化学研究组、中医临床医学研究组、信息组等。该所有着严格的录用制度，定编虽为50位研究人员；但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现在编人员仅有一半，并实行研究组长负责制。课题组长大多有海外留学的经历，研究团队也很精干，每年有大量的学术论文发表。仪器设备除各实验室外，尚有大型公用精密仪器供各研究室合作共享，如500MHz、600MHz核磁共振仪等，堪称台湾中药研究之重镇。
作为“教育部”直属研究机构，近年该所开始注重推动中草药的研究，加强与社会的互动。如面向青少年的夏令营，面向中药从业人员的学习进修班，针对药商进行的在职培养训练等，并邀请大学、研究所的专家授课。内容包括中医基础、本草学历史，中药资源、中药鉴定、中药炮制、药事管理等，参加者很踊跃。未来该所还计划兴建药用植物园及建立临床服务机构，以加强实验、临床二者的结合。“继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亦为该所追求的目标。
近年来多学科的参与，为中药的研究注入了活力。如“中央研究院”是台湾研究的最高研究机构。特聘教授杨宁荪是现代基因枪的发明者，他所领导的团队，将现代技术应用于中药研究，在中药鲜山药保护胃黏膜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台湾在天然药物研究方面成果卓然。如“中国医药大学”的吴天赏教授、郭悦雄教授、高雄医学大学的吴永昌教授等，在天然产物研究方面造诣颇深，成果众多。
在台湾，存在人才比例失调的现象，有大批的各类科技人才，似乎供过于求。20世纪50年代，大陆一大批西医高才生，潜心钻研中医，做出了不菲的成绩。而在台湾，不具备这样的西学中的制度与气氛，掌握现代技术的人才难于接受中医药的理论体系，或对中医药研究兴趣缺乏，或根基不足。传统中医药研究如何开展，台湾也处于探索之中。
和香港类似，台湾目前也有一种单纯追求高技术手段的现象。很多研究论文只将中药作为实验的材料，而忽略其在中医理论体系中的功效与应用。有的一味强调英文论文的影响因子，而脱离了中医药研究的主体。在一次对台湾某项研究进行内部评估时，笔者曾经坦言“有质、有量、无方向”。在传统中医药研究过程中，片面地强调高科技及流行新技术的移植而忽视其它方面，将导致中医药研究的畸形发展。我们所做的研究与中医药或世界传统医学有何相关性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
笔者曾经听过这样一个发生在台湾科技界的真实故事。项目申请人准备做“防风通圣散”的研究，当评审委员提问“通圣”为何字时，申请人脱口而出：“应当是胜利的胜”。当评审人再次追问时，申请者似悟其或与医学有关，随即改口“通肾”，可见他对自己研究对象的背景知识十分欠缺。完全没有中药知识背景的人，到宝藏淘宝，只能是盲目的，难免“入宝山，而空手回”。
“业承一祖，道传八方”，这是12年前初访台湾时，赠送给台湾同仁的一副对联。这些年来笔者愈加深切感受到，中医药是与两岸民众生命密切相关的中华文化精华，是两岸文化交流与沟通的桥梁，是中国在世界医药文明中独具的人文资源，也充满着无限商机。
几年前，韩国的电视剧《大长今》与《医道：一代神医》带动了韩国的医药文化产业，传播了韩国的历史文化。我们两岸三地和世界的炎黄子孙应齐心合力，寻宝、探宝、护宝，一定能使中医药这一中华文化的瑰宝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