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是传统中医的临床基础。《内经》早就告诫医家“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妄言作名，为粗所穷，此治之四失也”。故片面强调某一诊法的临床意义，都不符合中医学理论的基本原则。
不同的诊法对于不同病证确定的特异性意义有所不同。例如脉诊对于导致脉律或脉率失常疾患的早期发现往往有其优势，而对脾湿胃热等的确定则不如舌诊；但在未确诊之前，四诊皆不可失。
然而，中医传统的四诊仍有其时代的局限性，有些疾病也可能四诊无果而出现“无症可识、无证可辨”的实际情况。如果是一般小病也许不要紧，问题是有些重大疾病也会有中医“无症可识”的情况发生。例如我院查体科发现的许多早期肝癌患者，早期常无明显症状。
现在许多中医院引进了现代化的诊疗设备，弥补了中医传统四诊手段的不足。故现代中医临床除了传统的四诊合参，还要与现代医学诊断结果合参，此即为多诊互参。这是对四诊合参精神的发扬光大，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中医临床发展趋势，是中医学作为一门学科必须是一个开放系统的客观规律使然。为了顺应这一规律，中医临床医师对中医和现代医学知识“两手都要硬”，也已经成为对临床医师的要求。
中西医“多诊合参”只是现代中医临床的第一步，也可以看做中西医结合的基础工作。有许多人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这是“中医西化”。笔者认为，中医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特长和需要，有权只做纯粹的传统中医学术，也有权做中西医学的比较研究，还可以做中西医结合研究。衷中参西、衷西参中、中医西化、西医中化、中医现代化都是可以探索的，也都应允许质疑。发展中医不是只有一条路可走，只要研究目的是维护人民健康，实效如何，应让实践给出答案。
不同时代的医学形态，是由不同时代的人的实践决定的，而这种实践又不可能离开发展着的科学理论所提供的认识系统和思维方式。当代人类用以把握世界的认识系统，是一个由众多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认识按一定的层次组成的、不断丰富的有机整体。那么，“两手都硬”的掌握现代科学理论的当代中医学家们，不可能在考虑中医学问题的时候，把脑子里的西医知识屏蔽掉。因此，出现对中医学问题的西医学思考，或对西医学问题的中医学思考，固有的思维方式发生一些改变，都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如果不考虑医学的社会性和医学的国际整体性，不考虑现代科学理论对中医实践的必然影响，盲目反对中西医结合、反对中医现代化，只追求“固有理论的纯粹性”，有可能背离了维护人民健康的基本宗旨，是不可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