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易相成，高下相倾”，强弱也是个相对概念。在医疗纠纷中，医院碰上“职业医闹”很被动。就此而言，寻求警方的特别保护似乎情有可原。
早在2007年，福建武夷山市医疗卫生系统所属14家医院，就聘请了武夷山市公安局14位民警担任综治副院长，防止“职业医闹”及处理解决医院的安全保卫工作，此事当年曾引发全国舆论热议。及至今年两会上，90位医卫界全国政协委员分两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针对“改善医患关系”这一点，大家不约而同地向“医闹”开炮，认为这次医改方案中，没有公安部门的参与，是“缺项”……可见，医院与警方联袂登场，已经成为某些决策理念中的常态。
但笔者以为，警察当副院长，即便是无薪的虚职，恐怕也绕不开这样几个疑问：一者，就法理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22条第10款明确规定：“人民警察不得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或者受雇于任何个人或者组织”，即便宣称无薪金待遇，如何能撇清利益关联？二者，“保障良好的医院治安环境，为医生提高业务水平和改进服务质量提供保障”，这是警方的天职，换言之，有没有这个“副院长”一职，警方对矛盾纠纷的处置态度与方式都不应有什么变化。正如有些专家担忧，拥有了副院长和警察双重身份之后，在处理医患纠纷时，其身份首先是警察还是副院长？他们在处置医疗纠纷引发的治安案件时，会不会倾向于维护医院的利益，又如何保证执法公正？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医闹”之所以成为职业，根源在于医疗纠纷处置的实用主义倾向，事故处理机制不健全、医疗行为缺乏透明度、医患之间缺乏沟通与互信，以致患者的话语权时不时地需要借助“闹”来表达。形成“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等非正常矛盾缓解态势，给公众传递出错误的价值信号。应严格区分“医闹”与正当的患者维权，医疗机构在问题解决中应公开、公平、真诚，越是冀望强势干涉，越是适得其反。
有理不在声高，是非对错总有其内在判断标准。眼下而言，医院最缺的也许不是警察，而是心平气和调解纠纷的“马大姐”。(邓海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