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潇湘
三月的一天，春日迟迟，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的门诊楼与往常一样，忙碌而平静。在二楼角落的一个诊室，却聚集了一群特殊的病人，这是一个免费门诊，专门接诊“非典”后遗症之一 ——股骨头坏死的患者。
诊室办公桌上，静静地躺着一份免费治疗的患者名单，每个名字背后都有一段惊心动魄的历程和辛酸难言的过往。
“能活着出来就万幸了”
苏某某，54岁，还没到退休年龄的女工程师，是北京市300多名登记在册的“非典”后遗症患者之一。2004年，她常自觉双腿疼痛，2005年被确诊为双侧股骨头坏死，同时，膝、踝关节等处也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西医院对此表示爱莫能助，只是告诉她等待人工关节置换。
后来，经病友介绍，她才知道，望京医院每周二下午开设有专门针对股骨头坏死的免费门诊。2008年，她入院治疗半年多时间，经手法、针灸、中药导入及外敷、中药泡脚等一系列中医治疗，症状大为缓解。此后，她定期来该门诊随诊，检查、拿药，也做手法。塌陷的股骨头要重新恢复已然不可能，但“疼痛减轻了，人也能活动了”，这对于她，已是极大的满足。
来这个诊室的人几乎都抱有同样的愿望，在经历了生与死的悲喜变幻，在接受了亲人离世的哀伤之后，对于生活，他们已近乎水波不兴的麻木。“能活着出来就万幸了”是大部分人对现状的一种自我安慰，“过一天算一天”是他们的生存状态，几乎人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很多人告诉记者，在治愈“非典”出院时，都有大量脱发、全身关节疼痛的症状。中医药治疗，是他们如今唯一的希望。
马某，一家三口同时感染“非典”入院。他的妻子和孩子被送入中医病区。入院时，母子俩已是危重症，几次下了病危通知，家属因担心中医院救治不力、耽误病情，曾多次企图转院。而如今，中医病区的妻儿最终幸免于难并至今未见任何后遗症，而他却患上了轻度的股骨头坏死。
当年“非典”暴发后，波及多个城市，为何北京会出现如此之多的“非典”后遗症患者？
陈卫衡，望京医院股骨头坏死免费门诊的出诊专家，曾工作在抗击“非典”第一线。他解释，当时疫情以广州、北京最为严重，北京病人多，发病急，每天都涌现大量病人，医院几乎只能以救命为主，因而，使用激素是无法避免也是无可厚非的举措。而广州的病情相对和缓，因而医生讨论的急救方案也更周全。同时，广东省中医院在第一时间就参与救治，列出了中医诊疗方案，在救治过程中，中药与激素同时被使用。
在陈卫衡工作的中医救治病区，都给“非典”患者不同程度地使用了中医药，至今未见一例股骨头坏死后遗症的发生。
中医药治疗渐受瞩目
值得欣慰的是，在参与“非典”后遗症的治疗中，中医以其特色优势逐渐引起国家和人们重视。2004年3月，北京市成立了“非典”后遗症专家组，6名骨科医生中，3位是中医，陈卫衡任组长，国家对中医的倚重可见一斑。
起初，望京医院并非“非典”后遗症的定点医院，在病人们自发要求下，北京市才增设了三家中医院，望京医院为其中之一，也是绝大多数病人就诊的地方，并成为北京市唯一一家开设专病门诊的中医院。
陈卫衡说，中医药治疗股骨头坏死有其独到之处。对于骨坏死轻症，在门诊使用中药调理；中度患者可以多途径纯中药治疗，如口服、外洗、足疗、动脉导入舒筋活血止痛类中药等。对于早期的股骨头坏死患者，治疗一年后，影像好转率达81%，与国际上西医治疗效果相当，在费用及缓解症状方面却有显著的优势。对中晚期患者来说，延缓人工关节置换有积极的作用，生活质量得以提高。
马某是第一批来望京医院接受治疗的患者，因症状较轻，现已基本恢复正常。
“中医不是慢郎中。事实证明，防治急性传染病，缓解激素副作用，中医药都有一定疗效，参与越早越好。”陈卫衡感叹，“非典”的教训做了一个表率，中医应及早做好急性传染病预案，探索建立参与机制；还可从治未病的角度，对病因明确的疾病早做预防。
值得欣慰的是，2009年5月，当甲流来袭，国家迅速成立中西医专家组，中医专家在第一例病例发现后立即介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鼓励中医人员积极参与防控，早期介入治疗，并建立中医专家参与的会诊机制。中医的防治甲流的效果广受好评。这极大地鼓舞了在传染病防控工作中长期被边缘化的中医队伍。
在2010年的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报告中，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明确提出着力加强体系机制建设，提高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的能力水平。重大疾病防治和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工作中，中医药的重要地位已是不言而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