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平 江西中医学院
中医的大师不是装潢点缀中医的门面，也不只是社会地位的认可，而是中医学术薪火相传的接力。他们肩负的是中医传承的责任和振兴发展的希望。
中医要自救，关键就在于重建自己的信仰基础，培养自己的“粉丝”，让农村、社区等最基层的老百姓有病能自觉地去看中医，吃中药。
中医要发展，固然需要一批技术精湛、医德高尚，能视死别生、妙手回春的大师级人才。但是，在现实的条件下，中医要想摆脱边缘、附属的尴尬局面，首先就得让百姓了解中医、认识中医、信仰中医。一句话，就是让老百姓有病能看中医，使中医服务有对象，实践有机会。而要重建中医的信仰基础，夯实中医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就必须加强中医的宣传普及工作，尤其要让中医科普进农村、进社区，只有农村、社区的中医崛起了，中医的振兴才有希望。
中医确实需要大师
近年来，中医不仅在“十五”、“十一五”期间确认了两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而且今年又评选了30名国医大师。这些名老中医，大多名震一方，声闻遐迩，可谓是学验俱丰之士。在国医大师的身上，体现的不仅仅是学识和经验，更多的是中医文化的精神和风采，甚至昭示着中医的未来和希望。
为了弘扬中医传统，发展中医优势，使名老中医，尤其是国医大师的精神、技艺能一代代传承下去，国家相继启动了全国老中医经验继承和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培训等项目，俗称是名医带高徒。数以千计的中医高徒经过名老中医的口传心授，迅速地崛起于临床，成为中医的中坚力量。可以预料，不久的将来，新一代的国家名医、大师必然擎起中医的大厦，成为中医的栋梁。
中医不仅现在需要大师，将来也需要大师。当然，中医的大师不是装潢点缀中医的门面，也不只是社会地位的认可，而是中医学术薪火相传的接力。培养、评选中医大师的意义，就在于有一批能力挽中医于狂澜而不倒的铁杆中医。所以不论是名医还是大师，他们肩负的是中医传承的责任和振兴发展的希望。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加紧培养中医名师不仅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
中医更需要“粉丝”
中医历史上不存在“粉丝”的问题。因为，几千年来，中医不仅是中华民族生命健康保障的唯一医学技术，而且是融入社会政治、经济，乃至人们日常生活的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人们熟悉中医，就像熟悉穿衣吃饭一样。对于中医的历史和文化，人们有目共睹，耳熟能详。
首先，中医对于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免除重大疾病的劫难，保障民族体质品格的形成，其所达到的成就，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种民族医药所不可比拟的。仅以人口史的研究而言，历史上每次人口的重大变化，其主要原因不是战争就是饥荒灾难，即使有些疫疾的记载，往往也是在大乱或大灾之后，而像欧洲历史上动辄几千万的瘟疫死亡人数，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不能不归功于中医药的巨大贡献。
其次，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变化的认识不断深化，对疾病诊断治疗方法的日益精进，由此所形成的知识体系绝不是中医经验理论的简单堆垒，而是人类探索生命奥秘的智慧结晶。其结果对于我们今天研究生命现象、揭示生命本质、把握生命规律，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再次，中医文化既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又融合于其中，成为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医的理念、思维方式乃至技术法则、价值取向，如“天人合一”、“整体自然”、“阴阳平衡”、“尚中贵和”、“恬淡虚无”等，无不渗透到男女老少各个阶层，贯穿于生老病死各个阶段，影响到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可谓深入民心，家喻户晓。中医之道，不仅是治病养生的法则，也是治国安邦的方略，所以才有“上医医国”、“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等佳言流传千古。
正是在这种历史氛围下，中医学作为治国利民保身之仁术，受到广大知识阶层的关注与研习。早在《黄帝内经》就指出医学之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从而把医学作为教化社会的工具。张仲景则大声疾呼居世之士，要“留心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到了皇甫谧更是直言不讳地称：“受先人之体，有八尺之躯，而不知医事，此所谓游魂耳！若不精通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在皇氏看来，人之立世，于忠于孝都有学习医学精通医道的必要，这也可能是当时社会的普遍要求。
魏晋以后，十儒九医，士林中肘后案前多有医方药籍，有的甚至悬壶应诊，干脆以医为业了。中医从此空前普及。于是，《肘后方》、《小品方》、《和剂局方》、《苏沈良方》，乃至《串雅内外》、《验方新编》等方书纷然应世，民间百姓则“据方炮制，对证投饵”，亦往往能建功获效，从而加快了中医民间化、民俗化的过程。韩愈说：“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说明至迟在唐代起，民间草药验方已经普遍流行，真正形成了医隐于民、药藏于乡的中医普世格局，市井百姓中知三分医、懂七分药的人比比皆是，像“姜汤驱寒、糖茶暖胃”式的中医常识，也几乎是妇孺皆知。一千多年来，中医就是这样活泼泼地存在于老百姓中间，甚至成为日常生活的必要内容。
然而，自从西医传入中国后，中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不过百十来年光景，阵地萎缩，病种减少，迅速地从主流医学降为辅助附属地位，可谓是“韶华已逝，风流不再”。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发展中医的政策，如扶持发展中医高等教育，开展中医科学研究等，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推迟了中医衰落的态势，但从根本上来说，由于中医自身的原因始终未能找到振兴的契机或突破口，仍然陷于十分尴尬的地步。最要命的是，找中医看病的人相对过去少了很多，尤其是常见病、多发病、儿科病、妇产科病等，看中医的人更为减少。时下的中医，似乎只是成了看疑难杂病的专家，或者是在西医宣判无法治疗时，才无可奈何去找中医寻条活路。
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最近二三十年来，中医在全国广大农村、社区的严重缺位或放弃，导致一般老百姓已经不知中医是何物，既不了解中医是怎样看病的、中医能看哪些病，也不知道自己有病还可去看中医。这样一来，哪里还谈得上信仰中医、追寻中医呢？
因此，中医要自救，关键就在于重建自己的信仰基础，培养自己的“粉丝”，让农村、社区等最基层的老百姓有病能自觉地去看中医，吃中药。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没有老百姓的推崇信服，没有人自觉地看中医，中医只能是高楼深院里被研究的对象，或者像京剧那样成为高人雅士的欣赏艺术，那么中医的前途就真的是吉凶难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