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静 南京中医药大学经贸管理学院
2010年1月16日出版的《科学新闻》发表了题为“中医发展需要指南针”的社论。这篇社论在字里行间并从逻辑上表述了中医不是科学的意思，它提出“科学不应该以感情作为判断正误的依据”，而对待中医“相当一部分人受到了民族感情所左右”。
文章说：“中医要发展，就必须抛弃其错误的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理论，而用科学来规范它；其疗效也必须接受现代医学的检验（即‘废医验药’），不能停留在寻找成功个案、‘感觉有效’、‘就是相信它有效’这样的阶段。”
如果说发表作者来稿未必代表一个刊物观点的话，那么社论无疑代表了刊物的立场。
不知道社论作者是否学过中医，也不知作者对中医了解多少，就贸然撰文指责中医不是科学。
什么是科学？1888年，达尔文曾给科学下过一个定义：“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从中发现规律，做出结论”；《辞海》1979年版对科学下的定义：科学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它是适应人们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它是人们实践经验的结晶。《辞海》1999年版的“科学”定义是：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的规律的知识体系。由此不难看出，科学是知识体系，科学是实践的结晶。
而中医学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与防治的一门科学，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经过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医学逐步形成了具有完整而独特理论体系的生命科学，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当今世界医学与治疗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说中医是科学，是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科学，同时又是实践性很强的科学的医疗体系。
强调中医是科学，不是说中医非常完备，不是说中医不需要发展。恰恰相反，正因为中医是科学，科学是发展的、需要不断完善的，因此中医也需要发展，也需要借助现代科技不断完善自身的理论和实践。但不能因为中医是发展着的，就否定中医是科学，更不应该以风马牛不相及的所谓论据来论证中医不是科学。
《科学新闻》“中医发展需要指南针”的社论以人均寿命来论证中医与现代医学（其实就是西医）的科学与否。社论一方面承认18世纪以前“东西方人均可期望寿命是没有太大差别的”，但19世纪以后“现代医学产生、并普遍得到应用之后，西方的人均可期望寿命立时大幅度提升”。社论接着论证道，“到了1949年，欧美国家人均可期望寿命已经超过60岁，与之相比，现代医学得到一定程度的应用、但被中医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却仅仅增长到35岁（对上海的统计）。”社论接着口气一转：“今天，西方发达国家平均寿命已经接近80岁，日本已经超过了80岁，中国也达到了75岁左右。”基于以上的“论据”，这篇社论得出结论，认为“统计的结果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中医在提高人类寿命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显然并不比传统的西医强。”
需要指出的是，这篇社论的论据值得商榷：
第一，18世纪以前东西方人均可期望寿命没有太大差别，本身就足以说明相同时代的中西医治疗效果相当。
第二，社论说19世纪现代医学产生并普遍得到应用后，西方的人均可期望寿命立时大幅度提升。提升到什么程度，社论忘记告诉读者了，而社论也忘记告诉读者19世纪中国人均可期望寿命有无提升。此外社论也没提“西方的人均可期望寿命立时大幅度提升”结论从何而来，更没说明19世纪西医成为“现代医学”的依据是什么。
第三，社论以1949年来评判中国人与欧美人人均可期望寿命，更是荒唐透顶。大家都知道，影响人类寿命的既有内在的种族、遗传、心理、疾病等因素，也有社会、经济、环境、饮食、营养、生活方式等因素，而战争更是影响人均寿命的重要因素。1949年之前，中国连年战争，人民生活水平极为低下，连温饱都解决不了，更谈不上良好的营养，就是中国当时有现代医学也不可能提高处于战争中的人均可期寿命。
第四，今天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人均寿命接近的原因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与营养水平提高的作用，也有医疗水平提高的作用，这种医疗水平的提高既包含中医也包含西医，随着人们对保健的重视，中医在更广泛的范围得到重视和实践。而不能简单地将中国人均寿命提高归结到西医上。
近年来，随着全球掀起回归自然的浪潮和世界植物药物的复兴，中医药开始加速进入国际市场，成为发展最快的传统产业。我国与90多个国家签订了含有中医药合作条款的政府协议；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承认中医药，如中医在澳大利亚、南非等国以法律形式得到承认和保护；针灸在许多国家获得法律许可。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约有40亿人使用中草药治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医走向世界不是偶然的，而是其疗效得到患者认可，才能得以大发展。
我们不必妄自尊大，也不必妄自菲薄；我们不要敝帚自珍，也不要数典忘祖。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医，既要看到其贡献，也要看到其不足，从而去发展中医、完善中医，使其为人民健康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