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 白毅 图/本报记者 熊光明
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疾病的转型，人类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不断扩大，国民经济资源配置到卫生领域的比重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有限的卫生资源发挥最大的作用，药物经济学应运而生，并对发展医药产业、合理价格机制、制定医保目录以及促进合理用药等重要问题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现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这一新兴学科不仅在国际上得到高度关注和承认，在国内也逐渐吸引众多学者开始探讨并付诸实践。不久前，中国药学会第16个专业委员会——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正如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药学会理事长桑国卫在成立大会上所说：“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正当其时。”
国际高度关注
中国药学会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解放军第306医院药学部吴久鸿教授介绍说，药物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利用有限的药物资源实现健康水平最大限度的改善和提高的科学。具体来讲，它是应用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研究医药领域有关药物资源利用的经济问题和经济规律，研究如何提高药物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是一门为医药及其相关决策提供经济学参考依据的应用型学科，涉及经济学、统计学、流行病学、医学、药学以及社会学等多个学科。
药物经济学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迄今已有30多年的历史。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随着新药研发带来的药品更新换代，药品费用飞速上涨，解决医疗卫生资源合理配置的问题迫在眉睫，药物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有了长足发展。1989年，美国创办《药物经济学》杂志；1990年，美国俄勒冈州率先将药物经济学研究方法应用于医疗补助制度改革；1991年，第一本药物经济学专著《药物经济学原理》问世；1993年，首部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在澳大利亚颁布；同年，国际药物经济学与结果研究协会（ISPOR）在美国成立，每年均有年会及活动主题，学会官方期刊《健康价值》的影响因子高居全球所有“卫生经济、政策和管理”综合杂志门类的榜首；1994年，加拿大安大略省开始实施药物经济学指南，此后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官方与非官方指南陆续出台。
目前，澳大利亚、英国等许多国家相继制定了适合本国国情的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并应用于药品政策的决策和临床药物治疗的选择；德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十几个欧美国家将药物经济学应用于国家药品定价管制、药品补偿或共付水平制定、用药目录和诊疗规范的确定，以促进合理用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国家是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分别在1993年和1994年制定了自己的药物经济学研究准则。
沈阳药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孙利华教授也谈到，至今，世界上已有20多个国家先后制定了本国的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或称评价准则），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应用药物经济学指导本国报销药品的选择、新药审评、药品价格的制定等实践。
国内开始起步
作为中国药学会药物经济专业委员会的第一届委员，长期从事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孙利华教授对这一学科研究在我国的现状有着深深的感触。她告诉记者，药物经济学评价研究作为促进医疗卫生资源有效利用的一个重要手段，在欧美发达国家得到了普遍的应用和重视。我国人口多，人均医药资源在世界各国的排名中靠后，综合国力有限，而人们对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的要求并不亚于发达国家。这一具体国情意味着我国要以比发达国家少得多的人均医药资源去实现与发达国家水平相当的国民健康目标，这从客观上决定了我国应用药物经济学指导实践更为必要、更为急迫。遗憾的是，当前药物经济学研究在我国仍处于初级阶段，还没有形成系统研究和药物经济学评价的标准，在有关政策及临床治疗决策中还未能将药物经济学作为一个科学的评价工具。
吴久鸿表示，近几年我国药品生产与消费增长迅速，其增长率已超过国民经济发展的增长速率。与此同时，药品生产与使用存在较大结构性问题，如抗生素、生物制品、维生素及部分辅助用药和中药注射剂用量结构偏高；社会上“看病难，看病贵”、“药品价格虚高”之批评声不绝于耳。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如何提高药品的使用和配置效率，促进临床合理用药，减小人为的药费增长，促进药品价格形成机制，以及建立国家药物政策等，都是我国卫生体制改革刻不容缓的重任，而药物经济学的发展将为我们开展研究、科学决策提供重要的分析手段。“药物经济学不是片面追求药物资源的最大节约，而是确保药物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以实现健康状况的最大改善”。
为此，国内的科研机构近年大力加强了药物经济学的研究力度，相继建立了若干相关学术平台，其中包括2002年成立的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药物经济学与评估中心、2003年成立的北京大学中国医药经济研究中心。2005年，中国医师学会组织进行《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编写；2006年春，国际药物经济学会（ISPOR）亚太年会在上海召开；同年，《中国药物经济学》杂志正式创刊；2007年，中国药学会正式启动了成立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的议事日程，药物经济学研究在我国步入快车道，成为卫生事业发展中的热门研究对象。而所有的这些努力，都是为了让药物经济学这一个科学的评价工具能在我国得到发展和应用，为卫生服务的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发展潜力巨大
与国际药物经济学的研究现状相比，我国的药物经济学研究工作尚存在明显差距。吴久鸿认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研究角度和目的不清晰，国内的研究多为从医疗机构和患者的个人角度考量，缺少国家医疗保障和全社会宏观经济层面的考量；成本的权衡与确定涵盖范围不足，多数仅考虑直接医疗成本，忽略直接非医疗成本、间接成本、隐性成本和外部性成本或只考虑差异成本；药物不良反应成本未纳入或同时在成本与产出中双重计算；在研究方法和模型选择上，成本-效果研究比例过高，但效果指标并不能测量所有疾病治疗方案的产出，许多效果指标为中间效果指标，与病人最终健康效果不一定呈正相关；研究中未注意对最优方案的选择和劣势方案的剔除，实际上没有必要对任何方案进行成本产出分析。
另外，她还指出，研究方法单一并缺乏如医疗机构、学术机构、医药产业、政府部门及咨询公司等不同部门之间的合作也是国内研究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孙利华教授也谈到，截至目前，药物经济学相关研究一直没有在有关的政策层面得到明确的体现，基本上依然停留在企业或个人自发性的研究与评价层面，与发达国家的应用状况及指导实践所获得的实效相比差距甚远，还未能真正发挥其指导实践的作用。她分析认为，相关机构或部门管理使命和目标缺失、理念陈旧，对药物经济学的重要程度认识存在误区；医药支付方的真实需求在药品使用环节被扭曲，以及对自发性评价工作缺乏必要的规范，是导致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药物经济学研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潜力，医药资源的有效配置亟须药物经济学的引领和指导。桑国卫曾强调：我国发展药物经济学不能脱离具体国情，要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药物经济学研究工作。有关专家也表示，随着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药物经济学将在以下几方面得到更广泛的应用与关注。
一是在药品定价和费用补偿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药品价格管理应依据药物经济学原理和方法，使新药价格的制定既有利于新药研发，又有利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合理使用，探索药物经济学在药品价格管理中的应用。二是参与制定临床用药规范，药物经济学研究能帮助政府制定并完善基本药物目录和医疗保险报销目录，完善国家基本药物政策。三是指导医疗机构评价和遴选具有较高成本-效益的诊疗措施。药物经济学可以帮助医疗决策部门和临床医师、药师制定和选择最佳的药物及非药物干预手段，提高药物资源使用的经济效益。四是促进新药研发，药物经济学可以帮助药物科研、生产、流通和使用部门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安全的仿制药物和创新药物，淘汰与终止没有潜力的研发项目。此外，国内还应加强药物经济学国内外学术与信息交流，培养新型及复合型人才，扩大师资队伍，增强学科发展后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