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对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的专访文章。陈竺指出，“中国的卫生保健政策有三大支柱：一是预防，二是以农村人口为重点，三是平等对待西医和传统中医。”
在今年3月两会召开期间，《科学》亚洲新闻编辑理查德·斯通专访了陈竺，内容涉及中西医关系、建立中国版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以及公共卫生等核心问题。
文章指出，作为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承担着巨大的责任：在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如何提高13亿人口的医疗卫生保健水平。今年3月中国中央政府的机构调整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划归卫生部，去年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因为受贿被判死刑。即使陈竺感受到了清理丑闻缠身的食品和药物工业界的巨大压力，他也没有表现出来，也许这是因为他不是一名普通的行政官员吧。
文章介绍陈竺是一名白血病专家，在法国巴黎取得了博士学位。此外，陈竺是中国仅有的两位非共产党员身份的部长之一。在承担行政职务之际，他的研究工作还在继续。今年3月初，他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在线发表了一篇论文，报告如何用传统中医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这里，我们将有关访谈内容摘编如下。
《科学》：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而且种族呈现出多样化，贫富差距还在不断加大，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为人们提供足够的医疗保险，你肯定会面临许多挑战。你认为科学在其中的作用是什么？
陈竺：如果战略不当，即使我们的医疗保障体系覆盖到了每个人，也仍然会因为人口老龄化问题和各种慢性病问题而难以维持。发达国家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我们必须将重点放在疾病的预防上。为了保证效果，我们需要大力加强流行病研究。一方面，我们需要加强社区医疗卫生保障体制，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加强科学预防和早期介入。
中国的卫生保健政策有三大支柱：一是预防，二是以农村人口为重点，三是平等对待西医和传统中医。
《科学》：如何将传统中医的理论体系与西方医学方法结合在一起呢？
陈竺：首先，必须证明中医的临床疗效。需要在个体水平、细胞水平和分子水平上找到合适的模型。为了确定临床疗效，我鼓励从事传统中医研究的同事们组织多学科研究中心。我告诉他们，这不是专属于“西方人的实践”，这是全世界都通行的实践!
我反对这样的观点：传统中医是神圣的，是不能拿来“解剖”的。
《科学》：有些中医坚持说中医是信则灵!
陈竺：如果中医确有疗效，那么肯定是有物质基础的，肯定是基于某种机制的。
《科学》：坊间传言，你希望创建一个中国版的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
陈竺：这是我的一个梦想。也许这个体制与NIH类似，但并不完全相同。世界上有好几种不同的模式，NIH是其中非常成功的一个。
我们确实认为有必要设立专门的资助医学研究的基金渠道。这个想法已经得到高层领导的支持。中国科技部表示同意，财政部也同意了。我们目前正在筹建一个跨部门的联合委员会。
内部资助系统将主要资助一个由多家研究机构组成的联合体。我们有中国医学科学研究院、中国中医科学院以及中国科学院的部分院所，还有军事医学科学院，它们在新型传染病研究方面表现不俗。它们都在SARS疫情暴发期间发挥过重要作用。我们还需要更多地资助外部研究团队，主要是大学、医院和医学中心。除此以外，我们需要大力支持高风险性的项目。
《科学》：那么会有额外的基金支持吗？
陈竺：希望如此吧!我们已经与科技部达成协议，我们不会和科技部“抢蛋糕”的。但我们希望财政部会通过其他渠道支持我们。
《科学》：跨部门联合委员会是如何运作的？
陈竺：我们有一些初步的想法。为了鼓励公平竞争，我们不能保证这些机构中的所有团队都会得到支持。我们要选出优秀的研究中心。外部项目将主要基于从大学和医学中心的研究团队征求而来的项目建议书。但是我们必须制定申请指南。我的想法是把“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我们有时候需要“从上到下”的方式，特别是为了应对食品安全和新型传染病这类问题。
《科学》：食品安全问题现在解决得怎么样了？你满意吗？
陈竺：我还不很满意，但我认为，食品安全的总体水平在不断提高。我们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在过去几个月中，因为食品引发的疾病的案例在不断下降。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一个长期的机制。我们需要建立快速反应机制。有关监察、信息收集和发布、早期预警等方面的能力建设都非常重要。联合委员会将来就要处理这些事情，我们需要动员研究人员。因此有时我们需要那种“自上而下”的方式。
《科学》：从SARS的暴发中你们得到了哪些经验教训？
陈竺：必须在卫生保健系统树立危机管理的概念和相关体制，这就是我们得到的教训。当然了，从整体来讲，我们需要平衡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这两方面。我们国家的科学发展观理论是在SARS之后提出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SARS催生了这个概念。
《科学》：在SARS暴发期间，政府官员曾经施加压力，不让研究人员报告数据。现在这种情况有所好转吗？
陈竺：保持透明的确是至关重要的。我每天都能通过一个互联网监控系统获得全国范围内有关传染病和公共健康突发事件的报告。我们直接从各地方疾控中心获得报告，它们不需要征得当地官员的批准。
现在，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疾病报告系统。我们还要将它拓展到其他领域，包括慢性疾病。我们需要透明的政策和开放的重大疾病报告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