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2年11月广东佛山发现第一例非典型肺炎（简称SARS）患者，现在已经过去整整4年了。SARS像一阵风一样从人间蒸发了，但是，它带给中医的机遇和思考却是千载难逢的沉重，我们不应当轻易将它忘记。
笔者与SARS课题组一起，经过艰苦的努力，写成了一本50万字的《中医群英战SARS》，其中收载了大量的珍贵历史文献。著名中医专家邓铁涛先生泼墨挥毫，为本书亲笔题词：“中医药学历经突发的SARS之战后，世人开始正确认识中医”。邓老的题词非常准确，“世人开始正确认识中医”是需要契机的，SARS就是最好的契机。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哪一场传染病的流行过程，像SARS这样轨迹清晰，也没有哪一场流行病的过程中医差一点成了“缺席”者，而是几千年里独担大任。然而，中医在经历了上世纪50年代治疗乙脑，60年代治疗腺病毒肺炎，80年代治疗甲肝合并乙肝、流行性出血热等重大传染病过程中，成绩卓然的中医药，竟然在SARS初期的北京，成了难以介入的可有可无的点缀。中医学的滑落给人以深刻的思考，在“以科学战胜非典”的时候，中医学的介入居然成了没有依据的难题！时过4年，我们的思考是什么呢？我们的进步又在哪里？
首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鉴定、表彰了一批相关的课题，也表彰了有突出贡献的许多人物，制定了中医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条例，成绩是显著的。但是，在向群众广泛宣传和深入研究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应该做而没有做好。比如，叫嚣“取消中医”的张功耀先生在谈论中医药防治SARS的时候，就是利用广大群众对于中医药作用的不了解，而大肆诋毁。张功耀在《告别中医中药》中说：“对于中药医生所接触的疾病，不管是已经认识的，还是尚未认识的，他总可以用一些莫名其妙的概念术语来装腔作势地作些‘辨证’，就连SARS和AIDS那样的新型疾病，中药医生都要煞有介事地‘辨证’一番。不仅如此，它甚至能够针对所有的疾病开出药方。‘包医百病’这个成语出自中国，恐怕不是偶然的。中国医学界这种不求甚解而又装腔作势的风气是中国传统医学的一种遗患。”
张功耀不但自己攻击中医，而且引来一个“助手”—— 远在美国的王澄一起发难，在2006年9月21日的“和讯博客”专访张功耀的时候，对于中医治疗SARS的情况，张功耀让人们去看王澄的文章。王澄的文章怎么说的呢？他文章的名称叫做《中医能治非典？鬼扯！》，文章除了谈一些随机对照的常识之外，就是挑拨中医与西医之间的关系，漫骂、诋毁中医，他根本不顾世界卫生组织对于中医药作用的认真评价，也根本不承认中医学术期刊的论文报告，一切都是为了取消中医。
笔者在2005年12月2日的《中国中医药报》上发表了《SARS三周年祭》一文，认为“瘟神并没有走远”，我们必须在新的瘟疫到来之前，准备好应对的理论武器，也应当拿出力量来，重新盘点SARS过程中的收获。比如，SARS抗体在患病之后2年时还很稳定，我们应该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弄清楚非典期间服用中药进行预防的实际效果，普查人群里SARS抗体的不同分布情况。比如，广州与北京、太原，甚至与香港人群之中阴性感染SARS，中医干预程度、干预结果的对比资料。这对于将来中医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都是极为有用的数据。难道我们还要在下一次新瘟疫袭击的时候，毫无准备、仓促迎战吗？我们在回答反中医人物责难的时候，需要的是过硬的数据资料，而这需要政府的扶持、科研政策的支持。
我们期待，在SARS五周年的时候，中医界能够向中国和世界人民献上一份特殊的礼物。（原载中国中医药报作者：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曹东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