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决定着人们在考察事物的现状和前景时，需要以回顾其历史为基础。欲对中国医学现状和未来做出评述和展望的当代学者，也应该回首数千年医学在中国的历史足迹。而十分遗憾的是，不少学者对中国医学史的了解，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和广度，即使中医学的教授或从事科学哲学和科学技术史研究的专家，也未必能够例外。
迄今而言，中医学史是中国医学史最重要的内容，是中国古代医学史的核心。而近百年来，恰恰中医学的命运和前途，一直是中国学术界乃至广大社会公众所关注的国家大事，中医存废问题，几度成为学术争鸣和社会争议的焦点。中医学或被一些人高高地捧上天堂，或被另一些人重重地抛向地狱！体现了针锋相对而同属错误的两种中国医学史观，这就是厚古薄今的“中医超科学论”和崇西非中的“中医伪科学论”。
刘力红先生所作的畅销中医书《思考中医》，堪称“中医超科学论”的代表作。
刘先生为了证明中医学既不是“不具备理论结构的经验医学”，也不是“仅凭思考得出来的结果”，从而让人们认识到中医学“值得我们完全地去信受”，针对著名科学家杨振宁先生关于“传统文化中缺少了实验”的观点，将佛、道教的“内证体验”与现代科学的“实验”揉合成“内证实验”这一新异术语，创造性地提出：内证实验完全是通过自身修炼来实现的一种能力，一旦具备了这一能力，就可以自在地进行各种有别于在机体之外进行的实验；中医关于人体结构的认识，是“内证实验”的结果，“内视返观就是典型的内证实验。具备这个内证能力，经络穴位都是看得见的东西”；中医关于药物的体内代谢和功能效用的认识，也是“内证实验”的结果，《胎胪药录》就是修炼成功的人进入“胎息”状态后，“在能够进行内证实验的条件下，对药物在体内运行作用过程的一个记录”；获得内证能力的最基本条件是“心明”、是“觉”、是“格物”——远离物欲。最终得出结论：中医经典理论是靠“内证实验加上理性思考”建立起来的；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典，能够“超越时空，超越时代，超越后世”。
中医经典理论建立的基础问题，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将直接影响着人们对于中医学乃至传统文化的性质、价值、作用和生命力的总体评价。刘先生在对中医学的信仰和挚爱的驱使下，竟然完全否定了中医学的实践特征，抹煞了几千年来无数医生和患者在经验积累和理论概括方面的历史功绩，把整个中医学术体系拉向唯心主义的泥潭！所有真正懂得中医、热爱中医，而又有起码的历史常识和科学精神的人，都不可能容忍如此破坏中医学的形象，损毁中医学的声誉！
刘先生在论证了中医经典理论建立的基础之后，又对经典的学术地位和现实意义特别加以强调，认为“尽管东汉以后，中医的著述汗牛充栋，尽管这浩如烟海的著述无一不自称是来自于经典，但是，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们无法替代经典，无法超越经典，甚至有时会成为我们认识经典内涵的障碍”。经典产生的时代，是高明医生最多的时代，是中医学发展的“制高点”，之后则出现了学术的断层，并一代一代地慢慢退化。可见，呈现在刘先生笔下的中医史，绝不是什么中医发展史，而是一部中医衰败史！
就目前中医队伍的现状而言，强调学习经典的意义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刘先生宣扬“就凭一本《内经》治病”的观点未免失当；为证明经典实用价值所列举的事例也过于离奇，如根据《素问·金匮真言论》“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其味咸”、“病之在骨”、“其臭腐”的理论，指出“肾家的臭是腐，所以，凡属腐烂一类性质的病变都与肾相关”，进而解释棺木底板上长出的一种“腐臭最厉害”的东西可止骨癌之痛的道理。像这样树立学习经典的榜样，对中医经典的贬损，恐怕要在《灵素商兑》之上。
在必要的科学基础和文化土壤上产生的中医经典，是作者对先贤们实践经验和理性智慧的总结，可能达到了当时空前的高度，但仍为后世的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任何理论体系都不可能登峰造极、穷尽真理。目前强调学习经典的重要性及其在现代中医教育中的地位确有必要，但如果把经典奉为教条，并随心所欲、漫无边际地进行发挥，就有可能把指导实践的理论武器，变成宣扬个人观点的名品商标，在盲目地悠然自得之时，无情地扼杀进一步观察事实、探讨规律、总结经验、创新理论的智慧和勇气。
医巫分立是医学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而“中医超科学论”者却忽视阴阳五行在医学领域的具体含义，通过对阴阳五行的神化，夸大占卜星相、宗教玄谈与医学的联系，宣扬以先验的“形而上”体系预测疾病的预后和转归，抹煞医学与术数、医生和风水相命先生的本质区别，把中医学描绘成了驳杂芜秽的玄而又玄之学！面对这种丑化中医的描述，除学识尚浅的青年学子可能感到有趣之外，广大业内外学人将会作何感想？中医大学的教授尚且如此，还值得倾听“中医是不是科学”的争鸣中来自中医界的声音吗？
在《思考中医》的表述中，饱含着贬低其他学术体系的情结，对诵读经典之外的中医学习和研究方法也多有微词。这种倾向同样见于外国朋友，如德国的曼·波克特博士在接受《科技中国》记者专访时说：“中医是一种内容最丰富、最有条理、最有效的一种医学科学。”不同医学体系的比较研究是应当提倡的，而比较研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借他山之石，取他人之长，而不是比较出几个“最”字聊以自慰。再者，使用“最”字时还是应当谨慎些，可能在语言学的某些方面，汉语比西语有更多难以把握的分寸。（原载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王振瑞 李经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