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科学》杂志在线刊登了“特别专题”来讨论药物开发问题。该杂志总编唐纳德·肯尼迪撰文指出，如何有效发挥药物在世界健康维护体系中的作用是个需要严肃关注的问题。
药物开发不仅仅涉及科学范畴，更广泛交织了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影响。其中包括，政府和私人投入基础研究的非营利性基金，像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英国惠康基金会（WellcomeTrust）；学术领域的科学家；跨国医药公司和小的生物技术公司以及环节最末端负责审批药物的政府管理机构；税收政策、知识产权条例和其他国家政策也不可避免地触及了药物开发全过程。
从某些方面来说，美国药物开发面临的问题也折射出经济合作发展其他发达国家的处境。尽管新技术大量涌现，但是新化学实体药物（NewChemicalEntities）的出现却减缓，近年来制药公司提交的新药申请有明显减少的趋势。构建新的发现平台、进一步发展组合化学、利用新的基因组学革命成果固然前景诱人，然而却也费用昂贵，因此美国的跨国制药公司更加频繁地寻求合并、合作，以提升长远竞争力。
但很明显，有一点他们不准备去做，那就是提高药品价格。这是美国不同于其他发达国家的一个方面。美国高昂的药品费用已经引起政治上的争论。很多美国消费者选择从网上定购其他国家的药品，甚至出游到国外直接购买。
另一方面，受到艾滋病威胁的贫困国家也期盼得到经济上能够承受的艾滋病治疗药物，研发机构很难拒绝这样的期盼。虽然盖茨基金会等已经拨款援助这方面的工作，但是药价困扰依然存在。要么大制药公司降低价格，要么打破知识产权条例降低制药成本。这种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和美国消费者愿望相结合的压力，使制药公司很难再提高药品价格。他们必须面对这样的局面：新药成本攀升但收费却不能再高；渐渐地，这样的市场形势驱使制药公司远离抗生素、疫苗等，而将目标定为富裕的老年美国人的疾病。进行艾滋病等其他传染性疾病研究的努力一开始引起了重视，但是如果目前的局面不改变，这些领域的研究缺乏动力，前景将十分黯淡。
针对这种状况，有学者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一是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放松标准，因为FDA的严格审批程序有时被视为药物开发的障碍。但是FDA并没有阻碍关键步骤，而且大多数消费者并不见得支持降低审批标准。二是政府增加对基础研究与开发的支持力度，尤其是像艾滋病这种传染性疾病。这也就是原先由消费者交纳的钱改由纳税人承担。同时政府对于工业政策也会有更多干预，预料会引起一些不满。三是对FDA关于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作一些改动。但是任何改动在为普通竞争提供更多空间的同时，要保护针对性研究公司的创新动力，这一点非常困难。唐纳德·肯尼迪认为，权衡之下，可能第二种方案更可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