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电（记者杨金志 刘丹）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投资与技术促进处国别项目主任罗响指出，政府部门出台的许多红头文件，因为没有提交人大通过，都是没有法律效力。这非但不能让外资医疗产业心情安稳地进入我国，反而让其心生疑虑。
罗响表示，法律制度的缺失，已经成为中外医疗产业合作最大的障碍之一。其余五大障碍分别是：体制风险、政策风险、政治风险、管理风险和品牌风险。
罗响说，我国目前尚无一个类似《医院法》或《医疗机构管理法》的基本法律。除卫生部２００１年颁布的《医院管理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与《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外，我国还缺乏一个明确医院产权属性的国家法律或行政法规。
目前，多种产权属性的医疗机构的定义、界定、运作规范及利润分配等均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罗响表示，我国对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及与外资的合作，特别是参与并购重组等资本项下的活动时，仍然缺乏一个明确的操作规则与流程，也就是说我国还没有制定好游戏规则，这游戏就变得随心所欲，机会大风险也大。
谈到体制风险，罗响认为主要存在于国有医疗机构里。其表示，绝大多数情况下，国有医院的院长只是国有资产的运营者，其授权范围、决策权限、财务控制及发展动因等方面均不明确，导致在中外合作谈判时，搞不请谈判主体，还有漫长及敏感的请示、等待批复的过程。当与卫生局直接谈判时，又面临官僚体系、文牍主义、地方利益分割与保护等方面的问题。大多数时候，卫生局长还得给市长或书记汇报，实在是一个考验耐心的过程。
罗响指出，中外医疗产业合作面临的政策风险，首先就在于人们将医院公益性和营利性两种特性对立起来，因此对外资医院与民营医院有政策性的歧视与不公正的限制。
此外，国内医疗政策还存在不连续性与不透明性。例如，在并购重组过程中，随着员工身份的变换，应当补缴的社会医疗保险该由哪个机构承担，目前没有相关政策；国有医疗机构的土地是划拨土地，在并购重组后，该部分土地是否需要补缴出让金，如何确定出让金；如果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目前设置为非营利性，几年之后转为营利性医疗机构，其历史收入在税收方面是否存在追溯问题？
罗响说，医疗卫生服务是一个商品还是基本人权，医疗行业能否市场化运作是一直存在较多争议的问题，外资进入我国医疗市场应当重视医疗机构国有化的风险。这也就是中外医疗产业合作的政治风险。
至于品牌风险，主要是针对国内医疗机构的。品牌输出首先攻击的是市场，外来品牌在当地市场销售，挤占当地市场，压制当地名牌，获取巨额利润。这种超常的经济手段，它不仅使我们没有反抗意识，而且釜底抽薪、直接抢夺消费者，诱导他们的消费偏好，从而从根本上占据市场。长期下去，我国自有品牌生存空间令人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