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资料显示，2000年以来北京市孕产妇死亡率呈上升趋势，而流动人口中的孕产妇死亡事件增多，是北京孕产妇死亡率上升的原因之一，类似情况在其他许多地区也有发生。相当多的观点据此认为，“平价产房”可以吸引外来务工人员前来就诊，有效地防止黑诊所接生造成的伤害，所以应该多多益善。平价医疗背后所蕴含的爱心与风格应当肯定。但是，解决低收入人群就医难问题，仅靠患者与医院的“单边对话”，显然过于简单，也过于脆弱。缺乏整体机制的支撑，仅靠发扬风格和爱心，任何措施不仅难以固化长效，同时可能另生枝蔓。
将“平价”概念移植到医疗服务领域，不仅不易界定，更不易操作。“平价超市”能标榜“减至3点利”，医院却不是完全的市场行为主体，其成本计算和收益评价不同于商业机构。如果医院的收费标准是经过周密计算合理制定的，那么，降价必然意味着减少服务项目，甚至降低服务质量。平价产房取消了对产妇一些传染性疾病项目的强制检测。如果产妇表示不做这些必须检查，医生也会照常实施分娩。这样一来，容易给手术带来风险。一旦产妇患有传染性疾病，在产科医生接生的过程中，其他产妇很有可能被感染。此外，以医疗机构目前的状况而言，技术服务收费普遍低于成本，多数医院“以药养医”、“以设备养医”来维持生存，所谓“让利”空间所剩无几。于是支撑平价医疗的重担几乎完全压在国家财政投入身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平价医疗更像是一种福利措施，它的存在与利润实现无关，更多地出于人道保障的目的。目前，我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已达9400万人，预计今后10年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总量将达1.76亿，在庞大的流动人口基本医疗需求面前，这种支持能支撑多久，是否具备可复制性，答案并不乐观。
对于农民工群体而言，正规医院“收费过高”同样是个复杂的问题。除去城市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和收费虚高之外，这一群体本身收入偏低、收入消费结构失衡，以及就医习惯等因素，也影响其就医选择。目前的情况是，平价产房“将孕产妇所花医疗费用控制在1400元以下”的极限努力，较之“女孩300元，男孩400元”的接生婆价格，依然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农民工看病吃药，依然按照“小病就挺，重一些最多买点便宜药或者打几针，就诊去价格低廉的小诊所，生了大病重病，只能回老家”的传统惯性运行。收入水平是影响就医选择的基本因素，但收入差距是市场长期选择的结果，非外力作用短期所能改变。因此，以价格调整为核心的医疗补偿模式常常处于顾此失彼的窘境。事实上，解决农民工就医难的关键，关键在于个人收入与基本医疗保障脱钩，只有通过整体保障机制，让他们获得正常的医疗服务，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现实而言，专家指出，可以尝试在政府支持引导下建立过渡性的互助医疗保险制度，通过民工缴费、向社会募捐等方式形成一笔基金，解决民工的大病统筹问题，并辅以社会化的医疗救助。
农民工是医疗保障的弱势人群，也是影响城市总体健康水平的关键性因素。改善这一群体的健康状况是一项综合工程，革新传统健康观念，改变不良生活方式,改善生活工作环境，增强风险共担能力。这一切，必须在城市整体规划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和解决。与之相比，单一的价格引导或补偿，尽管易行速效，却只能是减轻伤害的权宜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