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徐雪莉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将神州大地带进了新纪元。全国上下百废待兴，国家机构的设置问题成为关键。据卫生部原中医司司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田景福介绍，当时卫生部的机构设置主要参考苏联模式，医政司下设医政处，医政处下设中医科，满打满算只有三四个人，可见当时中医药行业管理力量的薄弱。
1950年8月，卫生部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为此，毛泽东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而奋斗”。会议同时制定了“预防为主，面向工农兵，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三大方针。在政策影响、实践需要以及中医药工作者强烈呼吁的情况下，1953年5月，卫生部医政司的中医科改为中医处。
田景福告诉记者，20世纪50年代初中医药工作处于低谷，部分人对中医学有着不科学的认识，这在机构设置上就有明确的体现。当党中央发现问题后，中央文委对卫生部的工作进行了深入检查，并提交了《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其中一项重要建议就是设立中医司。
1954年11月，卫生部中医司正式成立，经历了建国初期短暂的歧视、打压风潮，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慢慢步入正轨。
此后，中国药材公司成立，中医研究院（现中医科学院）成立，成都中医学院（现成都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学院（现上海中医药大学）、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学院（现广州中医药大学）相继成立……中医药事业迎来了发展的第一个春天。
但文化大革命使中医药行业遭遇空前劫难，全国的中医医院由“文革”前的371所减少到171所，中医院校从24所撤减合并至11所，中医药人员由36万人减少到24万人。经过拨乱反正，中医药事业迎来了它发展历程中一个重要的拐点——“衡阳会议”。
1982年4月16日至22日，卫生部在湖南省衡阳市召开了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史称“衡阳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召开的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药院校建设工作会议，也是建国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会议明确提出了突出中医特色、发挥中医药优势、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根本指导方针，为中医事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1986年1月，国务院做出关于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的决定，同年7月，国务院正式下发《关于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的通知》。经过5个月的积极筹备，国家中医管理局于12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告国家中医管理局正式成立。
然而，此时中药部分尚未划归国家中医管理局管理，分割的现状给中药行业发展带来了诸多制约。为此，1988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把中药管理职能由国家医药管理局划归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并拟订了《国家医药管理局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中药管理工作的交接方案》。
至此，在党的关怀下，经历了将近40年的努力，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完成了嬗变。跟随时代发展的脚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机构进一步完善，管理职能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下设办公室（财务司）、人事教育司、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医政司、科技司、国际合作司、直属机关党委等部门，建立了一支精干、高效、有活力、有干劲的管理队伍，为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