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元成 山东省淄博市中医院
萧龙友（1870年-1960年），本名方骏，字龙友，别号“蛰蛰公”，“息园老人”，“息翁”，解放后改号为“不息翁”。他祖籍江西吉安，于1870年2月13日出生于四川雅安学署。萧龙友自幼天资聪颖，又承庭训极严，在青年时代求学于成都尊经书院期间，常以成绩优异名列前茅。童年时，由于其母长年有病，便留心于医药，他经常翻阅古医典籍，并到药店求教医药常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萧龙友的古文水平不断提高，中医理论知识不断丰富。
1892年，川中霍乱流行，省会成都日死八千人，街头一片凄凉，棺木销售一空。很多医生因惧怕传染，不敢医治。正在尊经书院求学的22岁的萧龙友挺身而出，同当地医生陈蕴生沿街巡治，用中草药进行救治，使很多病人转危为安，人称“万家生佛”。经此一事，萧龙友声誉鹊起。
清光绪23年(1897年)，萧龙友离开四川赴京朝考，获丁酉科拔贡，即以拔贡生考取南学教习，教满以知县分赴山东候补。历任嘉祥、钜野、淄博、济阳等地知县，后升知府。辛亥革命后于1914年由山东都督府奉调入京，任财政部机要秘书，农商部参事，实业债券局总办，国务院参事等职。萧龙友进入仕途后，虽在官场，却从未间断研究医学。他的视野很开阔，不仅精研中国的医学经典，而且浏览了当时翻译过来的很多西医著作，在公余之暇经常给人看病行医，颇有疗效。所以当时的内务部及主管卫生机关即聘请萧龙友为考试中医士襄校委员，并因而取得了医师资格。
萧龙友数十年宦海浮沉，自感于国于民无益，更加深了他从医的决心。1928年，民国政府南迁后，萧龙友毅然弃官行医，正式开业。医寓就设在他的住所。街门坊上挂了一块小木牌，上面亲笔写了“萧龙友医寓”五个不很大的字，木牌为酱红色底，绿色字。每天早晨患者在门房排号直接到诊室依次就诊。萧龙友看病都是亲自开方，因他的毛笔字写得非常漂亮，有不少患者把他的处方收藏起来，有的又裱起来作为书法作品。更有甚者出高价收购萧龙友的处方，一方面从处方中探讨萧龙友的医术，一方面也是为了珍视他的书法。
萧龙友曾为袁世凯、孙中山、梁启超、蒋介石、段祺瑞、吴佩孚等名流诊治。1916年5月，袁世凯病危，其长子袁克定邀请萧龙友先生入总统府为其诊断。萧大夫切脉后，断定袁的病为尿毒症，必须服药静养，但袁的次子袁克文却坚信西医。就在这不久袁世凯便逝世了。1924年，孙中山因国是大计带病北上，病情日趋严重，请了众多医生均不能断其病由。经友人介绍，请萧龙友前去为中山先生诊病。萧龙友为中山先生诊视后，断为病之根在肝，因知病已入膏肓，非汤药所能奏效，故未处方。中山先生病逝后，经病理解剖，证实了中山先生所患确系肝癌，说明萧龙友诊断无误，一时社会为之轰动。
1929年1月，梁启超先生患病便血，事前曾赴协和医院检诊。洋医诊断为肾上有病，必须手术切除。梁公放心不下，趋车前往萧府求诊于龙友先生。切脉后，萧龙友对梁公说：“阁下肾脏无病，切勿轻信洋医的话，应该慎重行事，长服所开中药便可痊愈。”正值梁启超推广西医，未听萧先生中医诊断。结果，一个肾脏被西医切除后，却发现是好的。梁启超不久病逝，死后病理解剖，发现留在体内的那个肾脏也是好的。
萧龙友医道精妙，在北京妇孺皆知，受到各阶层人士的推崇和信赖，被誉为北京四大名医之冠。时有“南有陆渊雷，北有萧龙友。”连当时北京医院的德国医学博士狄博尔对萧大夫的医术也赞誉很高。当他们遇到疑难杂症之时，也总会请教于萧龙友。1930年，萧龙友和孔伯华商议自筹资金创办了“北京国医学院”。
萧龙友有强烈的爱国心，“七七”事变后，北京沦陷。萧龙友先生不顾个人生死，拒绝为日本人看病，每每将日本人拒之门外，家人整天为他的生死捏着一把汗。自“七七”事变起，萧龙友就摘掉了“萧龙友医寓”的牌子，命号“息翁”。
新中国成立后，萧龙友年逾八旬，改号“不息翁”，重返医坛。1954年9月，萧龙友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言时提出设立中医学院，培养中医人才的建议。1956年，国家采纳了他的建议，成立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所中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