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兵 赵荣波 山东中医药大学
在孔子影响下，中国古代积渐而成的是一种“寻根文化”。这种“寻根文化”与现在所言的科学技术指向相反：科学技术的发展以淘汰前任为突出特征；“寻根文化”以理解继承前贤为最终目的。这一点也是中、西医学差异的内在根源之一。
目前很多中医研习者学习中医又嫌弃中医，西医也不精通，结果只能是徘徊在“夹缝”中混日子。这种状况不是中医理论本身有问题，而是我们在急功近利的心态下信念出了问题。“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
如果把中医学比喻为一棵树，易、老作用于中医学的是“土壤”（直接的理论渊源），而孔子儒家作用于中医学的则是“阳光和空气”，后世所做是“施肥浇水”；在中医学的研习中，不但应关注“土壤”，也应关注“阳光和空气”。
作为传统文化中的“至圣先师”，孔子的巨大影响难以言喻。这一影响对中医学的理论建构和发展同样适用。只是《周易》和老子等对中医学的影响是直接的、显性的，孔子的影响是间接的、隐性的。易、老作用于中医的是“土壤”，孔子作用于中医学的是“阳光和空气”。如果说研习《伤寒》到一定程度必读《内经》，研习《内经》到一定程度必读易、老；那么，在读易、老、医遇到“发展瓶颈”的时候必读孔子。
当前，许多中医院校“近视”地把中医经典列为选修课，即使列为必修课也注重得不够。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本末倒置”的学术状况，真正把中医学发扬光大，重读孔子就显得尤为必要。
孔、老、医之“志于道”
《素问》首篇《上古天真论》云：“其知道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故合于道。”作为医家经典，岐伯第一句话论“道”不论“病”，首先表明的是健康长寿的途径和目标：知“道”且合于“道”。这是中、西医学起点和着力点上的差异：“健康医学”还是“疾病医学”；“防患于未然”还是“渴而穿井”。此处的“道”与孔、老所言之“道”无实质差异，它们之间的关系如朱子所引佛家比喻：月印万川。即真正的月亮只有天上一个，江河湖泊中的月亮只是在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她的展现。
据《史记·老子列传》记载，孔子问礼于老子时，遭到老子的“训斥”。孔子非但不怒，反倒告诉他的学生说“老子，其犹龙邪”，足见孔子对老子所言之“道”的认同和备极推崇。孔子一方面说“志于道”（《论语·述而》以下只注篇名）、“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另一方面又“罕言性与天道”（《公冶长》），反映的只是他与老子相比“践道”的具体方式不同，并非对终极目标理解的差异。二者以相反相成的方式展现着“道”。
可是世间医者和普通百姓又有多少能真正体悟到“道”并切实践行之呢？连老子自己都认为，“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即若离；下士闻道，大笑，不笑不足以为道”。（《老子·四十章》以下只注章节）孔子显然也深刻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才会说“唯上知与下愚不移”（《阳货》）。但“中人”可以“移”，这个最大的群体是可上可下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感驱使孔子一定要把至极玄妙的“道”还原到现实生活中以教化世人。尽管孔子自己也知道这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但他还是用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热情矢志不渝地去做。就整个传统社会来看，谁才是“闻道”以后始终“勤而行之”的“上士”呢？当然非孔子莫属。从“器”的角度来看，孔子虽曾为官，也算牛刀小试，但还谈不上什么突出成就；从“道”的角度看，孔子一生的言行足以跨越时空，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道”。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如果老子的“五千言”是“归纳”，那么，直接表达孔子思想的《论语》就是“演绎”。这种哲学意义上的“归纳”和“演绎”与西方建立在形式逻辑基础上的归纳和演绎显然是不同的，但却是传统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这点在儒道为主干的传统文化格局基本成型的汉代就已经确立，中医学体系的成熟也恰在此时（《内经》和《伤寒论》的出现）。
老子归纳得出的是生成论意义上作为宇宙本原的“道”，这是中国哲学中“心向往之”的终极目标。这个“道”就是整个宇宙间最终的根据和范式——“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二十二章》）传统文化中“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表达就是最好说明。但道家“守一存真”的理念对于大部分百姓而言仍然是既抽象又显得消极。对此，孔子把“道”转化成活泼泼的又是积极向上的直白浅显的语言从而真正落到了实处。孔子的演绎在于把极度抽象的总公式（道），转化为更具体、更亲切的“分公式”，即各种各样的安身立命、为人处事、达己成人的原则——亦即“上得去，又下得来”。所以中国古代的方法论与其说是归纳和演绎，毋宁说是一种哲学上的提炼和在哲学指导下的应用。中医学一开始就处在此种方法论，而非所谓“现代科学方法论”的直接关照之下。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之于中医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微子》）”孔子一生的言行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春秋时期的动荡让许多人感到生不逢时，但孔子逆势而上，令名不期而至，更惠及华夏子孙。在中医出现困境、西医日益强势的今天，此中包含的精神对中医研习者更能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
孔子云“志于道”。尽管形而上的关怀并非孔子所长，但形而上的情怀却贯穿了孔子一生。凭借这种情怀，孔子一生虽然凄凄惶惶，颠沛流离，周游列国，到处碰壁，但他心中始终充满着温情和渴望，甚至“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虽生活困顿，经历坎坷，但孔子却高寿而终，不能不说信念、乐观和博大胸怀对身体健康所起到的调节作用可能要超过我们日常的想象。
如果没有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做基础，后世儒者的担当感和责任感是谈不上的。即使有一时的热情，也会很快在物欲的洪流中被淹没。这恰恰是许多中医研习者当前面临的尴尬——因“降其志”而最终“辱其身”。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范畴，“医乃仁术”是儒者担当感和责任感在中医学领域的具体化和落实。但日常中又有几人能够真正像孔子那样成为“上医治国”的“仁者”？就孔子积极入世的态度来看，他所讲的“仁”显然不是为了虚悬一格，不应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存在。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意思是一旦我把“仁”作为目标踏踏实实去做的时候，已经是“仁者”了。研习中医者同样如此。
目前实际状况是，很多中医研习者往往会出现“东不成，西不就”的尴尬局面：学中医却感觉到远不如西医见效既快又有市场，因而丧失信心。学习中医又嫌弃中医，西医也不精通，结果只能是徘徊在“夹缝”中混日子。在内不能实现个人抱负，体现自身价值；在外不能治病救人益于社会，甚至无力养家糊口。由此，自己蒙羞，中医亦蒙羞——目前中医的困顿就在于此。
对于这种做人做事过程中出现的内外交困的状况，孔子当头棒喝：“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这不是中医理论本身有问题，而是我们在急功近利的心态下信念出了问题，“坚持”出了问题。
如果我们始终抱着坚定的目标和谦卑的态度“继承”，而不是妄自尊大、心浮气躁的用现代各种手段“发展”，状况反而要好得多。这是目前学习中医最重要的一条。但我们在《内经》和《伤寒论》等医学经典中的确找不到如何解决自身问题的方法。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之于中医
《论语》开篇第一句话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这种安排不知是天意还是人为，但却是意味深长的。
孔子在这里首先道出的就是对待经典的态度和学习方法。在孔子的心目中，经典一旦出现就是无与伦比、难以跨越的，她已道尽天下至理，所以自己只能是“述而不作”（《述而》）。“述”谓结合己意阐述表达，“作”谓创造。尽管后世的每一次“述”实际上都是结合时代特征完成了一次再创造，但都没有离开经典的统摄。甚至研习得越深、境界越高，越能感觉到：其实经典已经把这些道理表达得相当透彻和全面了，只是原来自己理解浅薄没有体会到圣人之意而已。正是这种读“经”经验，历代“大家”才会走一条先是“六经注我”、后来“我注六经”的学术路子。“六经注我”是指引经据典表达“我”的观点；“我注六经”是指后来发现“我”的观点其实圣人已经讲过，且寓意深远，只不过点到即止。我的任务就是阐述一下让世人更容易读懂一些而已。“我的述”仅是一条途径，经典才是终点。
孔子的这种态度至少给我们两种启示：一是对待经典我们应该永远谦卑，她是仰之弥高的，忽视经典只能说明我们自己的浅薄；二是在孔子影响下中国古代积渐而成的是一种“寻根文化”。这种“寻根文化”与现在所言的科学技术指向相反：科学技术的发展以淘汰前任为突出特征；“寻根文化”以理解继承前贤为最终目的。这一点也是中、西医学差异的内在根源之一。
言简意赅、辞约义丰的经典不会一次就能读透，最初只能从字、词的基本涵义入手，这就是古代所言的“小学”，或如中医的“下工”。“小学”阶段固然是不可或缺的，但仅仅是起点。先贤最终要求我们达到“大学”，即“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大学》），也就是“达己成人”。此如中医的“上工”或“圣医”。这需要一个过程。如何把这个过程从被动的接受变为乐在其中的主动追求呢？完成“境界的跃迁”是一个关键。
这种转变完全可以通过反复地研习经典达成。
首先不能把读经典当做“啃骨头”，而是要始终抱有一种轻松的心态慢慢来。这种坚毅且和缓的态度是孔子与学生对话时言传身教体现出来的。其次是真正用“心”去读。寥寥数语的经典不在于传授给我们多少知识，而在于让我们体会到一种境界，即在“言”中知“意”，在“有形”中把握“无形”——此一点对中医学健康观、对脏腑器官的理解是有决定意义的。
如果我们真正这样做了，第一次读经可能会感觉索然，不过如此；第二次会感觉到：原来圣人的深意竟然在这里；第三次就会：原来圣人是在这么高的高度来谈这个问题的；第四次：圣人的胸怀竟如此博大；第五次：这种君临天下、惠及于人就是传统文化中的“内圣外王”之道吧……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次认识的深化和境界的跃迁都会使我们获得一种“畅于四肢”的快乐。此时不仅读经的痛苦全无，甚至感觉到“欲罢不能”了。至此，内心的愉悦足以让我们的气血畅通无阻，外在的不快也会像一粒微尘在我们能容天下的“心”中悄然滑过，不会留下任何阴影。只是这种健康不是通过杠铃等器械训练得到发达肌肉的外在“张扬”，而是目光炯炯、温文尔雅的“内敛”。
这是真正中医学意义上的健康观，是“治未病”的核心内容之一。惟其如此，“上医治未病”和“上医治国”的命题才具有可通约性。这种健康观念显然与西方有较大差异，此差异甚至可以从国画的“写意”和西洋画的“写实”中表现出来。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医的境界是“写意”，西医的操作是“写实”。
结 语
以现代认识论的三个阶段划分而言，人的认识大体可分为：感性的具体—理性—理性的具体。其中，从感性的具体到理性是一个归纳的阶段，从理性到理性的具体是演绎的阶段。老子通过对大千世界的考察中凝练出“道”是归纳。但从“道”的高度再重新回到现实人生中的第二个阶段，即演绎阶段，不是由老子完成的，而是由孔子担当的。老子虽然也有演绎，如“知白守黑”、“将欲夺之，必故予之”等智慧，但比起孔子的阳光和大气，老子的确要逊色一些。
以最高本原的“道”为参照。孔、老相比较而言，可以这样说：老子完成了“上行”，但没有“下”来；孔子既“上”去了，又“下”来了。还可以这样说，就“理论”深度而言，《老子》比《论语》要深奥得多；就“思想”深度而言，《论语》比《老子》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两千多年来，“素王”、“圣人”之名冠于孔子而不及老子就是必然的。
在中医学里，“上得去”和“下得来”同样是成就“上医”的关键。对“道”了然于胸之后，虽然对望闻问切等具体施治手段和“病灶”“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但呈现在他们心中的不再是“一块砖在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建筑材料中”，而是“一栋大楼中处在某一位置和发挥某种作用的一块砖”了。
所以，孔子的“君子不器”，反对的不是“匠心”而是“匠气”，或如马克思所言“人沦落为机器的奴隶”而出现的“异化”。对此，研习中医者不可不慎。
总之，如果把中医学比喻为一棵树，易、老作用于中医学的是“土壤”（直接的理论渊源），而孔子儒家作用于中医学的则是“阳光和空气”，后世所做是“施肥浇水”。在中医学的研习中如果只关注有形的“土壤”而忽视无形的“阳光和空气”，谬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