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洪 陆金国 广州中医药大学
近代以降，西风东渐，中医面临生死存亡之变局。中医之路，“返古”还是“维新”？“百年中医沉浮录”透过百年烟云，直指当下。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难当头，中医药界与全国人民一起，投入艰苦卓绝的抗战斗争。
中医救伤有绝活
战乱环境中，社会对医药的需求最为迫切。对中医来说，更有意义的是以医药报国。不过，与西医相比，中医能胜任战争救护吗？早在19世纪末，洋务运动派就认为西医外科技术更为优胜，军队成为最早接受西医的官方机构。1879年李鸿章在北洋部队中建立了中国自己的第一所西医院。洋务派的张之洞在《劝学篇》说：“西艺之医，最于兵有益，习武备者必宜讲求。”李鸿章1894年奏设医学堂时也说：“查西洋各国行军，以医官为最要。而救治伤科，直起沉痼，西医尤独擅专长。”似乎中医在军队战伤方面已无立足之地。
对于这一问题，中医界曾进行过客观的思考，一位中医指出：“盖自欧西文化输入我国以业，国人知识与思想为之一变，而国医亦因医理手术之落伍，及少有服务社会国家之成绩表现，致见辱于西医，见轻于政府。”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在1936年曾指出：“须知国际风云日急，如一旦国家有事，国医不能于战争之下，成立一后方医院，或战场救伤队，将我国医界份内之救国工作放弃，则不能帮忙国家，必为政府所轻视。”
幸而，传统中医在救伤方面颇有绝活。以广东为例，广东中医公会组织的救护队，曾在1930年陈济棠与张桂军之战中，担任救伤工作。救护队在广州黄沙车站等前线伤兵一运到，即为之敷药换药，为伤口消毒止痛，共救护600多人，“各伤兵无不赞服中医药救伤之超绝”。
有见于此，焦易堂寄望中医界能发挥长处，做好救护准备。他指出：“国医之伤科，如跌打、接筋、驳骨等之功效，确胜西医，惟对于绷带、器械、消毒、清洁、整齐等，不及西医。宜采长补短……深望各国医学校，迅行设立伤科班，以专造此种人材，备国家之需要。”
抗战全面爆发后，由于医护人员严重不足，政府大力吸收中医参加救护工作。在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中央国医馆应抗战需要，很快组织了中医救护医院与中医救护大队。中医救护医院由赈济委员会与中央国医馆会同设立，收容治疗前线伤兵数千人，“举凡切伤刺创擦伤裂创搔创枪创弹片创等，经本院伤科医师治疗，获效既众且捷，尚有一部分负伤官兵，于秋阳烈日之中，或受湿热之郁蒸，兼发痈疽疔疮者，为数亦颇多，皆均应用中药而臻全治”。南京陷落后，中医救护医院随政府西迁重庆，改名为中医救济医院，继续在大后方发挥作用。
各地中医参加救护队也很踊跃。上海设立了中医救伤医院和国医药界救护队，湖北成立了“国医药界战地后方服务团”，江苏计划“训练全省中医消毒、防毒、外伤、野战救护等技术，35岁以下之中医，均须受训”。在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光汉中医专门学校增设了战伤救护系列课程；广州卫生局公告“组织跌打医生北上救护团”，“由局征求市内对枪火伤救护功效素著之医生参加”，准备北上前线服务。
难苦的救护工作
由于中医救护卓有成效，得到了抗战军民的肯定。中医全方位地参与了抗战前后方的工作——
1939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后勤部会议中，湖南伤兵管理处专门提议“请各机关采用中医中药治病”；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其部队中成立了“中医治疗所”，“不惜以高的薪水和待遇”招聘中医和针灸医生；在战时广东省会韶关，1941年省临时参议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4个关于中医药的议案。其一为“请省府举行本省中医考试，以扶植中医人才，而促进卫生要政案”。其二为“提请筹设省立中医专门学校，以培养中医人才，而保民族健康案”，提出“太平洋战争爆发，西药来源断绝，为适应当前急需，拟请筹办省立中医专门学校，作育中医人才以增进国民康健”。其三为“加强本省中医审查委员会组织，严厉取缔庸医及神方，甄别中药配剂人员，以重卫生而保民命案”。其四为“创设省立国产药物制炼厂，以增抗战力量，而利国民经济建设案”。中医接受训练参与了各种社会救护工作。
1944年，重庆国民政府还出台了《中医师担任后方征属及患病官兵医疗服务办法》，要求各地中医师公会负责编组中医师服务队，对征属和官兵实行免费治疗。
除了战伤治疗，中医药对防止传染病等也有积极作用。抗战期间，由于金鸡纳树的主产区东南亚被日军占领，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奎宁缺乏来源，1939年夏，中央药物研究所在昆明设立门诊，试用云南草药白枪杆根皮粉治疗疟疾，共治疗19人，为研究新的抗疟药物打下基础。1941年四川省国医分馆编制“国医防治时疫宣传大纲”，针对霍乱、痢疾拟定中医方药，广为印发，为防疫做出了贡献。
中医药的救护实践，真正体现了中医药学的社会价值。当时报刊指出，战场受伤之将士，“倘以国医之具有根底者为之治理，则木屑竹头，亦可驳骨舒筋；青草树根，尽足还魂。堪以短促之时间，奏其神速之功效；轻微之药物，当乎宝贵之灵丹”。合理应用中医，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截肢伤残，挽救生命；而且“兵燹疾疫，相因而生，前后方之困于病、死于病者，尤踵相接”，许多疾病“若以国医之具有根底者以治疗之，则应手而愈”。所以，中医界呼吁，“为人道计，为国家计，为抗战前途计，为种族人格争生存计”，政府应该真正重视中医的作用，对中医加以提倡以振兴。
中医政策重大突破
中医救护和治疗工作的成效，为政府和社会正确认识中医赢得了转机。抗战期间，政府有关中医的政策在几个方面有了重大突破。
首先是一直困扰中医的教育合法地位得到解决。1938年1月，支持中医的陈立夫出任重庆政府教育部长，推动教育部承认中医。1938年教育部正式颁布《中医学校通则》，次年5月又公布了五年全日制《中医专科学校暂行课目时数分配表》，各科总共合计讲授1640小时，实习1932小时，临症1044小时，共计4616小时。1940年在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内还成立了一个中医教育专门委员会，负责制订中医教育的有关计划和方案。中医已正式列入教育系统。
其次，中医“医院”名称合法化。中医医疗机构曾经被禁称“医院”，通过抗战时期的努力，卫生署承认：“消毒方法及检验等知识，亦为中医应具有之技能……对各地中医医院，准其援用《管理医院规则》，予以同样之管理。至医院名称，应令冠以中医字样，以示区别。”1944年5月在重庆成立了直属卫生署的陪都中医院，这是第一间国立中医院。
第三，在法律上，争取到中西医的平等地位。1942年政府通过《医师法》，取消了原来的《西医条例》和《中医条例》，将中西医合并称为“医师”，具有同等的地位。根据《医师法》，1945年全国中医师公会在重庆成立。
抗战时期中医地位的改善，固然与重庆政府中支持中医的人士主政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中医的表现。中医界回顾指出：“由于几年战争的破坏与对外交通困难或隔断这一事实，适使一部分西医药界人士对中医药有更进一步的客观的认识。也正因为中医药在战争中重大的贡献，政府才将中医药专科学校列入教育行政系统之内……这是中医药界几年来艰苦奋斗的成果，也是各界人士对中医药界有了新的认识的反映。”国难当前，“科学”之争被暂时搁置，临床成效被置于首位，中医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