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纲目》初刻于1593年的金陵版，是迄今中外一切版本的祖本，是国之重宝，举世罕匹。对《本草纲目》最近最大规模的校勘工程，是由医史文献学家钱超尘先生领衔，温长路、赵怀舟、温武兵等四位学者，以5年多的时日、参阅古今文献61种校勘了270余万字，注释10821条，共同完成的《金陵本《本草纲目》新校正》。
孟庆云 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
在群星璀璨的中国医学史上，明代李时珍以《本草纲目》之“博”和汉代张仲景之“圣”、唐代孙思邈之“寿”并称三大名医。李时珍从35岁起，经三次改动，以30年之心力，于1578年，完成了这部被英国达尔文称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的世界名著。从18世纪到20世纪期间，《本草纲目》被全译或节译成英、法、德、俄、拉丁、日、韩等多种语言文字，再版100余次，在世界广泛流传，是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成为西方许多领域学者的研究对象。是书也以其文献价值，于2010年3月，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
《本草纲目》初刻于1593年的金陵版，是迄今中外一切版本的祖本。此次入选，正是凭仗“金陵版”的文献学价值和对它的保护传承得以实现的。金陵版是国之重宝，举世罕匹。
《本草纲目》问世以来，在现存的70余种版本中有“一袓三系”之称，继“金陵版”之后，有夏良心、张思鼎刻于江西南昌的“江西本”，钱蔚起刻于杭州的“钱本”和张绍棠刻于南昌的“张本”等三大版本系统。由于历史条件和当时科学水平的限制，翻刻校勘不精，常有讹误和不确切之处。此三个系列本易见，惟独祖本难得。国内中国中医科学院，上海图书馆各藏一部，国外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本、内阁文库、狩野文库、伊藤笃太郎四部藏本外，另有三部残本，美国国会图书馆亦有收藏。旧载德国柏林国立图书馆藏有一部，后毁于战火。
上海图书馆得以保存金陵版善本，体现了我国老一代科学家对文化遗产的重视和关怀。中国科学社于1915年10月25日在美国成立，是我国最早成立的自然科学团体，社员有蔡元培、竺可桢、茅以升、严济慈等人。该社十分重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于1929年1月在上海置地建立了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于1931年元旦正式开放。蔡元培在开幕典礼致辞中说：“此馆纪念胡明复先生，因为他是本社重要发起人，为本社牺牲极大，直至逝世日，尚勤于社务。故本社第一伟大建筑物即以纪念明复先生”。1954年，中国科学社决定将“明复图书馆”捐献给国家；1956年2月，馆名改称“上海市科学技术图书馆”；1958年4月，并入上海图书馆。善本金陵版《本草纲目》即是当年“明复图书馆”的珍藏，此书被简称为“上图本”；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藏本，是耿鉴庭先生上世纪70年代联系藏书家，征让后补足序文而成全帙者。此书被简称为“中图本”。“上图本”曾于1998年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影印成16开本，特经线装成10册出版，为读者提供了阅读之便。
当年，李时珍在撰著《本草纲目》时，主要依据宋代唐慎微所著的《证类本草》（全称为《经史证类大观本草》）为蓝本，但他援用的是明代梓刻的版本，未曾见到宋代和元代的刻本；也没见到《证类本草》刊行34年后第2次修改校订的《政和本草》（全称为《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等，以致《本草纲目》原书中就有一些错误，加之他在引用它书时经常习惯性地化裁原文，这也难免出现有失原意之处。如此看来金陵版《本草纲目》除断名标点之外，也需要予以校勘补正。
从20世纪70年代起，国内学者们对《本草纲目》一书，展开了从形式到内容具时代气息的整理。从1977年到1999年，文献学家刘衡如、刘山永父子，先后两次整理。第一次以张本为底本，第二次以“金陵版”为底本，参阅群书进行校注，以书证详细、标点准确、严谨精炼著称，其书称为“新校注本”，分别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和华复出版社刊行。又有本草学家尚志钧先生同任何先生，以“金陵版”为底本，积数十年之资料，空山独处，对金陵初本校勘歧义，注释疑难，以学蕴有素，品藻得当，索解独到见优，书在2001年，由安徽科技出版社出版，学术界称此书为“初校注”本。
对《本草纲目》最近最大规模的校勘工程，是由医史文献学家钱超尘先生领衔，温长路、赵怀舟、温武兵等四位学者共同完成的《金陵本《本草纲目》新校正》。学者们通过对金陵版《本草纲目》影印本的校注、勘误、补正、标点、索引等古文献整理工作，以5年多的时日、参阅古今文献61种校勘了270余万字，注释10821条。书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学术界称此书为《本草纲目》“新校正”本。
校勘之事，其不自言科学，但处处体现科学精神。这种精神就是考信求真，严谨务实，明辨博观，纠误证讹，力避无征，存疑补阙。“斫梓染丝，功在初化”，新校正工程之先，钱超尘教授就选定了以最早传入日本的“内阁文库本”和“上图本”的两个金陵本为底本。工作程序是先对两个底本互相校读，然后再以“江西本”、“钱本”、“张本”三个系列的优本为校本，逐字校读，以证传本之讹，惟务细密准确。校勘以识为先。参与者是医家、药家、文献学家合作，专才而博学之士。钱超尘先生是文字学家陆宗达的高足，以音韵与训诂之学称著，靠此学养，解决了许多文字上讹、夺、衍、倒的错误。当年胡适先生曾说：“校勘学的任务是要改正这些传写的错误，恢复一个文件的本来面目，或使他和原本相差最微。校勘学的工作有三个主要成分，一是发现错误，二是改正，三是证明所改不误。”以此标准品量“新校正”，不仅合格称优，而且还以李时珍当年所未见的内容，补正了其书的许多含混之处，使注文在原本之真的基础上，有原义之真。
当年，李时珍著《本草纲目》后，未曾得见书的梓行就驾鹤西去。他死后三年，是书才在金陵刊刻面世。其子李建远曾将此书献给朝廷。但是，朝廷批了“书留览，礼部知道”七个字，就把宏篇巨构搁置一边。这些事，对于这位披榛采兰、开物成务的大医，可谓遗憾。如今，不仅巨帙远传海内外，成为世界的文化遗产，又有多位逊志时敏的医药家文献家们，为之校注校正，心冥契焉！大医在九泉下得知，定会喜悦开颜。缘心者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