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洪 陆金国 广州中医药大学
近代以降，西风东渐，中医面临生死存亡之变局。中医之路，“返古”还是“维新”？“百年中医沉浮录”透过百年烟云，直指当下。
中央国医馆成立，全国中医药界备感欢欣鼓舞，认为国医可望有“出身之路”，“国药有中兴之望”了。
国医馆“科学化”
整理学术大纲
然而，人们需要明确的是，中央国医馆成立，并不意味着中医药生存的整体社会环境有根本的变化，并非意味着政府和社会对中医原有体系的真正认可。它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妥协的产物，是政府为缓解中医抗争引起的社会矛盾的对策，同时也是谭延闿、胡汉民、陈立夫等笃信中医的党国元老推动的结果。
20世纪30年代，依然是“科学”至高无上的时代，政府和学界还曾联手发起“中国科学化”运动，提倡“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在这种环境下，所谓“国医”，如何才能进一步争取政府支持和社会认同？中央国医馆的答案就是“科学化”。
怎样才叫“科学化”呢？中央国医馆成立不久，立即设立“学术整理委员会”研究这一问题。施今墨、陆渊雷、时逸人等名医均受聘为委员。不久，由陆渊雷执笔拟定的“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上交国医馆，1933年5月1日，国医馆第16次常务理事会议修正通过《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下发各地。
这份以“科学化”为宗旨的大纲，开宗明义地说明其目的是“以我国固有之医药学说，择其确有精义者，用科学方式解释之”。具体做法，则是为理想中的“科学化”国医拟定了体系纲目。按此纲目，首先，“采用近世科学方式，分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两大类”；然后，两类学科中要建立起完整的知识体系，其中包括中医原来没有的内容。
各方面对“科学化”反应不一
这份大纲公布后，有的中医直斥其为“四不像（即新、即旧、亦中、亦西）”；名医祝味菊说其中不少术语并非中医所有，“将来据此整理国医，必致引起无穷纠纷”。奇怪的是反中医的主将余云岫却肯定这份大纲。各地响应“科学化”提议的中医也有不少。其中，广东中医林昨非和谭次仲的“科学化”中医版本就很有代表性。
但是，中医与“科学”的融合并非那么容易的事，其中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置中医基本理论于何地？在提倡国医“科学化”者眼中，阴阳、五行、六气等中医概念都是“不科学”的。从科学的角度，谭次仲将中医知识划分为三类：玄理、经验与药物，“玄理为冥想哲学，自与科学实验不相容，惟药物则实物也，经验则实象也，二者自古施诸治病而有验，故必有科学之理致存。”而中医所说的“气化”等观念，“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他认为就属于“空想之谬所”。谭次仲认为中医临床上真正发挥作用的是中药，但传统中药的四性五味等理论“大都经纬之以气化生克之说，玄谬无稽”，“必取其有效之药物，加以科学实验以证明其真理，确定其效途，更提取精华以施于用”，才合乎科学。
谭次仲这种思想被后人称之为“废医存药”。当时人们受西医药理学影响，认为中药治病有效的原因应该是其中含有某种化学成分，所谓“科学化”就是要把这些成分提取出来，通过实验说明它对人的作用，以后就不需要用传统的寒热温凉等理论去解释了。但这种思路一直走不通，许多从药材中提取出的化学成分，在临床上作用并不明显，结果反而被西医用来作为否定中医的证据。脱离了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中药就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说明当时常规的科学思路并不足以完全阐明中医的科学道理。中医“科学化”运动处于尴尬境地中。
“统一病名”惹争议
在公布《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之后，中央国医馆学术整理委员会开始推进更具体的工作。
第一步是要统一中医病名。中医古代对疾病的命名没有一致的规则，名称比较杂乱。委员会认为，这些病名均与现代社会脱节，不如统一向西医病名看齐。委员会制定了《中央国医馆审定病名案凡例》和《中央国医馆审定病名录》等文件，1933年6月，由中央国医馆颁布，向各地征求意见。这些文件明确提倡采用“西医所通行之华译病名”为主，将历代医著中的病名与之一一对应，并要求将来“颁行全国医士，限日一律用此统一之名，违者处以相当惩戒，惩戒后再不从，则禁止其业医”。
如果说适当吸收西医解剖生理知识人们还能接受的话，取消中医病名肯定使中医临床无所依傍，因此这份病名方案激起的反响远远超过《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而且基本是骂声一片。
病名是与医学各方面的知识相联系的。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西医病名“肺炎”，既然是炎症，就要查明是什么病菌引起的，什么药物能杀菌……中医临床完全不是这种思路，同样的病人可能根据其最主要的症状命名为“咳嗽”或“喘证”，然后辨明是寒性还是热性，采取不同的中药来调理。这些中药不一定具有直接杀菌作用，但正像民国时东莞中医卢觉遇所言：“中医虽不知有菌，不知治菌，而治法能补助人体自然疗能，以透彻病根，排除病毒，使生理机转归于正规状态，故能收根本治愈之功。”
1933年6月25日，上海国医分馆推举秦伯未、严苍山、张赞臣、吴克潜、盛心如组成研究会，专门研究国医馆统一病名草案，3天后，诸委员均以该草案殊多窒碍，全体辞职以示抵制，并在代表上海国医分馆拟具的意见书中，提出了尖锐的疑问，这些都是直接影响到具体临床操作的疑问，击中了问题的要害。
面对强烈的反对意见，当年11月中央国医馆只得通电全国中医团体收回建议书，同时将主要撰稿人陆渊雷等免职，另聘陈无咎、随翰英、周柳亭、黄谦等组成“编审委员会”。编审委员会由陈无咎草拟内科器官系病名草案，并特聘张赞臣、余无言分别拟定内科组织系和外科病名。这三部分都以中医病名为主。修改后的草案于1934年11月公布，反应远较前次平静，获得不少赞同的声音。
通观国医“科学化”的各种主张，从积极方面说，它确实是国医馆得以成立和争取政府和社会支持的安身立命之本。但如何“科学化”，则是非常复杂的学术问题，不是单凭愿望能够达致的。而在另一面，“科学化”也并不能消弭反中医者的敌意。反中医的学者傅斯年对这种“科学化”就不以为然，他断言“国医根本没有谈科学的本钱”。
由此可见，以国医馆为代表的中医改良者向“科学”的妥协，并未换来自命“科学”的西医的青眼，相反却失去了不少中医的支持。在把握学术发展方向方面，中央国医馆陷入了彷徨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