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洪 陆金国 广州中医药大学
近代以降，西风东渐，中医面临生死存亡之变局。中医之路，“返古”还是“维新”？“百年中医沉浮录”透过百年烟云，直指当下。
如果说近代中西医的论争在学术上一直处于相持阶段的话，中医参与论争的形式则在不断更新。从最初陈定泰、朱沛文等汇通医家的个人研求，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出现结社、集会和创刊办报，中医在形式上走向近代化。这种变化，使中医在抗争政府卫生行政歧视时有了充分的力量。
在论争和抗争中走向组织化
清末准备实行立宪时，初步开放了结社、集会和办报，中医社团与报刊也应运而生，而中医社团与刊物出现的一个直接的刺激因素是与西医的竞争。传教士医师在中国传播近代医学，同时将西方医学界的组织形式带到了中国。1880年，西医在中国创办了《西医新报》，1886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教会医学联合会”，又称博医会，1887年创办《博医会报》。西医惯于以团体的方法开展活动，交流学术，发表见解。在19世纪末中西医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关注的情况下，若中医仍无所组织，各自为战，显然不利于争取社会的支持。
一般认为，近代最早建立的中医社团是上海李平书发起的医学会，于1903年9月26日正式成立。李氏在《开办医会启》中称:“沪上持业皆有会，惟医独无。……兹特先设医学会以集同志讨论，然后著医学报，编医学教科书，设医学堂，开养病院，期臻美备。”但该会维持不长。1904年周雪樵在上海创办《医学报》，次年成立中国医学会，1907年进行改组，依托《医学报》成为联络各地医会的组织，蔡小香为学会总理。规定凡有志医学，不论已未行医，均可入会。会员近300人。
这些中医社团或刊物，几乎都鲜明地宣示其对中西医的态度。如医学会的宗旨是“改良医学，博采东西国医理，发明新理新法，取集思广益之效”。而医学报刊更成为与西医论战的阵地，如《医学报》在清末组织了“肆诋中医之腐败滥觞不在东西医而在甘为东西医奴隶之医说”为题的征文活动，火药味甚浓。入民国后，余云岫发表《灵素商兑》及一系列攻击中医的文章时，中医的《医界春秋》、《医学杂志》、《三三医报》、《神州医药学报》等是与其论战的主要场所。
以社团和刊物作为改良阵地
如果说，与西医论争、为中医辩护促使中医形成群体性职业认同的外力的话，而近代化的社团和刊物的另一功用，则是改变中医界内部的交流，使传统医学从“各承家技”向“合群进化”的组织化和近代化方向发展。
结社办刊是现代常见的学术交流与研讨，但中国以前素无此种传统。中医上千年来走的是师徒授受或家庭传承的路子，以前要想获得他人的经验，除非拜入其门下——清代就有叶天士不惜隐姓埋名，连拜17位老师的传奇。晚清以来，西风渐吹，观念有所改变。中国医学会下的浦东医会简章说：“医道为神圣不可侵犯之学问。惟范围极广，非合群无以资研究，非集思无以广见闻。”
清末医学团体学术交流的主要的方式是“课艺”，所谓课艺是指习作，当时读书人准备科举考试时经常聚在一起，定题写作，互较高下，称为联课。广州医学求益社就主要采取这一形式。该社定期集会，每会均出题三道，并规定第一、二题以《神农本草》、《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五书为限，第三题自由命题。每次社员的习作，由指定的评论人阅卷，并公布评比结果。广州医学求益社自1906年创建至1912年12月，其举行过58次此种联课活动。1913年医学求益社续办，第63会有一题目为“中医以内肾主藏精，西医言另有精道；西医兼以内肾为出溺之道，中医专以膀胱为出溺之道。请详言宗旨异同论。”会员李致和的文章较为客观中肯，评点者罗熙如挥笔赞曰：“中西会通，抑扬尽致，崇议宏论，难在心平气和。鲁仲连善于排难解纷，不意医界中亦有此人物！”从这种评价可以看出社团追求客观、平和的学术取向。其他各地的团体也常有课艺，像《医学报》、《绍兴医药学报》等都经常刊登会员的联课情况。
从近代中医杂志的总体发文情况可以看出，其实传统医学以前少有交流，不见得是出于保守，往往只是缺乏相应的组织与联络渠道。当近代中医团体组织学术活动和创办刊物时，众多名医都积极参与，而不是秘守家技不肯示人。
一个中医学生社团样本
更明显地体现民国中医个人和团体权利觉醒的，恐怕是五四运动后的青年中医学生群体。我们不妨看看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的学生们。这间学校成立于1924年，是在广州和香港药业行商捐资支持下成立的，招收18岁以上青年入读。
与今天一样，一间学校里最重要的学生社团是学生会。学生会之设立，“一是联络学生之感情，交换其智识，庶于修业之余，符切磋琢磨之旨；一是集众人之思想，襄学校之不足，俾收集思广益之功”。
作为学生组织，学生会代表学生与学校交涉课程等事务。在近代环境下投身于中医学校的青年，大多数是家庭与中医药业有关系，或思想上对中医药有一定的认识的青年。但是他们完全是以发展的眼光来学习中医的。学生会刊物《广东医药杂志》的“发刊词”说：“盖吾校学生之志，固欲沟通中西成一健全之学识，非弃中而从西，实取西而补中。”当时，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提出的办学宗旨是“习中医以存中药，由中医而通西医”，但是早期西医课程不多。渴望系统掌握中西医学的学生通过学生会正式向学校提出应增加西医病理、诊断、疗治等一系列课程，而校方回答说，作为中医学校，西医课程不必太多，“使漫无限制，各科俱备，则与西医学校将何区别？”甚至说：“倘欲习西法者，则省中西医学校甚多，不必舍彼而就此也。”这种态度遭到学生会激烈反驳，指出：“我们学生所要求的，统统都是前期医学的基础所应学的，或为中医所无的，何可说为漫无限制呢？”“学生请增加西医病理、诊断、疗治三科，非请废弃中医此三科，何谓与本校宗旨不符呢？”
除了课程之争外，学生们还提出男女平等，希望学校兼收女生。当学校拒绝时，学生们在学生会刊物上批评说：“现在男女同学一事，早已不成问题了，广州市所公私之学校，都已尽行开放。”指出学校的说法实属“专制、遗民”。
在与学校的争议中，学生们有着清醒的权利意识。在他们的争取下，后来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的课程有所调整，生理、解剖、卫生、病理、西法诊断、西药概要、国文、日文等西医及其他课程均逐步开设，顺应了时代的发展。
对内如此，对外，学生会也以独立的面貌出现。在1929年反对教育部不准中医办学，要将中医学校改为传习所的斗争中，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学生会发表宣言反驳教育部说：“查中医学校之学习资格，从前固未有规定，然此正属教育部行政范围，自可制定颁发，通令全国各中医学校，明令执行。……今乃不将制度审定颁发，而遽谓其不能列入学校系统遂摈诸学制之外，何以昭示公道于社会，而平学子之心耶？”学生会甚至直接致电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蒋主席钧鉴：此次教部通令将中医学校改为传习所，催残国粹，扬西抑中，不平孰甚。恳请令行该部收回成命，以慰群情。”
近代中医的结社办刊，对内有利于交流与提高学术，以及集结力量应对西医的挑战；而对外，则意味着更经常以组织化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也越来越懂得遵循近代政治的渠道来争取和维护行业的利益。这在1929年前后的维护中医斗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