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洪 陆金国 广州中医药大学
近代以降，西风东渐，中医面临生死存亡之变局。中医之路，“返古”还是“维新”？“百年中医沉浮录”透过百年烟云，直指当下。
光绪甲午，公元1894年，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多事之秋。这一年，慈禧60大寿，颐和园加紧装点，各地忙于筹办礼品。然而最响的礼炮来自东瀛，下半年中日在朝鲜开战，继清朝陆军一败涂地之后，北洋水师又于黄海覆灭……一项研究称，战争中清军伤亡约35000人。
或许是军国大事太重要了。这一年，在广州发生了有十万人死亡的大瘟疫，却很少在官方记录里被提及。
1894年广州疫况
1894年，广州天时不正，自春天起就陆续有瘟疫病人出现。一位中医生回忆说：“今春瘟疫渐行，……三月疫气流行，触目皆是。”而西医内勒司（Niles）也在1月16日诊视了一个病人，患者高热，腹股沟部疼痛肿胀。从症状来看，正是后来确定的此次瘟疫元凶——鼠疫。
广州的疫情，当时《申报》有如下报道：
粤东保甲总局会办委员候补道陈厚斋观察籍隶皖江，宦游粤海，正当强壮之年。3月27日赴局办公，毫无疾病，回寓时沾染时疫，28日早起精神稍觉疲困，即饬人赴宪辕请假3天，藉资调养。不料陡然变症，神志昏迷，多方救治，药石无灵，延至是晚4鼓时，溘然长逝。（《申报》1894年5月16日）
某姓，家男妇八口，一日之内死至七人，祗存一女孩，不能出备棺衾，致尸骸纵横，屋内突一偷儿乘机掩入，向女孩索取银钱，女孩令代筹七人身后事，许以事后将室中所有悉数畀之，贼允之，既由市返，则女孩亦已倒毙室中，贼乃放胆搜括所有，不料未及出门，即染疫毙命。（《申报》1894年5月17日）
城厢地方瘟疫大作，两月之久仍未止息，且传染之速，尤觉日甚一日。常有宴饮之际，席未终而身已亡，谈笑之余，音尚存而魂已散。疫症出于俄顷，药石无所用之。（申报》1894年7月9日)
当时参与第一线救治的广州中医易巨荪形容全城之惨状说：“甲午岁，吾粤疫症流行，始于老城，以次传染，渐至西关，复至海边而止。起于2月，终至6月，凡疫疾初到，先死鼠，后及人，有一家而死数人者，有全家覄绝者，死人十万有奇。父不能顾子，兄不能顾弟，夫不能顾妻，哭泣之声，遍于闾里。”所称十万死亡人数为粤海关1895年报告采用。与之相印证的是一位传教士Wales统计，在阴历3～6月间，广州城中售出9万具棺木。其中虽然不是全部死于鼠疫，但当时肯定也有很多贫民无力购棺。
中医救疫显成效
在惨剧面前，首先被人们寄予希望的自然是医生。
1894年广州已经是中西医并存了。粤海关报告当时广州博济医院的规模每年接纳住院病人约2000人次，此外还有一个较大的门诊部。作为广州最有名的西医院，博济医院在瘟疫流行时负责接纳了部分从香港遣返广州的鼠疫患者。但是对于治疫也没有特效药。西医对瘟疫的治疗向来要先研究病原，鼠疫杆菌也正是在此次与广州同时发生鼠疫的香港被发现的。因此在疫病暴发之初尚缺乏认识，治疗以对症处理为主。
因此，广州城中实际治疗瘟疫的主要力量是中医。多数中医此前也未曾治疗过此病，同样需要从头开始探索。医家李钟钰记载：“予当光绪甲午年需次粤东，初见斯病。其时省垣医生鲜知其病所由来，但名曰核症，而无从考其核之所由起，或从温治，或从凉治，十死八九。”不过，中医的优点是历代有丰富的经验，而且容易在实践中出成效。很快医生们就获得了成功的经验。如几位伤寒派医家谭星缘、黎庇留、易巨荪合议本病，认为其表现与古典医著《金匮要略》中的“阴阳毒”有相似之处，于是以该书中升麻鳖甲汤主治，重用升麻，颇为成功。还有从其它渠道探索获得成绩的，例如温病派医家李朝栋取法江南杨粟山《伤寒温疫条辨》的治疗说：“今岁我粤，温疫盛行，余依法治，百不一倾。”也有医家自出机杼，如名医梁龙章，因求之古书无良法可循，于是日夜推敲历代疠疫，创立了“易数运气方论”，治疫取得成功，受聘在各善堂、医院行医，“历年存活不下十万之多”。中医的疗效也得到了西方人的认可，粤海关税务司的法来格在1894年的报告中说：“初起之时，一经染及，多不能治，故殒命者甚多，华医群皆束手。迨至将止之际，华医已经探得病源，亦能设法疗治，故痊愈者日见其多。”
在1894年之后，广东各地的鼠疫仍然经常发作，中医的治疗经验也不断成熟。新会医生梁镜泉在1894年用黄蜞吸血法配合散瘀提阳药治疗，效果一般，“惟是症初起医治无由，逼得借而用之，本非善法”。后来逐步总结经验，放弃了吸血法，单纯用中药重剂治疗，效果非常理想，经验收载于《疫核医最易》一书。而广东高州罗汝兰在吴存甫基础上也发明了新的更有效的治法，他的著作《鼠疫汇编》成为近代流传最广的中医治疗鼠疫专著。
甲午年中医在短短一两个月内就能探索出有效治法，即使算上以后不断丰富成熟的时间，也不过一二十年。相比之下，近代西医从1894年发现鼠疫杆菌到出现有效抗菌药物，大约用了四五十年的时间。所以在1894年时流行着一句话：“省港大鼠疫，中医当救星。”由此可见，传统医学的丰富经验与辨证模式，在应对新病种时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也正是为什么古代没有“非典”、禽流感等病名，而中医却能治疗的原因。只不过，中医疗效与医生的辨证能力有很大关系，不像西医技术标准化易于推广。据谭次仲记载，甲午期间用升麻等药治鼠疫，黎庇留谓治疗百人中得生还者约有七八十，谭星缘则云只有百分之六十，而其他医生，或不敢用其方法，或用而不当，总之“治验之成绩，不如黎、谭远甚”。
呼唤城市公共卫生
可是，对于传染病来说，医治其实不是最佳策略。同样在1894年遭遇鼠疫袭击的近邻城市香港，死亡人数仅有2000多人，公共卫生管制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曾经有人以省港两地死亡人数对比来证明西医优于中医，其实只能说明中国内地医疗卫生体制的落后。香港政府在一发现瘟疫之时，就采取了有力的公共卫生措施。包括集中隔离患病者，火化死者尸体，清洗发现瘟疫的区域等。这些工作，除了靠卫生人员外，还出动军队和警察来强制执行。这次鼠疫，后来促进了香港城市卫生的重大变革，使鼠疫危害逐渐消退。
而在广州，前面提到，很少看到官方关于1894年瘟疫的报告。这可能是由于官员们避免触慈禧祝寿的兴头而未上报，也可能上报了但未受重视。
广州之所以不能够像香港一样实施防疫，且不论有否防疫的意识和知识，就算有，也根本无建制可用。
以卫生而言，中医早就明白环境卫生与瘟疫的关系。吴存甫在《治鼠疫法》中提到预防措施说：“避之之法，当无事时，庭堂房屋，洒扫光明，厨房沟渠，整理洁净，房间窗户，通风透气，凡黑湿处切勿居住。闻近邻有鼠死，即要时时照察，埋鼠时掩鼻转面，勿触其气。”但在瘟疫发生时，官府能够动员的组织力量非常有限，靠衙门的差役只能洒扫监狱而已，传统体制里根本没有市政卫生建制来负责街道清洁。
甲午之疫，以残酷的形式，再次向晚清政府提出了医事管理与公共卫生改良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