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代以来，中医药发展颇多曲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多次作出关于中医工作的批示，特别是关于西医学习中医的重要批示，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一股西医学习中医的热潮，中西医结合研究应用中医药呈一时之盛，其影响绵延至今。这一批示让发展中医药在思想认识上更加明确，在政策措施上有了保障，在社会实践上得到全面推进，是那一历史时期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学习借鉴其做法和实践经验，对于当前推动落实《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医改中的作用，仍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王振瑞
毛泽东同志1958年10月11日对卫生部党组1958年9月25日《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简称“10·11”批示)，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更深刻地理解这一重要批示的精神，本文对批示的背景与影响予以简要回顾。
一、近代西医学传入，中医学面临严峻挑战，废止中医论一度甚器尘上
随着西医学的传入和发展，中国医学界呈现出中西医并存的格局，处理中西医关系问题的指导思想和方法，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医学的重要侧面。
近代西医学作为一种新的医疗方法和医学体系在中国的传播，开始是通过西方传教士和教会团体的努力而实现的。随着中国引进西学规模的不断扩大，西医学作为西方文化的组成部分逐渐受到中国官方的重视，特别是进入民国时期，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兴办西医药事业的力度，陆续在各地建立医学院校和医院，并向国外派遣了更多的留学生。传入的西医学凭借国外、国内两种力量，在中国得到较快的传播和发展。国内培养的医科毕业生和学成归国的医科留学生形成了一支新的卫生队伍，逐步占据了与传统中医学分庭抗礼的地位。
西医学术的发展和队伍的壮大，使中医学和中医界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中医学家开始思考中西医关系问题，探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统中医学的发展途径，形成了中医近代史上的“中西医汇通派”。这一学术流派的基本观点是：中医、西医虽属两种互有优劣的不同学术体系，但二者研究的客观对象都是人体的健康和疾病，因而是应该并能够相通互补的。从认识论的原理来看，人们对于同一客体的认识，往往表现出层次的和角度的不同，而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认识，只要具有同一的研究客体，就有可能在交流过程中实现真实反映客体本质这一基础上的统一，所以汇通派的主张具有合理性。
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新文化运动逐渐兴起，以阴阳五行为说理工具的中医学同其他中国传统文化一样，遭到了日益激烈的批判。一些文化名人否定中医的评述，基本上不是对中医认真研究的结论，而是为积极引进西学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矫枉过正的偏见。一些西医界人士以西医学为标准力斥中医学之“短”，甚至形成了以余云岫为代表的废止中医派，企图通过政府立法消灭中医于一旦。废止中医论的提出，是一定的教育基础所决定的错误文化观和错误科学观的体现。废止中医派的言行激起了中医界人士的愤慨和反击，一大批中医名家毅然参加抗争和论战，为维护中医药学的传承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科技界的著名学者又发起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中国科学化”运动。“中医科学化”就是在“中国科学化”运动中提出的一种改良中医的学术主张。“中医科学化”的主张虽然充分肯定了中医药学的宝贵经验，但没有强调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科学价值，因而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二、建国初期，废止中医思想回潮，中医面临“科学化”改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广大民众的健康状况和医疗水平相当低下，单靠西医或单靠中医都不可能迅速改善人民大众的医疗条件和卫生状况，相对集中于大中城市的2万西医和散在于广大农村的几十万中医必须团结起来，倾力合作，才能完成摆在医学界面前的艰巨而紧迫的任务。在毛泽东同志关怀下确定的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以及毛泽东同志为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的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明确了处理中西医关系问题的基本原则。
然而学术界废止中医思想的回潮，对具体卫生政策的制定者产生了重要影响。1949年9月，余云岫以中华医学会的名义在上海召集了一个“处理旧医座谈会”。根据座谈纪要草拟的《处理旧医实施步骤草案》，以“彻底解决旧医问题”为宗旨，提出了速即革除任何方式的产生中医的教育、9个月内必须完成现有中医的全部登记、3年内完成所有登记中医的西医化训练的主张。前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王斌发表文章，“称中医为封建医，把中医中药知识看作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应该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被消灭。这种论调得到支持，到处流传，成为有些干部实行排挤和逐步消灭中医的理论根据。”
1951年，卫生部相继发布《中医师暂行条例》、《中医师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和中医进修班的规定》，不仅极大地限制了中医执业，而且开始了改造中医使之成为“科学医”的中医进修教育，使中医学面临着不能正常传承和发展的危险。
1951年开始，各地根据卫生部的指示，纷纷建立中医进修学校和中医进修班，规定开设的课程为：“基础医学(包括解剖、生理、病理、医史、药理、细菌、寄生虫学)，预防医学(包括公共卫生、传染病学)，临床诊疗技术(包括内科、外科、急救学、针灸疗法、组织疗法)，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发展简史、新民主主义论、时事报告)等4种”。可见中医进修教育并不是“产生新中医”的教育，而是改造现有中医使之“科学化”的教育。
三、改进中医工作，成立中医研究院，举办第一届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
1953年4月开始，毛泽东同志多次对卫生部的工作提出批评和指示。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中央文委对卫生部的工作进行了深入检查，从而发现卫生部在贯彻“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方面，存在着轻视、歧视、限制中医的严重错误。
1954年毛泽东同志指出：“重视中医，学习中医，对中医加以研究整理并发扬光大，这将是我们祖国对全人类贡献中的伟大事业之一。”并特别强调：“今后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医学中医，而不是中医学西医”。1954年6月，毛泽东同志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罗致好的中医进行研究，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共同参加研究工作”。1954年7月，刘少奇同志向中央文委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对中医工作的指示，其中提到要成立较高级的研究机构，除号召有名的中医参加中医研究机构外，有技术的西医也应吸收参加进去。
1954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的社论，指出：“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研究中医学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1954年10月26日，中央文委党组呈递了《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指出：“我们的卫生部门，首先是中央卫生部，过去在对待中医问题上，确实是违背了中央的政策，掉进了宗派主义的泥坑。在医药卫生界，那种对中医中药不论有无真理一律予以排斥的粗暴的态度，正如主席所指出的，这是一种极端卑鄙的、恶劣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主席对卫生部门中的这种错误给予严厉的指责，是完全应该的”。
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建议：成立中医研究院；吸收中医参加大医院工作；扩大和改进中医的业务；改善中医的进修工作；加强对中药的产销管理；整理出版中医书籍；中华医学会应吸收中医参加，使之成为全国医学界的群众性的学术团体。《报告》强调了“改善中医进修问题”，指出：“中医进修学校，要真的担负起提高中医业务水平的任务，应以中医各科课程为主，再加一些必要的生理卫生、传染病、流行病学等基础科学知识课程和适当分量的政治课。中央卫生部应本此方针，及早制定中医进修学校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并逐步编印统一的教材”。原本以“中医科学化”为宗旨的中医进修教育从此改变了指导方针，以西医学术改造中医的教育开始向提高中医整体学术水平的教育转化。
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于1954年11月23日由中央批准执行，所提建议后来基本上得到了落实，对中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的建议，中医研究院筹备处于1954年10月成立，由鲁之俊、朱琏、何高民负责具体工作。筹备处先后接收了原卫生部直属的针灸疗法实验所、北京中医进修学校、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国医药研究所、华北中医研究所、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外科痔瘘小组和尚在筹备中的华北人民医院筹备处。中医研究院的专家队伍，除所接收单位的原有名中医岳美中、赵锡武、高凤桐、李振三、于道济、陈慎吾、王易门、赵心波、郑毓琳、朱颜、段馥亭，中药学家赵燏黄，医史学家陈邦贤、龙伯坚等之外，还有从全国各地选调的一批著名医家，其中有四川省的蒲辅周、王文鼎、冉雪峰、杜自明、王朴诚、叶心清；湖南省的郑守谦、徐季含；江西省的赵惕蒙；江苏省的钱伯煊、葛云彬、金昭文、沈仲圭、耿鉴庭；浙江省的韦文贵、谢仲墨；陕西省的黄竹斋；湖北省的杨树千、黄坚白；上海市的姚和清、时逸人、余无言、唐亮臣、朱仁康、陈苏生等。
在中医研究院筹备过程中，卫生部先后向全国各有关院校及大医院征调主治医师、高年资住院医师及高等医学院校应届毕业生，限期到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报到，参加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或跟随名老中医临诊学习。
1955年12月19日中医研究院正式宣告成立，由中医研究院创办的第一届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同时开学。隆重的典礼仪式在北京市广安门内北线阁举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为中医研究院建院亲笔题词：“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央党政领导李济深、谢觉哉、习仲勋、徐特立等到会祝贺，在京的苏联、越南医学专家也应邀参加了典礼。卫生部任命鲁之俊为中医研究院院长，并兼任党总支书记，朱琏、田润芝为副院长，彭泽民为名誉院长，萧龙友为名誉副院长。大会最后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截至1955年12月19日开学，第一届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共有来自全国的西医学员计84人(开学后有几人中途调离)。西苑医院院长苏厚润兼研究班的班主任，王慈吾任班主任，曲严敏任教研室主任，祝谌予、杨树千任教研室副主任。授课老师有著名中医秦伯未、陈苏生、陈慎吾、黄坚白、陈邦贤、赵锡武、于道济、蒲辅周、杨树千、徐季含、时逸人、钱伯煊、郑守谦、祝谌予、刘渡舟、朱仁康、哈玉民、耿鉴庭、余无言、谢仲墨、赵心波、赵金铎等。
西医学习中医是史无前例的创举，学习方法是亟待研究的课题。1955年12月21日《光明日报》社论《开展祖国医学的研究工作》明确指出：“西医学习中医学术，必须是系统地学习，全面地接受，然后加以整理和提高”。这是几十年来一直发挥着指导作用的“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十二字方针在媒体上的最早表述。1955年12月23日，《健康报》发表了社论《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重要措施——祝中医研究院成立》，对西医学习中医的方法作了进一步阐释。
西医学习中医的工作，在不断克服困难、总结经验的同时，逐渐扩大规模。1955年底到1956年初，广州、上海、武汉、成都、天津也相继成立了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有的地区还组织了6—8个月的短期离职学习班。1955年底还广泛组织了西医学习中医在职学习班。有些地区还挑选了一部分青壮年西医，拜老中医为师。通过不同形式的学习，西医学员一般都认识到了中医不仅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有独特的理论体系，中医大有可学，而且是可以学懂、学通的。
四、西医学习中医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58年6月，中国产生了第一批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一一中医研究院创办的全国第一届中医研究班毕业了!毕业典礼于1958年7月3日隆重举行，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张稼夫等领导同志为25位学习特别优秀的同学分别颁发了金奖、银奖和铜奖，金奖获得者有吕维柏、林平青、俞荣青3人；银奖获得者有张舜丞、陆天鑫等7人；铜奖获得者有15人。张稼夫主任、卫生部部长助理郭子化发表了讲话。卫生部徐运北、崔义田、伍云甫副部长以及有关局的负责同志参加了毕业典礼。
经过3年(1955-1958)的艰苦努力，西医学习中医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卫生部于1958年9月25日呈递了《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
《报告》对中医研究院创办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学员组成、课程设置、教学方式、时间安排、学习成绩和奖励等情况，作了比较具体的汇报：
“这个班于1955年12月开学，共有学员76人，年龄都在40岁以下的青壮年西医，中有党员29人，团员23人。他们的学习成绩良好。我们已将半数以上的学员分配在北京中医学院和其他医学院校，但他们目前尚集中在中医学院跟有经验的中医在一起练习教学和临床研究等工作”。
“这班的学习进程是：开始学习中医政策和辩证唯物主义，接着即学习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即用现代语言编写的《内经节要》、《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经》等讲义，说明中医的治疗规律和原则)，主要方式是听取中医老师讲课和学员自己复习。共计6个月，使全部学员都具有读中医任何医籍的能力；嗣即学习中医临证各科，此时以自学为主，结合课堂辅导和临证见习共7个月；最后临证实习1年零3个月，分散在北京、南京、苏州等地，跟有经验的中医实习，部分学员在实习时曾到农村为群众治病，效果和影响都很好。在学习基本理论结束时，每人写过一篇论文，在结束课堂学习时发过一次奖。临证实习结束时每人又写一篇论文，毕业典礼会上又发过一次奖，这次奖是由学员和老师们共同评定学习成绩和临证效果，计获一等奖3人，二等奖7人，三等奖15人。”
《报告》对研究班的总体成绩进行了总结：“76人中除有个别人较差外，一般都能掌握中医的理、法、方、药一套治病规律。他们已经不同于一般西医和中医，基本上能运用中、西两套技术进行临证、教学和研究工作。这对创造我国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医学，将起重大作用，证明党的中医政策和号召西医学习中医是完全正确的。”
《报告》肯定了针对学员曾经存在的抵触情绪和怀疑态度所做的细致思想工作的成效：学员们“逐步对中医发生兴趣，觉得越学越有内容。特别经过他们亲手以中医的学术治好了不少病人，他们亲身体会到，用中医学术治病，确有较高疗效。比如：有一黄疸患者，病势危急，西医治疗无效，后由学员李经纬用中医办法治好了”。
《报告》中唯一提到姓名的李经纬，陕西咸阳人，1955年毕业于西安医学院，同年奉调参加中医研究院主办的第一届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学习。在南京市中医院实习期间，南京市人民医院有一位胆汁淤积性肝硬化病人，用西医方法治疗无效，转请中医会诊。带教的老中医阎老师在望闻问切之后，以考验学生的口吻问李经纬：“你认为这是什么病证，应该如何治疗？”李经纬根据病人骨瘦如柴、面色黧黑、略显肿胀、睡眠欠佳、食欲不振、神疲乏力等临床表现，诊断为湿重于热的黄疸，确立祛湿清热、疏肝利胆之法，遣用疏肝、利胆、渗湿之药，佐以安神的茯神、消食的神曲等。阎老师看后颇为赞许：“可以!”遂在李经纬书写的会诊记录和处方上签了字。李经纬毕业后分配到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工作，历任医史研究室主任、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中国医史博物馆馆长、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史杂志》总编辑，学术成果累累，成为著名的医史学家。
《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总结了西医学习中医班的几点经验：第一，必须依靠党的领导，加强思想教育；第二，学习中医基础理论必须结合临证见习，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第三，离职学习时间，2年左右可以学通；第四，学员对象，以大学毕业或相当水平，具有2~3年临床经验，年龄在30岁左右，拥护中医政策的党、团员青年西医为适宜；第五，要解决中医师资和教材问题，随时改进教学方法。
《报告》建议，今后由各省、市、自治区自行规划举办同类学习班，以使更多的西医得到这种学习机会。
五、西医学习中医在全国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
《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很快被送到毛泽东同志手中。毛泽东同志于1958年10月11日在《报告》上写下了如下重要批示：
“尚昆同志：此件很好。卫生部党组的建议在最后一段，即今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此事请与徐运北同志一商，替中央写个简短的指示，将卫生部的报告转发给地方党委，请他们加以研究，遵照办理。指示中要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指示和附件发出后，可在《人民日报》发表。”
中共中央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将毛泽东同志批示的内容改写成《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的批示》：
“上海局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经验的意见很好，现在转发给你们，请你们研究执行。中国医药学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它包含着中国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和理论知识，它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必须继续努力发掘，并加以提高。我们必须组织力量认真地学习、研究，加以整理。根据中央的方针，卫生部曾经举办了少数西医离职学习中国医药学的学习班，经验证明这种办法很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凡是有条件的，都应该办一个七十人到八十人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学生的条件，应该有大学毕业水平和二、三年的临床经验，最好能有看中医书籍的中文水平。这样，在一九六O年冬或一九六一年春，全国大约就可以有二千名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请你们积极办理。”
《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的批示》，于1958年11月18日附以《中央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下发，很快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
1958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力开展西医学中医运动》的社论，对《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的批示》进行了宣传，并发出了更加强有力的号召。1958年12月3日，《健康报》发表社论《贯彻党的中医政策必须大搞群众运动》。1959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这些重要文章都对党的中医政策进行了大力宣传，对西医学习中医的群众运动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59年2月以后，西医学习中医的群众运动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多种形式的“西学中”教育，培养了一大批中西医兼通的新型人才，其中不乏毛泽东同志所期待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或“高明的理论家”。多年来他们大都奋斗在中医药科研、教学、医疗的第一线，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无私奉献，默默耕耘，为中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扩大中医药学的国际影响和传播发挥了巨大作用。(文中标题为本版编辑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