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2月7日，人们发现了特蕾西·约翰逊（Traci Johnson）的尸体。位年仅19岁的女大学生，在一家制药公司的实验室上吊自杀了。与其他自杀案不同的是，约翰逊当时正在参加抗抑郁药物的临床试验——她服用了试验中的抗抑郁药物。这家公司就是美国礼来制药公司（Eli Lilly），在他们的初期临床试验中，除了约翰逊，另外4名受试者也出现了自杀倾向。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FDA）立即作出反应，向全美医生发出警告：抗抑郁药物可能增加儿童和青少年自杀的危险。
约翰逊的死让医生们意识到，治疗儿童抑郁症并不简单，他们产生了这样的疑问：难道治疗比疾病本身还要复杂？虽然从二十多年前开始，医生就用抗抑郁药物为儿童治病，但这问题至今没有确切答案。
格雷厄姆·埃姆斯利（Graham Emslie）是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西南医学中心的精神病学家，也是最早使用抗抑郁药物为儿童治病的医生之一。在他的病人中，既有儿童，也有青少年，他们都曾患有严重的抑郁症，然而能利用的治疗方法只有一种——“谈话治疗”（talk therapy），这让埃姆斯利颇感无奈。
百忧解（prozac）等一大批抗抑郁药的出现，给了医生们另一种选择。这些药物在成年人中取得了很好的疗效，但对儿童大脑是否有影响，从未得到实验验证。面对无药可用的窘境，埃姆斯利们别无选择——给成年人服用的抗抑郁药便闯进了儿童的世界，医生们只能祈祷儿童服用这些药物会利大于弊。
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但这无法阻止抗抑郁药的“流行”：20世纪90年代，使用抗抑郁药物的儿童和青少年人数呈几何级数增长，安全隐患就此埋下。美国马里兰大学的科学家朱莉·M·齐托（Julie M.Zito）研究了儿童使用抗抑郁药物的情况后，他发现，全美18岁以下的儿童中，大约有1,500万在接受抗抑郁药物的治疗（数据来自美国保险业及公共医疗补助部门）。
自杀只是服用抗抑郁药的潜在危险之一。多个实验结果显示，百忧解类药物可能干扰儿童大脑的正常发育模式。虽然这项研究并未得到决定性证据，但用抗抑郁药治疗儿童抑郁症，很可能是饮鸩止渴。服药后，孩子的症状在短期内可能会得到缓解，但长大后会变得急躁、焦虑，并出现心理障碍。
改变大脑成形？
很多科学家赞成儿童服用百忧解等成年人的抗抑郁药物，但也有科学家坚决反对：儿童时期是大脑成形的关键时期，如果这时服用抗抑郁药物，改变了大脑成形，孩子的一生都会受到影响。
儿童和青少年到底该不该服用成年人的抗抑郁药？很多科学家的答案是肯定的。但也有少数科学家提出异议，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精神病学系的临床神经学教授阿米尔·拉兹（Amir Raz）就是其中一位。他说:“大脑在幼年时期呈指数成长，服用抗抑郁药可能影响或者改变大脑的成形，特别是在应对某些特定因素的时候，比如压力过大、情绪不稳。”
服用百忧解、西酞普兰（celexa），帕罗西汀（paxil）,佐洛夫（zoloft）等抗抑郁药，会影响儿童大脑中一种化学物质——5-羟色胺（serotonin）的浓度，而这种物质对神经信号的传导非常重要。实际上，上述药物都是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缩写为SSRI），它们能抑制5-羟色胺在突触间隙（synaptic cleft，神经元之间的间隔）的再摄取过程，提高5-羟色胺的浓度。
拉兹认为，干扰儿童大脑中的5-羟色胺不是件好事。5-羟色胺不仅是一种化学信使，也是大脑发育初期的一种生长因子。它会促进神经突触（synapse）的形成，让儿童长大后获得应对各种烦恼的能力。人体其他部位也有5-羟色胺，而且功能各不相同。在发育的关键阶段，服用影响5-羟色胺浓度的药物，可能会对大脑功能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
不久前，传统观点还认为，大脑在儿童期会迅速发育，大约12岁时成形，开始正常运作。不管发育结果是好是坏，你一生都只能依靠这个已发育成形的大脑。
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的精神病学家杰伊·吉德（Jay Giedd）说：“大学教材至今还在用这一观点教育学生。”吉德是颠覆此观点的先驱之一。他和一些科学家发现，10多岁的青少年大脑仍在发育，并不断变化和重塑，这一过程至少会持续到20多岁，甚至晚。
利用最新大脑扫描技术，吉德证实，由神经元组成的大脑灰质在青春期开始之前，就经历了一次爆炸式的细胞复制。在青少年时期，大脑“丢弃”自己不需要的神经元，“修剪”掉一部分多余的灰质。有些神经连接被强化，有些则被削弱。学钢琴的学生听觉能力可能得到加强，而在数学系学生的大脑中，这一部分就会被削弱，负责抽象数学思维的神经连接却得到了加强。这就是神经学上的“用进废退”学说（use-it-or-lose-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