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黄又名川军、将军、锦纹大黄，收载于《神农本草经》，是一味泻热毒、荡积滞、行瘀血的良药，倍受医家的青睐。据统计，汉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共有36个配伍大黄的方剂。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刘完素以治疗热病善用寒凉药而著称，他的弟子中就有一位叫“穆大黄”的，其河间学派的用药风格可见一斑。明代医家张景岳将大黄与人参、熟地、附子并称为“药中四维”，创制了40多个含大黄的复方。在中国医学史上，从宫庭医案、医家著作到民间单方，从配伍内服到炮炙外用，大黄都以其泻热通便、破积行瘀、解毒止痛的功效被医家和病患所称道，剂型有汤剂、散剂、丸剂、膏剂、洗剂等。除此之外，大黄酒、大黄茶等还是养生保健的佳品。但医界有谚语云：“大黄救人无功，人参杀人无过。”说明世人喜进温补而忌攻下的用药心理。其实，在辨证施治的前提下，妙用大黄对于一些疑难痼疾常常会有出奇制胜桴鼓相应之效。在中国古代的笔记杂著中，可读到诸多的关于大黄疗疾祛病防疫的记述，可补医学著作之缺憾。
据宋·孔平仲的《续世说》载：南北朝时的医家姚僧垣用药精当，因病因人而异颇有心得。梁武帝萧衍因发热欲服大黄，姚认为大黄乃快药，年高体弱者不宜轻用。武帝不听劝告妄服而致病情危笃。后治梁元帝萧绎的心腹疾，诸医皆请用平药。姚僧垣诊脉洪大而实，力排众议用大黄泻下，一剂即愈病，被传为医林佳话。大黄内服可疗疾祛痛，外用亦是一味良药。如研末可治黄水疮、湿疹等皮肤病；与陈石灰同炒至桃红色，研细后撒布伤口，可止创伤出血。配地榆研末油调后外敷，治疗烫火伤颇效。唐·王焘的《外台秘要》中有以大黄为主药的“九物大黄薄贴”，专门外用治疗痈疽发背。南宋·洪迈的《夷坚志·甲志》也载：“捣生大黄，调以美醋，敷疮上，非唯愈痛，亦且灭瘢。”说明用大黄治疗疮疖疔毒，既能止痛消肿又不留瘢痕。元·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中有一则与大黄有关的史料说，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从征西夏，诸将领均争掠玉帛女子，而他独取书籍数部，大黄两驮。后军中病疫，惟以大黄煎汤饮服所活军土者数万人。这是用大黄防治伤寒时疫即传染性疾病的确凿验案。清·褚人获的《坚瓠秘集》中亦有转载《宋史》中大黄疗时疫的轶事：天灾流行，人多死于疫疠，陈宜中以大黄“遍以示人”，因服大黄得生者甚众。
在中外医药文化的交流中，大黄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丝绸之路的驼峰上，既有瓷器的晶莹也有药材的芬芳，大黄经古代波斯帝国的中转运往西亚和欧洲，收入许多国家的药典。公元757年，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播中华文化，带去的药材中就有名贵的大黄。据清·赵翼的《檐曝杂记》载：当时的俄罗斯以中国的大黄为上药，病者非此不治。后有数事违约，“上命绝其互市，禁大黄，勿出口，俄罗斯遂惧而不敢生事”。由于大黄名贵一时，致使时人曾将服用大黄当作一种时尚趋之若鹜，不分体质不经辨证滥用大黄或致疾或殒命者屡见不鲜。清·姚元之的《竹叶亭杂记》载：朱阁学翰林素知医，每日熬大黄浓汁为汤。服大黄十六斤，腹泻不起。友人为之挽叹云：“大黄为厉，九泉应悔自知医。”这足以告诫后人，即使是一味良药，如果不经辨证孟浪服用，也会给健康和生命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值得今人引为鉴戒。
摘自：《中国中医药报》文/大连中医医院 原所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