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儿科名医万全与同乡胡元溪早有不和。有一年，胡的儿子4岁，患病咳嗽，请医多人，迁延8个月不愈，反增咳血。不得已方请万全诊治。万氏“以活人为心，不记宿怨”，欣然往之。诊后，认为前医一误再误，法当清金降火，润肺凉血，“非三五十剂不效。”胡元溪问：“何太迟也？”万答：“病经八月无效，公不曰迟，而以一月为迟何哉？”乃告元溪云：“请置一薄，自初服药日起，某日服某药，某日加减某药。”———怕他有疑心，告以予备笔记，逐日记录服药情况，以为凭证，胡“闻之喜”。5剂后，咳减十分之七，咳血亦止。
然而，胡元溪“终不释疑”，又请他医治之。有人对万全说，他不要你治，“尔可去矣。”万氏说：“彼只一子，非吾不能治也。吾去，彼再不复请也。误了此儿，非吾杀之，亦吾过也。”且看他医怎治，用之有理我走，如又误治，吾必阻之。“阻之不得，去未迟也。”他医用药果然有误，万全阻之，且曰：“吾为此子忧，非相妒也。”胡元溪不听，万全只好离去。行前，他抚摸着病儿说：“且少吃些，可怜疾之复作奈何！”病儿服药一小杯，咳喘复作，血来如初，病儿哭曰：“吾吃万先生药好些，爷请这人来，要毒杀我。”胡元溪至始方悔，亲自拜请万全再治。万全叹曰：“早听吾言，不有此悔。要我调治，必去嫌疑之心，专付托之任，以一月为期。”至此，专一听由万全诊治，先止血，继尔止咳，前后17天而获全愈。胡家谢之。
此案玩味再三，感慨良多。且不论万全手眼高明，妙手回春，单说本案一波三折的起伏中，他对病家的关怀体贴，可谓无微不致，难以企及。身处病家犹疑之中，能“以活人为心，不记宿怨”，坦然赴治，已显胸怀；因恐病家不安，提出记录病案，以为凭证，令其放心，再显心迹；初战告捷，又被换医，本可就此撒手离去，却说了“彼只一子，……误了此儿，非吾杀之，亦吾过也。”言真意切，令人心动。后见他医用药有误，力劝阻之，被病家否定后，实已万般无奈，然而犹劝戒病儿：“且少吃些，可怜疾之复作奈何！”殷殷体贴之情跃然纸上。
全案过程，万全的一言一行，处处倾注了对病家的关怀之情，仁爱之意，所谓一枝一叶总关情是也。这种情意，说到底，是一种人文情怀的体现，是名医身上的一种重要品格。与医术相比，它不只是医德的体现，更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境界，显露的是其人文素养、品格修行融注于专业技术后的综合表现，笔者称之为人文情怀，或曰人文精神。万全在本案的表现可谓淋漓尽致，堪称榜样，俗医一般难以达到这种境界。
在医学发展的初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原本是浑然一体的。“医乃仁术”，“医者父母心”就是证明。二者的分离是医学发展到近代出现的现象。科学精神强调尊重客观事实，尊重规律，排除主观因素的影响，以求真求实和理性为特点，因而人在其中处于何种地位，以及病人的感受，似乎退于次要位置。以至出现某些医生“见病不见人”、“爱病不爱人”的现象。现代医学技术的冷峻和客观，逐渐替代了原本与医学融为一体的亲情与仁爱，不知这算不算一种倒退？
人文精神则强调以人为本，关爱病人，生命的价值被置于神圣的地位，孙思邈所谓“人命至重，有贵千金”，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它强调尊重患者的情感和人格，富于同情心，追求人性化，它以友善、仁爱为特点，关心病人，尊重患者，注重情感的倾入，既见病也见人，人重于病。
中医传统一向讲究注重人文精神，要求医生具有深厚的人文素养，此是发扬人文精神的前提，历代名医都有精彩的论述。明·龚廷贤：“凡为医者，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乃和柔，无自妄尊，不可矫饰。”“长於吾者，以母视之；少於吾者，以女视之，不敢稍萌妄念。”这是讲了医家的修养。清喻昌：“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笃于情，则视人犹已，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这是讲了医家的情怀。后学如我辈，应该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为一体，历代名医身上都凝聚着这种思想的光芒，下面评按二三：
吴鞠通曾治郭氏，因丧夫哭泣不休，悲痛万分而病腹胀，六脉俱弦，了无胃气，气喘不能食，身体瘦弱。诊毕，吴氏认为，无情之草木，不能治有情之病，只有开导解结，使之情之畅快，方可见效。吴问，为何如此悲伤？答曰“夫死不可复生，所遗二子尚小，恐难长大成人。”吴说：“汝夫已殁，汝子已失其养。汝若再死，汝子岂不更无所赖乎？如此则不独无益于夫，而反害其子。汝应尽教子之职，不可死，亦不可病。今之病必须情志舒畅而后可愈。”妇人闻言而悟，说道：“自此以后，吾不独不哭，且不敢忧思，一味以喜乐从事，但求其生以有吾儿而己。”吴乃书解郁方，十几剂而收全功。
按：无情之草木，不能治有情之病。吴氏人情练达，点中病人心穴，劝导入情入理，此可谓治病先治人，治人先治心，心怀舒畅，投药方可见功。俗医不能解其心结，此症投药升斗恐亦无功。
吴氏另治书生鲍某，因功名不遂而发病，大狂七年，京师名医遍治无效。吴诊时，见其蓬头垢面，衣不蔽体，下身俱赤，门窗砸碎，随钉随砸，脉弦长。言语之乱，形体之羸，自不待言，家人将其手脚拷于石磨盘上。吴辨为实证，以极苦之药泻心胆之火，书胆草、黄连、二冬、生地、丹皮等，效果大显，神志稍清。吴便据其致病之由，对其劝导：“功(名)不就，只因未识文章至高之境，惟有勤奋始可至高，非人力所能强求，何怒之有？”病人俯首无辞。后用药调理，半月后神志恢复，着整衣冠，用功学习，“下科竞然高中”。
按：“京师名医遍治无效”之狂证，吴氏用药似亦未离泻心胆之火套药，却不但治愈七年顽病，而且“下科竞然高中”，高明在哪儿呢？就在于吴氏的人文关怀上。他不仅对症用药，而且善于对心开导，-句话解开胸中块垒，人文情怀在此案中可称起了决定性作用。
沪上名医张骧云(1855～1925年)，凡遇贫困病者，经常赠药赠钱，口碑载道。然而有贫困而傲者，不愿接受其馈赠，他就将钱物置于枕畔，告曰“天赐”———上天赐予你的。既或是赠钱济人，也全无居高临下之态，而有平等相待之意，保持了贫困者的面子，用心可谓良苦。
按：此“天赐”一语尽显骧云风姿与人文精神。B05
